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母 　　 　　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个。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质极度贫乏，我们家尤甚，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要感谢母亲，那个年月，母亲面对我们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吃了无数的苦，但看着我们一天天长高，母亲心里是那样的高兴。当我成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我们兄妹四个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在那苦难的日子里，是我们四个需要母爱的儿女支撑她挺了过来。她说，每当深夜看着熟睡的我们，她便有了巨大的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含辛哺养 　　 　　我们小的时候，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的大锅饭，所谓按劳，就是出工务农所挣的工分。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点口粮，便和男劳力干一样的活。但即便如此，队里分的口粮仍少的可怜，曾有一年，每人仅分到几斤麦子，别说青黄不接了，春节前，家里的粮食就吃完了。 　　 　　为了给我们几个小家伙糊口，母亲还想了好多办法， 　　 　　其一是地里刨食，深秋初冬季节，生产队的活相对少了，母亲就和其他乡亲一样，到地里寻找漏收的粮食，周日的时候，我也常跟着去。由于漏在地里的本来就很少，再加上刨食的人多，所以收获总是有限，但我记得每次母亲回来，总能让我们高兴一番。地瓜是当时主要的作物，其果实均在地下，绝大部分已在收获的时候被乡亲们一网打尽了，只有那些藏匿很深的才成为漏网之瓜。我参加过多次，那阵势委实壮观，乡亲们排成一排，从地的一头，用抓构把地再翻上一遍，真是撅地三尺，也要把地瓜赶尽杀绝。如果能发现一个地瓜根，那就会带来一声惊呼。顺根而进，多半能有所斩获，而且是根越长，瓜也就越大，我们戏称之“老鼠拉木锨，大的在后边”。那些年，我们的生产队还种花生，我就和其他的小伙伴在秋雨绵绵中搜寻被雨冲出来的花生，边捡边吃，既能果腹，也能自乐。 　　 　　其二是揩娘家的油。姥爷家离我们仅二里路，两个村子的地都是紧挨着。庄稼快收的时候，为了防止忍受不住饥饿之苦的乡亲偷粮食，生产队就派人守夜。母亲的娘家在村里是大户人家，看管他们村里粮食的多是我的舅舅们。舅舅们心疼我们几个外甥，让母亲在他们守夜的时候“偷社会主义粮食”。后来，我更是肆无忌惮，得寸进尺，经常去舅舅们看守的果园，那时，黄河故道边是苹果园，大堤上满是杏树，爬到树上，吃个肚儿圆，真是太幸福了。回家后，眉色飞舞地讲给母亲听。 　　 　　其三是帮乡亲们做衣服。那时大家都很穷，一年难得扯上几尺布，母亲便义务为他们裁剪，有时还代为缝制。乡亲们朴实善良，为了感谢母亲，看到我们在村里玩，时常叫住我们，塞给一块他们也不舍得吃的馍馍，或者是一块地瓜，或者是一把花生，在中秋节或春节的时候，甚至还能得到一点点心。 　　 　　其四是吃野菜。当时母亲做给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地瓜叶、槐花、榆叶、榆钱、茅根。爷爷好像有先见之明，早年在我们的宅基地和院子里种了几颗榆树、香椿和枣树。爷爷种的三颗枣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从枣树扬花开始，我们天天盼着枣子尽快成熟，枣子还青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了。待到熟的时候，那枣子好吃极了，我记得一个树上的清脆香甜，掉在地上能摔碎了；一颗树上的个大红圆，可以充饥；另一颗树上的枣子熟得相对晚一点，但是能晒干，留到以后吃。那三颗树都不高，但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已是高不可攀了，我们日复一日的努力着，直到最后能够轻松地爬上爬下，顺着荡悠悠的枝条摘枣吃。每年的腊八，母亲和奶奶都要把一些小米饭抹到树干上，祈求枣树来年结的枣像米饭那样稠密。 　　 　　其五是做饭不断变化着花样。现在的人们把野菜和粗粮作为餐中精品，过去全不是这样，看见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愿意吃。过去的主食是地瓜，除了煮地瓜、蒸地瓜、烤地瓜外，母亲还发明了地瓜糖，形状像蝌蚪，放在锅里煮熟，吃在嘴里滑滑的，尤其在夏天，用凉水拔一下，我们都比着吃。