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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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十年,浩劫结束十年,人们仍不无失望地,期待着那种在深
度和广度上,与“文革”的创巨痛深以及史无前例的规模相称的文学 作品。“呼唤史诗”的合理期冀,也可能由于它的“求全责备”,使 人们忽略了历史反思在当下达到的深度,即便在那些并非黄钟大吕式 的作品中,也可能已经提供了某些独特的思考。 从近年发表的有关“文革”的不多的作品中,我想提出几部写老 舍、傅雷之死的小说来讨论。它们分别是:汪曾棋的《八月骄阳》和 苏叔阳的《老舍之死》,另一篇是陈村的《死》。这一题材的若干特 殊之点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作家的自杀,在域外同样引起巨大的 震动。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杰克·伦 敦、海明威、茨威格、弗吉尼亚·伍尔芙、川端康成等等,来说明以 自杀结束生命的作家不在少数。但是,“文革”中中国作家的“高密 度”自尽依然不能不令人悚目惊心:老舍、傅雷、邓拓、吴晗、以群 、闻捷、海默、杨朔、翦伯赞……然而,在当代汉语系统中,“自杀 ”一词显然不具中性色彩。有时用“自绝于人民”来加深它的贬斥之 意,有时则用“非正常死亡”或“含冤去世”来掩饰它的不那么光彩 。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正是这类“塔布”后面蕴含了极丰富深刻的 文化心理内容。而且,由于写作家之死的也是一位作家,这就意味着 生死同行之间的一种严肃的对话,它不可避免地,就自杀在人类思想 行为各个方面的各种潜在寓意,从“人—知识分子一作家”的特殊角 度展开有益的讨论。另一方面,由于我在这里讨论的是几部“小说” 而不是一般的“文学传记”,那么,活着的作家与死去的作家之间的 对话也必然渗透到了艺术方面。人们无法抑止这么一个想法:要是“ 他本人”来写会怎样?倘若死去的作家自己也曾多次处理过同样的或 类似的题材,比如说老舍笔下的众多自杀者,那么,这些人物、场景 、细节可能从构思上帮助了我们的后来者,却从艺术上构成了某种无 法摆脱的对照或“威胁”。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从小说的 文体规范考虑,作家之间这种生死茫茫、幽明两隔的对话,具有某种 “超现实性”,显然对小说的艺术处理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不同 的处理正显示了作家对这一题材的不同理解,这理解不单是艺术上的 ,而且是渗透到了艺术里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伦理的理 解。 一、“士可杀而不可辱啊!” 大致可以把汪曾棋看作与老舍同属一代人的老作家。熟悉他的作 品的人,会认为他那简洁、平实、含蓄的笔墨似乎不太适合于探讨诸 如“作家之死”这样复杂的主题。凭他与老舍之间的交往,他的笔调 可能更宜于回忆录而不是小说。可他这一篇却确实是小说。人们以前 注意到汪曾棋的小说如何“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可是从这类 最适合于散文的题材的处理上,我们又见出了“小说毕竟是小说”的 道理。 回忆录多以第一人称出之,小说则在人称上有诸多变化。《八月 骄阳》用第三人称。其实,正如维恩·C·布斯所说:“人称的区别并 没有人们常常宣称的那么重要。”(《小说修辞学》)要紧的是叙述者 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八月骄阳》中那个隐蔽的叙述者似乎所知甚多 ,却并非全知全能,他对太平湖畔的几位“当事人”都知根知柢,而 对小说中的死者的一切,均严格由这几位当事人眼中看出,口中道出 ,此所谓“侧写”是也。通过小说这一文体规范,汪曾棋避免了与死 者直接对话,表面上“避重就轻”,骨子里“围魏救赵”,以“可见 ”表现了“不可见”,用“可说”暗示了“不可说”。说实话,正面 写老舍死前想些什么,展开一些个心理冲突,显然并非汪曾棋之所长 。那有另外的高手,别样的写法,比如福克纳写《喧嚣与骚动》里的 昆丁那样。真的人真的事,代为拟想死前的万千思绪无论如何是件吃 力不讨好的事情。汪曾棋只从太平湖公园看门人眼中平平淡淡写下如 此三段: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 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 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 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sps=?????????????????????????覃??聒??狲??榴??忨???????燄??-??