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那段历史，记住引爆东方巨响的科学家们。 　　 　　　　1958年初秋的一天，人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走进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这是他人生的重要一步，从此，他的事业和生命与铸造共和国和平核盾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胡思得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这个院建院是58年。56年我们刚分配，当时这是二机部的九局，我们那时就来这里报到。报到的时候邓稼先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连他自己，我们又有三个人以他那里报到。所以那时候最早只有六个人。邓稼先是调到我们这里工作的第一个有高级职称的科学家。他当时是副研究员，他很年轻了，34岁，他主要负责理论设计。 　　 　　　　在艰苦攻关的岁月里，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仅凭两架手摇计算机和古老的算盘进行浩繁的理论运算，最终解决了原子弹结构和轰爆物理方面的全部理论计算。 　　 　　（朱光亚 全国政协副主席 原中国工程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那时候理论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没有计算机，手摇的那个也叫计算机，甚至于算盘也用了。 　　 　　（胡思得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了算一个数据，一共算了九遍。我们当时的工具就是手摇（计算机）。比方说你做个乘法，你先把被乘数打上，乘数一个一个摇，所以很慢，速度很慢，但是就靠这样的计算器，怎么办呢，人可以休息，但是机器不能停，因为没有几台机器，所以三班倒。这个算的量是很大的，因为要把原子弹的内爆过程都把它算出来。（稿纸）那个好多的，这个应该麻袋来装的，草稿纸用麻袋来装。 　　 　　　　人们很难想象，为了那些关键数据，邓稼先他们演算的稿纸竟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了一间仓库。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裹腹。1960年，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因饥饿而浮肿者570人，北京方面的浮肿者79人。这是一些令人悲怆的数字，我们的科学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命地工作着。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那时缺乏粮食，很多人浮肿，包括我也浮肿，但当时没有人因为缺乏粮食去抱怨。因为缺乏粮食，研究所的党组织组织一些研究员去附近的一些菜地里挖菜根，把菜根挖出来洗干净钻烂了，切成碎粉了，放在窝窝头里一起吃。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等，忍受着头晕目眩等高原反应，吃着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核爆模拟试验，圆满完成了内爆波和引爆器的试验任务。 　　 　　　　祁连山下，茫茫戈壁。苏联专家撤走后，这里的核部件制造厂负责人祝麟芳和他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图纸，没有经验，有的是精神，是血汗。经过一千多次的试验，他们终于解决了铸造铀球时的气泡问题，奉献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铀芯。 　　 　　　　中国的核爆炸时间，由这些富于献身精神和勇于攀登高峰的科学家们推动！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 　　 　　　　1963年4月，邓稼先的理论小组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3年12月，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取得高浓缩铀合格产品； 　　 　　　　1964年5月1日，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诞生。 　　 　　　　1964年10月16日15时正，这是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时刻。山呼海啸的巨响摇撼大地，罗布泊的沙漠上空，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一起上升！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激动地哭了，多少年的血汗和智慧，凝聚了这一历史瞬间。 　　 　　（朱光亚 全国政协副主席 原中国工程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喔哟，你在那个纪录片里看见了，你看不是有个镜头，大家不都在那里，离开相当的距离，安全的，（原子弹）响了之后，大家都蹦了起来，欢呼啊！ 　　 　　（彭桓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那时主要关心是不是（原子弹爆炸），（我判断）可能是，那是用简易办法测量看没问题，要多少万吨，才够原子弹爆炸的个儿，要是化学爆炸不会什么厉害。 　　 　　（谢光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的原子弹响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不会记错的。那天正好是赫鲁晓夫下台。这也是世界上的某种巧合了。他下台，中国的原子弹响了。到底是中国的原子弹响了，把他吓下台了，到底是什么联系，我就说不清楚了。 　　 　　　　当罗布泊的巨响掀起之时，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排演大型史诗《东方红》。这是一次含义深刻的历史巧合。这东方的巨响使世界感到了巨大震撼。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密码命令采用的是一个朴素的体育用语：投篮。的确，这是一次关键性投篮，它的命中改写了世界的比分牌。苏联专家的撤离并没有扼断中国的喉咙，相反使中国科学家全面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后来，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颁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还在原子弹理论的攻坚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的一幢普通的灰色屋宇里，几名科学家又开始了另一项秘密而伟大的历程。 　　 　　（黄祖洽 中国科学院院士） 　　 　　　　60年的时候，钱三强先生有一天把我找去，说领导上决定，在同时搞原子弹的时候，在原子能所成立一个小组，搞氢弹的预研。 　　 　　（于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成立了一个“中子物理研究小组”，（用）这么个代号，是因为保密，任务就是负责氢弹的基础研究。他（钱三强）组织了一批人，有黄祖洽同志、何祚庥同志，带领了一部分人，稍微过了个把月的样子，他说还需要加强，所以把我找去了。这是1961年1月份。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实际是猜，因为氢弹的秘密那时候根本就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氢弹怎么做。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氢弹怎么做，大家猜谜，猜出来氢弹是怎么做。 　　 　　（黄祖洽 中国科学院院士） 　　 　　　　62年初，钱先生又找我去谈，他说你们搞氢弹预研，同时九局那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也在进展，苏联专家走了以后，感觉人力缺乏，让我分一半的时间到九局的九所那边，叫九局的理论部兼着工作。当时钱先生跟我说，你两边兼着，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可以把原子能那边的成果带到这边来，但是不能把九局理论部的成果带到（那边去），那就是一种半导体。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那时候我们最赶困难的事情是计算机时间不够，一个礼拜给我们五六个小时就很多了。那时候的计算机远远不是现在的计算机，一台晶体管的计算机，或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还赶不上（现在）一台微机。就这样一台计算机也只能一个礼拜给我们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后来拼命争取。谁能争取到这个时间呢，我把话今天说一下，是钱三强。钱三强对我们这些具体事情管的很多，不仅仅是方针政策，大计他管，包括一些具体问题他也管。 　　 　　　　两年零8个月后，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中国西部大漠升腾起的蔽日黄尘，再次震撼了世界。 　　 　　（于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7年6月17日，我们成功的爆炸了氢弹，300万全当量的氢弹，我们是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从原子弹的突破到全当量的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5个有核国家的最快速度。这当然是多方面的，队伍的优秀，全国的大力协同，中央的领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都是基本因素。但是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钱（三强）先生和刘杰部长的远见，很早就布置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从原子弹到氢弹，苏联用了五年，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中国快速突破之谜曾长期被世界议论。其实，人们一旦知道数以万计的人们无私奉献的故事，就会明白，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奇迹都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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