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八月初二日，军机处《早事》中记载：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硫、林旭、军机。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国还宫。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滤各有其原因，召见军机是每日的公事，而召见林旭，却是一政治异常现象。同时，军机处也得到了正式的通知，第二天将按原计划由颐和园还宫。也就是说，虽有异常，但非严重。如果当时出现了重大事件，就不会有此回宫时间的确认。……而军机处《上谕档》中由内阁发下了一道明发上谕，却表现出极为异常的现象：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这一道谕旨，正如一些研究先进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发给康有为的，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从谕旨中透露，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有过一场交锋，其中的关键是康有为，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此事因何而起，我个人以为，仍是慈禧太后对"懋勤殿"之类议政机构的反应。…… 　　 从上引谕旨来看，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清楚，从而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光绪帝此处是不诚实的。……可以确认，光绪帝知道康有为尚未离京。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抗，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有一次。根据当时的谣言，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看来慈禧太后也听到了一些谣言，由此而质问光绪帝。光绪帝不敢当面为自己辩解，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使用了"毋得迁延观望"的严厉词句，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 　　 我个人以为，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让康有为离京，是因其已经觉察到康对光绪帝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此最为警惕。她坚定地认为，能够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只能是她本人；此外的一切，都应当除掉，就如先前放逐翁同龢一样。然而，赶走康有为，似乎又在表明，慈禧太后反应是有限的，她只是加强了对光绪帝的控制，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类的"清君侧"，恢复和巩固其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似还没有考虑自己立即走上前台。其中明显的证据是前引军机处《早事》，"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据康有为称，林旭带下了光绪帝的密诏，此即康有为所称的第二道密诏。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康此处必有篡改；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据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小注，称第二道密诏是由林旭传来的口诏，康有为据此伪造；汤志钧先生1985年论文，考证了第二道密诏的版本，认为确有第二次密诏，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新闻报》所刊为其最初的版本，康有为有所改窜；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放弃了口谕的说法，而是采用了汤志钧刊布的《新闻报》该诏言词。 　　 以上各位研究先进，所据资料大体可录于下：(1)王照称："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2)梁启超称："先生于八月初二日奉朱谕命出京，初四日复由林暾谷京卿传口诏促行，初五日遂行。"(3)粱启超又称："先生当国变将作时，曾两次奉朱笔密诏……第二次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两诏启超皆获恭读……其第二诏末数语云：尔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在第一条材料中，王照承认有第二诏，但对其内容仅认定了"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而"以待他日再用"六字是该日明发谕旨中所没有的。在第二条材料中，梁启超提到了口诏，也提到了八月初二日的朱谕。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上引该日明发上谕看待，那么就没有密诏，而只是口诏；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第二次密诏，那么，除了第二次密诏，还另有口语。光绪帝初四日并未召见林旭，若有口诏，也只能是初二日对林旭所言。在第三条材料中，梁启超称其亲见第二诏，十分委婉地否认康所称"出外求救"等语，但称有"共兴大业"一语，汤先生的论文对此表示了疑问，黄先生的著作更是指出，此语与光绪帝的身份不合，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 　　 由此，我以为，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也有可能并无密诏下发，只是让林旭传达他的口谕；如果光绪帝真有第二道密诏，也不能相信梁启超的说法，只能认定王照所称的"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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