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在常人泼墨如水大加铺排之处,文章高手就只是这么淡淡的几笔 ——“于无声处听惊雷”。那知了、蝴蝶、蛐蛐、油葫芦等等既是写 景衬情,也可能是某种象征,也许暗示了某个有关庄子的典故。从艺 术上讲,侧写有其便于剪裁布局的好处,然而归根结底,汪曾棋借着 这种艺术处理,着重写出了生者眼中的死者,写出了生者对死者的反 应和评价。这几位生者,是汪曾棋极为熟悉、笔下最活的市井百姓: 公园看门人张百顺(早年拉过洋车,卖过烤白薯),退休的京戏演员刘宝 利(“剧团演开了革命现代戏,台上没有他的活儿”),八十岁的前私 塾先生顾止庵(抄书,抄稿子,代写家信,“解放后,又添了一项业务 :代写检讨”)。这几位,其实也是老舍先生的笔下人。因此,活着的 作家与死去的作家通过他们共通的人物对话!老舍,经由他的《骆驼 祥子》、《龙须沟》、《茶馆》而与老百姓相通相连,这一点《八月 骄阳》写得很是精采,但更深刻的是写出了市井百姓对这位“文艺界 的头头脑脑”的死,半是理解半是隔膜的评价: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 不也有凉快的时候不?”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 啊!” 这句话原出《礼·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 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三可三不可”到后来流传最广的还是 “可杀而不可辱”。因为“劫”和“迫”虽说都有“威胁”之意,毕 竟与“亲”和“近”不构成那样“生死存亡”的对立,无非是说“大 丈夫吃软不吃硬”罢了。而“杀”与“辱”的对立却意味着“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意味着在伦理准则与生存价值之间作出选择。在一 个把伦理准则看得高于一切个体生命的文化看来,殉道殉难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基督教文化中,不经上帝的召唤而自行结束 生命是一种永不赦免的罪孽。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把自杀看作是比 谋杀还要重的罪行。佛教则认为“万物唯心”,身不过是“臭皮囊” ,由心之“迷”而生,你把这“身”杀了并不能解除轮回之苦,因为 “迷”还未破。道家“齐万物,一死生”,视生为“附赘悬疣”,死 为“决<sps=?????????????????????????????????????????????-??溃痈”,当然不在乎你是自杀还是他杀。唯有这儒家文化, 把“节烈”二字看得格外重要,讲究“得正而毙”(《礼·檀弓》), 死得其所,不辱身而死。所以,与西方人常常要为自杀者辩护正相反 ,在中国,常常要为不自杀者辩护。其中最著名的辩护词要属司马迁 的《报任安书》了(另一篇是《李陵答苏武书》,疑为后人伪作,然则 这后人也是很古的人了,伪作也是一种辩护)。何谓“辱”?这一篇里 讲得甚是清楚:“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孛被<sps=?????????????????????????驱??國? ?€>楚受辱,其 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也 就是一系列由轻而重的“罚”和“刑”。司马迁接下来写道:“传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上大夫犯了法,不是不治 罪,而是“赐自杀”,不加刑以辱之,以此“励土节”。由此可知, “士可杀而不可辱”既是某种特权,又被赋予了伦理准则的光辉—— 尽管到了后世,前者的内容逐渐被后者所吞没了。可是“文革”中对 “畏罪自杀者”的那种义愤填膺,是否有某些“便宜了那小子”的深 层心理在内呢? 在张百顺们这边想来,小老百姓的日子都能忍,处这般“爵位” 的人更值得忍。而熟悉传统文化的顾止庵却懂得“士节”的价值。这 两类看似矛盾的生活准则却同时属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是颇值猛? 味的事情。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举了那么多“忍辱负重”的例子 :周文王拘于<sps=???????????????????????-????圏???圏???蛆???消??里,孔仲尼厄于陈蔡,孙子膑脚而兵法修列,韩非囚 秦而说难孤愤……他们都是圣人或王侯将相,比“上大夫”还要“上 ”,受辱之后并没有“引决自裁”——可见我们并不能以此来判断人 之勇怯、强弱,是否有骨气和是否节烈。为什么老舍选择了屈原的路 而不是司马迁的路,仅仅停留在伦理层面是无法说清楚的,必须深入 到心理层面来探讨,而这便是“侧写”所无法胜任的了。 但《八月骄阳》毕竟还是点到了这一层。顾止庵跟张、刘二位谈 起《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特别是《茶馆》里王掌柜 的那句台词:“硬硬朗朗的,我硬硬朗朗地干什么?”