2705号馆文选__朋友回忆

编辑与作家有不解之缘，二者常常合而为一；编辑同时又是作家 　　，作家多喜爱也善于干编辑。二、三十年代不少著名作家都办过刊物 　　，做过编辑，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他们编辑的刊物既 　　风靡文坛，影响深远，又发现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作家。编辑于文学事 　　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般，编者与作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编者离开作者，他的刊物 　　园地便会荒芜；作者离开编者，他的作品无从开花结果，便会枯萎， 　　湮没；所以编者与作者最后必成为朋友，知己。当然，这还须他们的 　　目标一致，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的需要而耕耘。 　　刊物比如百花园地，有时也可以比作战场；把编者和作者比作共 　　同战斗的指战员；这样比是确切的，编者和作者历来都是为了各种正 　　义的事业而战斗；为真理而战斗，他们的战斗阵地就是刊物。 　　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救亡的烽火煮沸了爱国志士的热血；有的 　　从戎上征，有的挥笔作战；谁都不愿偷生苟安，谁都不甘消极落后。 　　随着这种时代激流，一九三七年底我到了抗战中枢的武汉。当时四面 　　八方的作家也都汇合到武汉，并为保卫祖国作出各自的贡献。我刚刚 　　结束了《妇女文化》月刊的编务，象着了迷似的，一心想再编一个宣 　　传抗战的文艺刊物；于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同情合作下，《弹花文艺 　　》月刊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诞生。 　　《弹花》创刊的经过，我已在《漫忆写作与编辑》一文写了一些 　　，这里再谈谈过去的甘苦感受，回想过去，就会看出今天的优越性。 　　那年头编刊物不是容易的事，要巴结书店老板，还要巴结作家。私营 　　书店出版一本刊物，总是希望赚钱，赔钱生意绝不肯做。华中图书公 　　司的老板唐性天，又是北京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和他打交道还 　　较有共同语言；比如对《弹花》的创刊宗旨便能一拍即合，都主张宣 　　传抗战救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销路好；销路好，要靠名作家 　　，他认为名作家才有号召力，这等于是他的条件。至于作家的政治倾 　　向他不在乎，他表示：反正大敌当前，抗战第一，各党各派的作家， 　　除了汉奸都会是抗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弹花》的立 　　场观点，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愿望——团结抗战。 　　《弹花》是抗战后出版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华中图书公司抢先出 　　版这一刊物，是很明智的；它既适应了国家形势，广大人民的需要； 　　又恰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时。我是“文协”会员，就为《弹 　　花》组稿带来了便利，保证了一定质量，相应地销数也逐渐增加。“ 　　第二期出版不几天，两千册销尽，第三期加印至三千册。”(见《弹花 　　》第四期“编后记”)此后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刊物也多起来了。 　　陆续出版的有文协主编的《抗战文艺》，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 　　，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有了这些内容雄厚的文艺刊物，宣传 　　抗战的力量大大加强。相形之下，《弹花》就显得十分单薄。但只要 　　能起一点马前卒的作用，我也很高兴。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弹花》也本着这个原则精神进行 　　组稿。我统计了从《弹花》创刊到停刊，为她撰稿的著名作家、艺术 　　家，共有四十二位，绝大多数是属于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 　　包括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如郭沫若、老舍、应云卫、穆木天、魏猛 　　克、欧阳山、安娥、王莹、草明、罗荪、金满城、锡金、梅林、张恨 　　水、张十方、陆志庠、高龙生、赵望云、谷剑尘、朱双云、卢冀野、 　　谢冰莹、陈雨门等。