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荣辱话中堂.之三】 　　 　　出尘 　　 　　 　　 　　既然谈到甲午战争，就不能不谈谈戊戌变法和维新派。很多人分不清洋务与维新的区别，当然，我们后世之人分不清也还倒罢了，顶多也就是在书写文章时闹点笑话。但最关键的两个主要当事人光绪与翁同龢分不清，那可就是个大大的麻烦了。洋务运动的概念没什么复杂的，其实换成现代版本就是“军事现代化建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等等一类的，当然，学习国际外交的游戏规则也是很关键的；而维新则不同，维新不仅仅要求在经济、军事、科技上向西方学习，更要求政治改革，说白了就是推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进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唉！回眸百年，与今昔何其相似啊！ 　　 　　李鸿章的洋务派只追求在军事、科技、外交上西化，并未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以翁为首的清流文臣们在甲午惨败后也看到了中国与列强的差距，知道四书五经、八股制艺已经扛不住这个国家了，这便是他初期推动维新运动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维新能富国强兵，振兴国家，避免亡国的厄运。但是康、梁的维新变法除了这条外，最重要的目的是实行西方君主立宪、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便是康、梁与翁的分歧所在。 　　 　　不论是李鸿章还是翁同龢，二人虽然走不到一起，但是在希望国家富强这点上，倒是一致的。只是翁同龢眼中的维新，并不包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他的初衷，旨在建设一个“有大清国特色的现代化封建主义国家。” 　　 　　说到变法维新，就不能只提男人，有一个女子在其中也很起作用，那便是他他拉.珍，也就是光绪爷的妃子珍妃了。珍妃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其实晚清民初几乎每个人物都是倍受争议、毁誉参半）。珍妃之死，通常说法是她因为“干预朝政”，支持光绪变法而获罪致死；然野史中亦有说法，认为珍妃是因为贪收贿赂、滥提亲信而获罪致死。这种说法很长时期内也流传颇广，这里要为她正正名。 　　 　　据说翁同龢的诗文书画造诣颇高，书法自成一家，不过大凡士大夫好像在这些方面都有两把刷子，才子也不独翁，他的墨宝没在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影响。倒是他的日记，成了后人研究晚清历史时必参的史料，作为许多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当事人，这第一手资料的历史价值极高。他他拉.珍的冤屈也得靠这本日记来澄清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有篇记曰：“朕钦奉……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思眷，存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借为夤缘蒙蔽之阶，串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这里的瑾、珍二妃便光绪爷屋里的两个妹姐花了（另一说瑾妃是珍妃的堂姐），翁日记中所述的也只是慈禧对二妃小施薄惩而已，二妃获罪的的原因便是“干预朝政”。此时也是帝、后党争矛盾最激烈之时。清流主战派人士所依靠的，就是光绪帝与翁同龢，而珍、瑾二妃当时也有光绪的左右膀之称，清流人士中的主力人物如文廷式、志锐等人就常借着二妃的关系获得内宫的情报消息（志锐是二妃的兄长，也就是国舅爷了）。在二妃获罪后文廷式甚至暴跳如雷，立即上书猛劾慈禧太后的近臣孙毓汶以示报复。由此可见，如果珍妃在其它地方有举措失当之处，依老佛爷的性子，本来就欲加之罪了，断不至于舍之不用。 　　 　　在光绪与维新派的兵谏失败后，光绪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珍妃也被打入冷宫，直至八国联军逼进北京，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慈禧在处理她的女同胞时可是从不手软，是以在临行前，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处死。 　　 　　据当年曾做过慈禧侍女的德龄女士于《瀛台泣血记》所述，慈禧对光绪意图对她“不轨”非常伤心恼火，但又不能杀死皇帝。由于珍妃与清流人士及维新派关系密切，又深得光绪宠爱，有吹枕头之嫌，以至于迁怒珍妃，最终在逃亡前对珍妃下了毒手。按德龄的说法，珍妃容貌甚美，人缘甚好，非常得宫中人喜欢，而她的姐姐瑾妃其貌不扬（可能这位妃子在宫中大大得罪过德龄女士），脸型扁平，在宫里有个外号叫“月饼”，且脾气爆燥，醋心甚重，很不讨皇帝喜欢……………打住，打住，到此为止，写晚清的东西就是这样，笔锋稍不留神就写成了清宫秘史了。 　　 　　一个是两朝帝师，一个是太后侍女，翁、德都是珍妃的熟人，二人的叙述足以为他他拉.珍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奇女子洗尽冤屈了。 　　 　　当里咯当，闲言碎语不多讲，单表表那两朝帝师翁同龢，此公生于公元1830年，卒于1904年，字叔平，又字声甫，晚号松禅、瓶斋居士。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卒谥文恭。至于翁帝师的祖宗三代功名，倒也知道，不过与本文无关，就恕不赘述了。 　　 　　关于翁同龢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近来颇受质疑。不过不管怎么说，讲到维新，就不能不与翁有关，康、梁二人正是翁同龢引见给光绪帝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虽然很大，但是以正常渠道，要想见到皇帝的面是很困难的，甚至连上书都很难到达皇帝手中，二人几次上书都被工部拦下。不过还是有一次让光绪看到了，看后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甚为欣赏，但依清廷祖例，皇帝不可接见四品以下的小官员，光绪不能直接召见康有为等人，只能让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大臣去找康有为代为问传。 　　 　　而翁同龢在此便扮演了一个在光绪皇帝与康、梁维新派之间穿针引线的角色。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打击了政敌的同时，同样也震撼了他，使他也产生了“西法不能不用”的思想，虽然在官场上他与李鸿章还是死对头，但在思想上已经向洋务派靠拢了，于是乎便“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当他在看了康有为闹的“公车上书”后，对康的变法图强的主张极为欣赏。当时他这个皇帝的老师、朝中一品大员能放下架子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也确实有点礼贤下士的风范。并且在他的帮助下，康有为的著作《日本变法纪》，《泰西新政摘要》、《各国振兴记》、《俄大彼得变政记》等宣扬维新变法的书籍方能到达光绪手中，使光绪帝读后“龙颜大悦”，最终得以与康见面，并下定决心变法维新。 　　 　　当然，翁同龢的身份，也并非全无可疑之处。翁的两朝帝师之誉，便是指他先后为同治、光绪的师傅。能做到为两任帝师，也可见西太后对他的信任有加了。其实他原本就是慈禧的亲信，有人评价其与太后于大节上意见还是相同的，让他做光绪的老师，本就有监控之嫌。然而事非绝对，俗语云：“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光绪亲政后，翁的权势也渐渐澎胀了起来，于朝中招揽一帮腐儒，组成清流党。清流人士主战，也正是当时中国外交强硬，最终促成甲午战争的根源所在，而慈禧太后是主和的。到了后期，因为翁同龢倾向于维新，清流派又分化为了守旧派与维新派，但仍以翁的势力为大，光绪帝的种种决策无不与翁有关，由此也可见，后来的帝、后之争，与翁同龢是不无干系的。所以轻率否定翁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也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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