刘宝利说:“ 这么个人,我看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没错!”“——我真 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 ?”顾止庵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 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此即司马迁《屈原列传》中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人常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知识分子”,这“最好”二字 意味深长,也无非“信”和“忠”而已。《八月骄阳》写乱世小民, 别无所想,但求太平:“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卖!”“还是的 。有棒子面就行。……这太平湖眼下还挺太平不是?”可转眼湖里浮 起了《骆驼祥子》作者的尸体。老舍写了一辈子但求温饱善良本分的 下民百姓,更写出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在荒唐世道里的破产。你会想到 《茶馆》里王利发自杀前的困惑:“……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 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我认为汪曾棋于此颇得老舍 先生全部作品的“神髓”。老舍本人,市劳动模范,挨打的那天出门 ,是去积极参加文革去的,投湖自杀时,带着的是自己手抄的《毛主 席诗词》@仙崴狼八氲囊磺校詈蠖伎晒榻岬侥蔷渌氏鲁鱿制? 率最高的“天问”上头:“我招谁惹谁啦?” 二、“为什么糟践中国的文化?不死,还等什么?” 与汪曾祺的“侧写”不同,苏叔阳的《老舍之死》迎难而上,直 接让死者的灵魂出来现身说法,讲述死前的所思所为。他用完全写实 的手法来处理这一“超现实”现象,费了不少笔墨来制造“现场效果 ”和“真实感”。应该说这是构思上的某种拘谨或拘泥,它妨碍了作 者与读者“遗形得神”地直接与死者对话。实际上,在这篇小说里, 生者不象《八月骄阳》里那样有自己的反应和评价,而是经由一个转 述者被动地聆听灵魂的告白。既然死者活在他的每一本书中,企图指 定读者与死者之间的特殊“灵媒”或权威解释者就是不明智的了。这 一艺术处理非但无助于证明那灵魂的告白的真实性可信性,而且更显 露了活着的作家对死者的理解和评价。 对小说中的灵魂来说,死是一个“大解脱”。下决心自己结束生 命的心理原因是一笔带过的:“头天晚上,我挨了揍回到家,就想过 与其受糟践活着,还不如死了。”告白的主要内容是这么一个问题: “死在哪里合适?”苏叔阳对老舍的生平以及北京的地理、交通下了 一番功夫,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老舍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这个地点含冤去 世。“你瞧,由这儿向西南对面看,那是我母亲的旧居;由这儿往西 北瞧,那是蓟门故里,是我父亲的坟墓。这儿在我父母长眠之地的中 间,正好是两线的交点。又僻静,又干净,湖水里又恬适,又温存, 还会给我留下个囫囵尸首,况且,这地方不会有行侠仗义的君子来挡 着我走完人生的路。全北京,全北京啊,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合适,这 么可我心意的死地呢?” 这一推断是否确凿,留得“老舍学”专家们去商榷。令我们读者 感到不太舒服的,主要是,即便是获得了解脱的灵魂,能否一边瞧着 自己湿淋淋的躯壳,一边用如此温和亲热的语调说话。这语调,显然 与小说中当时的整个历史氛围大不协调。另一方面,依小说所写,怀 着“落叶归根”愿望的老舍,由护国寺小羊圈胡同,走到了西直门(没 找着母亲去世时住的葡萄院),顺着城墙打算到蓟门故里去,在护城河 边猛地看到了太平湖——这一切都可能是在下意识推动下完成的,必 得用相应的语言文体结构来表达才会有真实感。尽管如此,小说对“ 死在哪里合适”这一问题的异常关注,却恰好触及了“自杀”主题中 最具民族独特性的一个方面。 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自愿寻死的人变成了树木,树上结 有善施巫术的鸟身女妖的巢穴,在阴森惨厉的“自杀林”中,住满了 既自我叛逆、又反抗上帝的人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类似的 专门拨给自杀者居住的所在。“落叶归根”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死亡者 的共同愿望——死作异域之鬼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是一件不幸的事 情。中国人似乎相信,死在哪儿魂就长住哪儿——祭屈原的总在汨罗 江边而不在尼罗河畔。