不少作家、艺术家还在延安，如丁玲、左明、椰 　　子、邵子南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的作家、艺术家是国民党，如冯玉 　　祥、华林、王平陵、曹雪松等。通过这些作家、艺术家的阵容和他们 　　的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弹花》的倾向性，看出她是个忠于贯彻团结 　　抗日方针的刊物。正如老舍在《弹花》创刊号的一篇《我们携起手来 　　》的文章里说的：“伟大的是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这些中国作家， 　　散开来，我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 　　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我们也是一团精 　　兵，只要我们能迈齐了脚步，一同朝着暴日奔去，我们的势力不可侮 　　！战略如何，须待大家和和气气的商议讨论，已具有携手同行之心是 　　最可庆幸的，齐心第一，怎么‘大’第二。”又如穆木天在《调整文 　　化队伍》一文中写道：“肯定‘八一三’后文化队伍的团结，在文化 　　大军团里，我们必须有利地发挥文化部队的战斗力。我们都是知识分 　　子，都是文人，我们多年积成的习惯，还不能让我们完全把自己的个 　　人主义要素克服下去。”(见《弹花》一卷四期)也是这一光明正大的方 　　针，使我和作家、艺术家们同心同德地奋勇前进，使《弹花》得到了 　　读者们的同情爱护 。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从外来稿件中发现了优秀 　　的青年作者和作品，我曾在《弹花》二卷二期的“编后记”里满怀喜 　　悦地说：“我很快活，异于往日编后的快活。当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一 　　批外来的稿件时，我发现一般所谓‘无名’作家的那种不苟且不滥造 　　的写作精神，他们用灵活的笔致，精密的思想，写成了充实有力的作 　　品，于是我欣然毅然地采用了他们的作品，如罗鸣先生的小说《连长 　　》和烽崇先生的散文《一片血痕与一片泪迹》，以及秦光银先生的诗 　　《武汉，如今的屠场》等篇，都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佳构。”(罗鸣后 　　来成为名作家)由此证明我当时编《弹花》固然依靠名作家撰稿，也很 　　重视和采用外稿。我总觉得“名”作家也都是从“无名”作家过来的 　　，如果没有编者的发现和培植，无名作家永远成不了名！一个尽职的 　　，对文艺事业富有责任感的编者，也应该这样作。记忆中过去的编者 　　与作者之间还没有什么“关系”、“后门”风。许多老作家他们又是 　　编辑，都能热衷提携后进；鲁迅先生就经常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采用 　　无名作家的作品，或介绍给别的刊物；甚至自己拿钱为他们出书，培 　　养成了不少优秀的青年作家，象柔石、萧红、萧军等。我对此感受特 　　深。个人经验里，三十年代的女子书店、商务印书馆也很提携后进， 　　不以无名嫌弃；我在这两家书店发表和出版的作品，都是冒然投稿， 　　没有任何熟人的引荐，所以我也愿学习这种无私的作风。不过那年月 　　政治偏见和文艺派性，给编辑的影响和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即使在“ 　　抗战第一”的时代，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依然执固不化；他们对《弹花 　　》的态度不作具体分析，不从大局考虑地加以诋毁；造成我和《弹花 　　》陷入几面责难的处境。华中图书公司又因战争原故，发行网越来越 　　小，销路不佳，出了十期便不愿再出下去了。但我还要挣扎着自办， 　　这时我住在北碚，每期发稿都须冒着空袭的危险往重庆去；从编辑到 　　跑印刷所、排字房，看清样校对，全是一个人包干，吃了不少苦，受 　　了不少气。和我同客北碚的女作家方令孺，见我贫病交迫仍不动摇， 　　笑我太傻了！是的，就是这点傻劲，使我坚持又出了九期。而且最后 　　我还利用这个小小的阵地，为了一家官方《学生之友》的杂志，指责 　　青年学生所谓“思想左倾”问题，与之进行了一场论争；于是得罪官 　　方，终于《弹花》在政治威胁、经济困难的压力下，于一九四一年忍 　　痛停刊。记得郭老曾赠我一首诗，有“锦心一弹花”句，我向他摇头 　　不迭说：不是“锦心”是苦心！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酸辛之感，但 　　当时朋友们给我的同情和鼓励，也是一种安慰。 　　