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编者按：今年二月，是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老舍的一生是中国作家悲剧命运的缩影。不但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研究价值，他的生平也具有独特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在这组对老舍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访谈录中，老舍———这位自沉于历史之湖的长者，仍然鲜活，而且夺目。 　　 　　 　　　　他是中国最活泼的作家，但在家里比较严肃 　　 　　　　他完全生活在案头 　　 　　 　　　　记者：鲁迅先生在遗嘱中要求海婴不要学文学，老舍先生对子女有没有类似的要求？ 　　 　　　　舒乙：没有。 　　 　　　　记者：我对老舍先生的印象是性格刚烈，而且觉得跟傅雷先生很相像。是这样吗？ 　　 　　　　舒乙：瘦，瘦。他性格刚烈，但平易近人，他最喜欢人。 　　 　　　　记者：傅雷先生平时对子女是比较严苛的，老舍先生呢？ 　　 　　　　舒乙：他在家里是比较严肃的，因为他在家里是工作状态，写作。他跟我们交流很少，因为他完全在工作。他是一个写家，不是作家，他是以写为职业的人，家是他的写作环境，所以他完全是处于写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容侵犯的，他时刻在想。你看，他自己大概有规定，每天写一千字，这些字写完了以后，其余的时间都在想明天的这些字，因为他这个作家不是写自己生活过的东西，他完全在编东西呀，他所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没有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样的事，他完全在编东西，这个东西要选题丰富，而且要冥思苦想才能出来。所以他完全是一种创作状态。这个创作状态是不容他分心去干别的东西。因为他作为一个很负责任很敬业的作家他必须是这个状态。 　　 　　　　记者：那你们兄妹的教育都是你们的母亲来管？ 　　 　　　　舒乙：他绝对不管，一个字都不管。他完全生活在案头。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你父亲很不可理喻？ 　　 　　　　舒乙：没有。他是世界上最活泼的人，但他在工作状态，你必须理解他。大作家绝对是这样，他不会有多少自己的生活。不光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这样对待他，上午根本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来，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老舍，很活泼。 　　 　　 　　　　冰心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 　　 　　　　没受冲击前，他在为自己寻找投水的地方 　　 　　 　　　　记者：能不能谈谈老舍的死因？ 　　 　　　　舒乙：关于父亲的死因我写过一些文章。我说四个事情。 　　 　　　　第一，有一次，我跟冰心先生谈话，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当时在牛棚里头。她说我知道，你不信你去看他自己的著作，他自己的著作有规律，一是好人都姓李，二是好人都自杀，三是自杀都投水。我把父亲的著作再翻一遍。确实。 　　 　　　　第二，我找到父亲1943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在重庆写的，他当时是大后方文艺界最高的领袖，他们那个时候定一个诗人节———每年阴历的五月初五，纪念屈原———那么他当然也写文章来纪念诗人节，他形容他眼中的诗人是这个样子：诗人平常喜欢与众不同，奇装异服，行为怪诞，别人高兴的时候他尽量地说丧气话，惹人家不高兴，别人不高兴的时候他说高兴的话，也惹人不高兴。但是，当民族国家有危难的时候，父亲写了六个字：（诗人）投水、殉难、身谏。我看了这个马上觉得这是父亲本人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这个是他二十多年前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说的他自己。 　　 　　　　第三，我找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回教的领袖，抗战的时期是我们国家第一阿訇，和父亲是好朋友，被打成右派了。文革以后，我突然听说他活着，而且听说他知道一些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去访问他。他八十多岁，很瘦弱，但已经平反了。我说，听说你知道一些父亲去世前最后有关的事情，讲给我听听。他说可以。他说，文革前我是一个即将被冲击的人，我很沮丧，情绪很低落。我住在什刹海的边上，八月份极热，黄昏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坐在湖边乘凉。突然老舍先生一个人走过来了，而我们是很久以前的老朋友，正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我们完全可以袒露心迹。他直接告诉我他要走了，他说他很苦闷，他想不通。我只好请他坐下来。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可讲。最后他站起来，他说：马大哥，咱俩再也看不见了，我走了。你多保重。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父亲在还没有受冲击之前，他在为自己寻找投水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告诉老先生我要走了。我怕老先生是听到父亲自杀后的一些臆想，等他进里头屋了，我就问他太太，他太太比他小十多岁，我说刚才说的是他的臆想还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她说真的有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场。 　　 　　　　