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严禁赌博 　　 　　雍正初年，京师以及直省地方赌风猖獗，严重危害社会。雍正帝为之震怒，为刹住赌博之风，他接连颁发谕令，告诫官民“赌博之风，败坏品行，荡废家赀，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可悉数。”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九月，他通过内阁颁发谕旨：“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习此，必至聚集匪类，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乃向来屡申禁饬，而此风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著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悉行严禁，不许货卖，违者重治其罪。”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九月，雍正帝就此事再次下谕内外臣工：“禁止赌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此乃“正德厚生之要务，实切于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时未必即能醒悟，于是谆谆训诫，至再至三。”他命令各省地方大员，不仅要把禁赌之谕出示省会州县，还须遍传乡村庄堡偏僻之区。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三月，雍正帝又下谕强调：“赌博一事，乃应行严禁，万无可宽者。”他把禁赌与端正民风、安定社会联系起来，其谕令接二连三，或循循善诱，或厉声斥责，充分表明了他对禁赌的重视与决心。 　　 　　 　　雍正皇帝严禁乱收杂费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尤然。清世宗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奉天旧例，民人贸易如有车辆出口，需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１６钱，大车一辆收银３２钱，每年都收１，７００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出口的猪羊亦照每口０３钱收费，这一陋规沿袭已久，竟成定例。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边口地带物价腾贵。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闻奏报，雍正帝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出口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甚属可嘉”。在许多地方，官员规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但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民人，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其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行裁革。 　　 　　 　　雍正皇帝严禁婚丧奢靡 　　 　　雍正帝常常训诫臣工：“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俭黜奢的内容之一。 　　 　　　　据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的一份奏报，直省各有浇风陋习，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名曰聘礼，实系纳财。多者二三百金不等，少者四五十两为率。此在士夫之家犹措置之匪易，况乃庶民之辈。”为此，一些民人“或称贷出息，囊橐为之尽空，或卖舍鬻田，产业为之荡费，或男家措办无力，鳏旷终身，或女家迁延日久，架词骗告，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向日正的奏折反映了当时婚事大操大办的民风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这自然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 　　 　　　　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勿尚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命朝中九卿为满汉官员和兵民制定了婚嫁礼仪，各有礼数，“毋得僭妄”。接着，又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１０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４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６盏灯、１２个吹鼓手，庶民限４盏灯、８名鼓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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