尽管《弹花》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并不后悔，我想，为抗日救 　　亡做一点应当做的工作，心安理得。不过限于水平，做得不好罢了。 　　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我对自己的作品都进行了自我批评，乃至一笔抹 　　杀；而独对我主编的几种刊物没有这样。因为刊物是集体产物，只要 　　编辑方针不错，我不能随便全盘否定。比如《弹花》宣传抗战，作家 　　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她，为她写出宣传抗战的文章；如果轻率地否定， 　　势必也顺手否定了作家们的作品，因为作品是刊物的具体内容；而这 　　是不恰当的。“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拿去了我保存的全份 　　《弹花》和其他我编的报、刊，他们说解放前的旧报刊都有问题，都 　　是反动的。我要求他们审查内容，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批判。这些拿去 　　的报刊迄今未还。近几年为了写回忆录，需要这些资料，我便只好上 　　图书馆借阅，但也都不全了。我重新翻阅《弹花》，觉得她的时代感 　　很鲜明，其中文章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爱国，反侵略；这不仅在 　　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今天看来也仍有一定意义，至少她完成了她的历 　　史任务。最近领导同志们还一再强调，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是 　　一个长期的任务。去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 　　反证。《弹花》发表的文章体裁多样，每期虽然篇幅不多，主要文章 　　约十五篇左右，也还包括了理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随笔、 　　杂感、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以及外国文学，木刻、漫画。不少作品的 　　质量相当高，如老舍的论文《我们携起手来》，应云卫的论文《战斗 　　的戏剧》，丁玲的论文《略谈改良主义平剧》，穆木天的论文《调整 　　文化队伍》，金满城的论文《忠于文艺、忠于抗战》，朱双云的论文 　　《平剧界的延年益寿汤》等；梅林的小说《旅行家》，张十方的小说 　　《泥棒》，欧阳山的小说《爸爸打仗去了》，草明的小说《荣誉大队 　　》，谢冰莹的小说《倭寇的暴行》，罗鸣的小说《连长》等；左明的 　　剧本《王八旦才逃》、《神枪手》，谷剑尘的剧本《紫金山下》，谢 　　冰莹的剧本《野战医院》，高尔基的剧本《伊格·布里珂夫》，罗曼 　　·罗兰的《总有一天来到》等；老舍的散文、杂感《话剧中的表情》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兔儿爷》，魏猛克的随笔《写什么好呢 　　》，王莹的散文《成长与死灭》，罗荪的散文《江上》，安娥的随笔 　　和诗《残翼》、《歌手》；冯玉祥的诗《汉奸》、《夜袭》，锡金的 　　诗《伟大的开始》，陈雨门的诗《战争》，老舍的诗《剑北篇》等； 　　邵子南的报告文学《公演“黑山白水”的意义》，刘菀苹的《村民大 　　会》；王冥的《徐州的劫运》；陆志庠的漫画《敌人往哪里去》，高 　　龙生的漫画《骄者必败》，赵望云的速写《抗战金钱板》，段<sps=?????????????????????????????????簌??箴??青的 　　木刻《袭击》等；这些文章和画幅使《弹花》在战争中起了一丁点的 　　星星之火的作用，也因此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我都愿含辛茹苦地维 　　护她。 　　转眼间《弹花》已经停刊四十二个年头了，对于这一渺小的刊物 　　，原不值得一谈；不过想到当年为她写稿的作家也相继凋谢，所剩寥 　　寥无几；想到他们对《弹花》的慷慨支援，却是感念系之！解放前作 　　家撰文多为稻粱谋，而为《弹花》撰文的朋友，不但不嫌稿费菲薄， 　　有时还分文不取，反赔上笔墨纸张。这曾使我非常不安，如今回忆起 　　来犹觉歉疚！是什么促成这种可贵的合作情谊呢？是编辑和作家的良 　　心，是他们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抗战，为了爱国！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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