因此,既然是自己结束生命,便有可能在地点 上作出选择。《老舍之死》以“太平湖”为焦点,无意中暗合了那个 由司马迁提出、历代聚讼不已的问题:屈原被放之后,为何不肯远游 他国,而是执着地死在自己的故土?当代屈原专家汤炳正教授说:“ 自从史迁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历代学者多论及之。……近人则多以爱 国主义说之。事实上屈原之所以不肯远游他国,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 的,但是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那就是屈原的强烈的民族感情。”(《 屈赋新探》)《老舍之死》在太平湖这个地点上,强调的正是那种经由 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并进一步把老舍之死与中国文化的 被糟践联系起来——在灵魂平静温和的告白中,爆出来仅有的一段激 越愤懑之辞: 我想不明白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要糟践文化?我到 过外国,我承认外国的文化自有高明之处,可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应当留着吗?不应当发展吗?凭什么要烧了, 毁了?我一辈子追着革命呀,为什么要骂我个里里外外不是人?人的 尊严可以随便儿地污辱,人的价值可以随便儿地践踏,这能忍受吗? 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儿?往后还怎么过?不死,还等什么?! 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并非由于推崇外国文化的“高 明”而摧残中国文化,当时对文化并不以“民族”分,而以“阶级” 分。破的是“封资修”,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颇具讽刺意 味的是用来破的那些个手段,挂黑牌、戴高帽、敲锣游街,都十足是 我们的“国粹”。人们也由衷地相信,不管毁掉的是什么,立起来的 必定是属于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的新文化。老舍在他的《断魂枪 》《老字号》《正红旗下》等作品中,都曾不无留恋地描写了“欧风 美雨”侵袭下的传统文化,却也十分清醒地道出了“东方的大梦非打 破不可”的信念。老舍不但是市民文化的杰出表现者,而且是它的深 刻而沉痛的批判者。因此,说老舍之死里有殉中国文化的成份,多少 有点勉强。 “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则是用来自“外国文化”的近代 概念,重新解释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一准则。《老舍之死》也提 到了《茶荨防锏耐跽乒瘢皇恰坝灿怖世实母墒裁础闭庖恍睦碜? 态,而是为自己扔纸钱这一悲怆的动作。更提到了《八月骄阳》未曾 提到的祁天佑:“那时候,我又象是看见了祁天佑,他在湖面上走动 ,朝我招手,朝我点头,跟我说,‘士可杀,不可辱呀’。”确实, 倘从老舍作品中找老舍之死的影子,你会首先想到《四世同堂》里的 祁天佑。他也是挨了打之后,穿上写有侮辱性字样的红字坎肩游街, 而后投护城河自杀的。查《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第五十九章 及以后的文字中,老舍并未用“士可杀而不可辱”评价祁天佑之死, 祁天佑死时也未曾想到此一格言。老舍或许不把他列入“士”的阶层 ,而是看作老实本分的生意人。真正的“士”,诗人钱默吟钱先生, 倒是受了许多的“辱”,却依然顽强地活着。我们当然不必拘泥于这 一准则的适用范围,而是要从抽象的伦理准则深入到心理层面去理解 一个人的自杀。正是在这一点上,老舍笔下的祁天佑之死是一个很好 的对照: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 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 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 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 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 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老舍写出了一个本分人的心理轰毁、人生哲学的破产,揭示出屈 辱年代中个人的悲剧与一种文化传统的悲剧,有几分悲壮,更有几分 悲凉。这从天佑死后瑞宣的反省中就可以领会到。我们没有理由从老 舍先生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向后倒退。 三、“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