第四个事情，去世前三天，还没发现任何事情，只不过红卫兵开始上街了，已经开始造反有理了。礼拜天，我们工作的几个孩子回家。他对我们谈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那个时候他极其清醒，那个时候反对文革的人几乎没有，绝大部分文人都是糊涂虫。都认为自己是不对的，上面是对的，只不过跟不上就是了，我努力去跟吧，我努力去接受群众批判吧，我努力去投降吧，我努力去改造自己吧。只有父亲在红卫兵刚刚起来的时候，认为文革不对，这个可以说是太清醒了。我们不知道他要死，但是三天以后他死了，我们想起三天以前的话，就是说，他说的是绝对有意的，而听者是无意的。比如说，他说“现在要死人了，尤其是清白而刚烈的人”，我们听这话是听不出来的，但三天以后我们马上明白他这是在说自己。比如说，“世界上有很多文化大革命”，他说“没有一次不是以文物或文化的大破坏而告终的”，他太清醒了。说了好多这方面的话。而且说，我的朋友谁谁谁，在他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往往是一两个小小的暗示，比如说要冲击到他了，回家的路上一头扎进什刹海去。请注意是“什刹海”。 　　 　　 　　　　当时够资格出文集的只有六个人，但老舍拒绝出 　　 　　　　十八部作品被改编演出，绝对冠军！ 　　 　　 　　　　记者：有人说现代文学的研究到了尽头了，你认为还有没有空白？ 　　 　　　　舒乙：我觉得现代文学研究空白还多得很。现代文学本身研究的是这一百年，前五十年没有人研究，基本上是解放后在学校里建立了现代文学课，建立到现在不过才五十年，所以它是非常新的学科。具体到老舍，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父亲死于1967年，而他去世之前可以说没有什么像样的老舍研究。有老舍评论、老舍研究，是他死了十年，1978年才开始干的，就才开始有像样的老舍研究专著。1978年到现在才二十几年啊，这是一个很新的学科。 　　 　　　　记者：你觉得老舍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京味”？ 　　 　　　　舒乙：“京味”恰恰不是他的特色。因为提起“京味”这个词是他死后很多很多年，不能概括他。他最多只能算是“京味”的鼻祖吧。很长很长时间来，对他的评价是不到位的。为什么？政治挂帅的一种评价方式会伤害他，只有当文学的定义多样化，只有当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欣赏理念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他的丰富多彩才可能被人们认识，才可能把他的位子往前排。因为以前老百姓很容易说“鲁郭茅巴老曹”，这样排他能进入前六名，前十名。但是肯定不是排在最前面的，正因为那是政治挂帅的一种观点，是一种教育人的观点，是一种以文载道的观点，不是文学的观点。现在作家的评论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里有几个人是上升的，绝大部分人是下降的，他是少量的在评价中上升的一位。郁达夫、丁玲、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都上升，但上升得最厉害的是老舍。在文学史里头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五六部文学史了，老舍先生从来没有单独的一章，他永远或者是和巴金、曹禺混在一章里头，或者是几页纸就完了。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重新写的文学史里头，他是单章的，甚至一个人好几章的。文集全集也终于出来了，原来是没有的，据说过去全集是待遇的表示，不是说好坏，够全集的只有一个人，鲁迅；够文集的，六个人。这是严格排队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他人只能出选集，这是等级呀。六个人里出了五个，第六个是老舍，他拒绝出。他知道出来后肯定挨批，他知道自己解放前的东西是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的，出来以后肯定挨批，与其挨批，不如写新的。因为那六个人不能写新的，只有老舍能写新的，所以他理直气壮，老子不要出，我给你们写大量新的。就他敢说这个话。所以当时一个全集五个文集，动员他很多次出文集，他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又有全集又有文集，而且出得很好，甚至还有英文的文集。再一个现象是演出，他写的东西是非常适合演出的，虽然他写的是小说，是文字的东西，但是把它一改，就是电影、电视剧、话剧、京戏，一改就是什么什么戏。我粗粗地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十八部作品改成了这个，绝对冠军。 　　 　　　　记者：老舍写作《龙须沟》等作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下基层体验生活？ 　　 　　　　舒乙：没有，没有。他是穷苦人出身的作家，是基层里出来的人。他等于是很偶然地走上职业作家的路，不然他就是很普通的学徒，小伙计。他是由普通人里钻出来的，这样他不用再深入生活，他有深切体验，他不必要到那个大宅院里去看，闭上眼睛那个大宅院的味道他都能闻出来，这个东西写出来它肯定是非常地道。你看，龙须沟，北京郊区一个下水道，奇臭奇脏，但是周围住满了劳动人民，小铁匠、拉车的、缝纫的、瓦匠什么这类。好，政府不修王府井，不修东单，不修西单，不修中南海，先修这个，证明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找到这个题材，就可以把一个新的政权的性质阐明得很深刻。按道理讲他应该去看看，去体验一下，但整个写的过程里他一共去了一上午，到那看看就走了，所有东西都在他身上，都在他脑子里。程疯子也好，赵老头也好，王大妈也好，丁二爷也好，丁四嫂也好，肯定都在他脑子里装着，闭上眼睛他们就都出来了。这用不着去体验，早就有了，就是编个故事嘛，把他们扯在一块嘛。这种人，他自己是有生活的，他只要政策上能够对头，能够允许写他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他绝对能出好作品。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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