地瓜窝头油黑发亮，因为韧性好，弹性好，我们称之为塑料馍，名字虽然好，但非常难吃，而且缠喉咙。母亲就试着在地瓜面里加少量的豆面和高梁面，我们把这种混合面称之为杂面，这样作出的窝头就好吃多了，配以辣椒面，胃口更为大开，我们边吃，边唱“窝窝头，蘸秦椒，越吃越上膘”。逢到节日，我们还能吃到好吃的东西，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有：花里虎，母亲用好面（小麦面）包在地瓜面的外面蒸熟，正面看全是好面馍，侧面看黑白相间，所以称之为花里虎；葱花饼，母亲做的葱花饼有好几层，里层松软，外层焦黄，散发着葱油香；西红柿汤，其实西红柿很少，诺大一个供七口人吃饭的锅里也就是有两三个，为了不至于汤太稀，母亲还要和上些地瓜面，做好汤，母亲和奶奶一起撑起鏊子烙烙馍，就着烙馍喝汤，我们常喝得“呼呼”有声；豆沫，秋收以后，母亲把新打的小米泡好，再臼成粉，倒在锅里，加上些许黄豆，水开后，和上一些地瓜面，放上一些野菜，虽然就是咸稀饭，我们都特别喜欢。 　　 　　奶奶和母亲养了些鸡，鸡蛋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卖，再买来盐和洋油。我们生病的时候，母亲看我们实在吃不下她精心做的饭，便会拿出一个鸡蛋用勺子给我们炒着吃，没病的只能口水连连地望着，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盼望着生病。 　　 　　及至生产队分了自留地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母亲精心耕作着来之不易的土地，我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总算是吃饱无忧了。 　　 　　那时生活条件差，除了缺吃的，其他方面也让母亲作了不少的难。 　　虽然我们能在生病的时候吃点好的，但母亲最怕我们生病了，即便我们头疼发烧，母亲也是提心吊胆，及时给我们医治。有一次，我出水痘，两天以后，弟弟也跟着出水痘，母亲彻夜守候着我们，看着我们烧红的脸蛋，心急如焚。母亲把熬好的中药端给我们，先是让我给弟弟做榜样，说服我喝下难咽的汤药，然后再哄着弟弟喝。弟弟年龄小，很难理解母亲讲的道理，只是哭着喊苦，不愿意喝，在母亲用小勺喂的时候，小手乱舞，把碗给打翻了。母亲让奶奶照看着弟弟，急忙再去熬药。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们兄弟俩顺利出完了水痘。多年以后，母亲给我讲来，还有点后怕，因为那时很多小孩出水痘后，脸上留下了疤痕，影响了将来的说亲。当时的农村，婴儿瘫、大脑炎、肝炎等发病率还是相当高的，感谢母亲的悉心照顾，感谢祖上的阴德庇护，我们兄妹四人没有遇到大的灾难，都顺利长大成人了，这是母亲至为欣慰的事。 　　 　　母亲疼爱我们，在那生活条件极差的岁月里，她尽着最大的努力关爱着我们，呵护着我们。 　　 　　那时没有尿不湿，就是尿布也没有几块，为了避免我们尿湿褥子，母亲从村子前的大堤上挖来沙土，铺在褥子上，但我们还是经常尿湿褥子，母亲不愿我们受罪，就用她的身体去暖干。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住的东屋房顶失修，房顶能漏下雪来。 　　 　　襁褓中的我们不能理解母亲的辛苦，可能是因为饿吧，晚上特别闹夜。奶奶叫人在外面贴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仍是不管用。经常是，深夜了，母亲在昏暗的没有灯下，一脚蹬着缝纫机，一脚蹬着我们的摇篮，在均匀的摇晃和有节奏的缝纫机声不情愿地睡去。 　　 　　过去没有现代化的工具，那时吃的面都是自己磨。一般的时候，母亲在生产队收工以后开始磨面。磨是石磨，上下两片，圆圆的，每片约50公分厚，直径1米多，下片是固定的，通过推上片转动，把粮食磨成粉。母亲不愿看到我们哭，不愿看到我们缺少照顾，就在推磨的时候，把我们其中的一个放在磨棍上，跟着母亲在磨房里一圈又一圈地转。母亲说，我们兄妹四个都坐过磨棍。 　　 　　春节是小孩子最盼望的节日，不仅能吃上好东西，还能穿新衣服。腊月中旬以后，母亲就一直忙着，忙着给乡亲做衣服，忙着准备过年用的东西。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都要熬到很晚，很晚，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能有时间为自己的儿女做新衣服。大年初一，天还未亮，我们在鞭炮声中醒来，总能在床头发现干净的、新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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