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较早便传入中国。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亦有相当部分受到这种舶来宗教的影响。孙中山在少年时代就受过洗礼，而宋庆龄亦复如此。在他们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基督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成为他们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一 　　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较为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她的母亲倪桂珍在先祖徐光启，是著名的天主教徒，他在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教义的同时，亦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他陆续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至于他的宗教信仰，显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即借以“补儒易佛”而“教化风俗”。徐光启的后人几乎每代都有男性充当传教士，有一些成员则改信了基督教。 　　宋庆龄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少年时代即随亲戚赴美国，14岁受礼于北卡罗莱纳州卫理公会，后入美国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一年后转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继续研修神学直至毕业。1886年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两年后成为正式牧师。母亲就读于上海美国圣公会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后曾任教于教会学校，毕生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 　　宋庆龄受教育的过程也与宗教相关。少年时代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宗教课程及活动占有一定比例。她的大学生活是在美国乔治亚洲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私人性质学院－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度过的。因之，她的思想与活动在一定阶级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博爱精神，在她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宋庆龄在家庭并非纯粹的宗教家庭。在宋庆龄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母亲亦承担了秘密任务。曾受到善良的美国人民关怀、爱护和帮助而深信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宋耀如，在神学院毕业后，即初尝种族歧视的苦果。神学院及其所属教会的领导人拒绝他继续留美学医（他希望在传教时也能满足劳苦民众治病的要求），令他马上返国。他在上海传教时，这种歧视变得更为赤裸裸，以致这位有美国学位的神学院留学生，只能在农村赤脚巡回布道；所得工资大大低于一般神职人员，绝对不足以维持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他的许多合理要求，仅仅因为他的黄皮肤而被他的上司－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林乐如－通通拒绝，他不得不同时开办实业以维持生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教义中描绘的美好天国的向往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祖国的残酷现实的矛盾，使他不得不思考探索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真正途径。在此前后，他结识了正在为反对外国侵略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孙中山。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和同志。宋耀如的印刷所在印制圣经的同时，也印刷反清的革命传单。他的居所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在创建和捍卫中国共和制度的斗争中，宋耀如长期追随孙中山信任，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与孙中山一样，在宋耀如的思想中，平等与博爱成为基督教义与社会变革观念的交融点。 　　二 　　宋庆龄深受父亲的影响。他使她深信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正义性。当宋庆龄留学美国，浸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后，她更坚信孙中山是使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祖国通向平等、博爱的彼岸的导师。因之，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并建立了共和制的时候，她欢呼这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天真地以为共和制度的建立即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已获得了自由和平等，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促使博爱得以实现。她企望着自己祖国的人民彼此以兄弟相待，因为“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她认为“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而“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①宋庆龄更多的是接纳基督教义中有关伦理道德的原则以及博爱的思想，而对于教义中其它部分繁琐的宗教仪式却是比较淡漠的。她曾向友人述及在美国学习时的一些情况：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②可见她对宗教并不迷信，只是作为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她不得不进行新的思索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她给自己一直遵奉的基督教教义所提倡的献身精神，赋予了时代和社会的内涵，不再仅仅认为留学生只应在教育及扫除社会陋习方面为国家尽力，明确认识到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而战斗。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为大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孙中山再次成为流亡者而在国内惨淡经营，但宋庆龄仍然深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拯救中国。基督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宋庆龄对于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深为理解－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苏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③ 　　三 　　在宋庆龄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无疑对她有过较深的影响，甚至在她晚年，她仍然十分坦率地剖析自己，“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但是在她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后，她的宗教观念不断淡化，科学与民主成为她思想的主流。与此同时，她对于宗教的消极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她曾不止一次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宗教的伪善；“因为我不去教堂，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说（蒋）委员长是基督徒。”而恰恰“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蒋介石“应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④她指出在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由此，可以看到宋庆龄从一个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对于宗教的认识与关系的演变轨迹。正如她的挚友爱泼斯坦所分析：“宋庆龄是个无神论者。……不能说基督教的思想对她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至少在二十岁以后，她不信基督教了。”⑤当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奋进不已，不断自我超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以后，合乎逻辑地将原来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奉献等原则，加以吸收改造和拓展，赋予新的社会涵义，使其成为谋求中国民族独立、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 　　四 　　宋庆龄对于宗教的认识过程，与孙中山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孙中山曾在香港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读书时受过洗礼，皈依为基督教徒。后来，他在革命过程中愈来愈感到“余于耶苏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苏教之不合伦理，因不安于心”。结果，“大倾向于进化论”。⑥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他的战友们几乎“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但他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锻炼自己的革命理论－新三民主义的时候，却吸收了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在他的民权主义中，博爱精神尤为明显。他认为博爱精神应理解成“为公爱而非私爱”，因而应加以推崇而造就真正的平等、自由。基督教义已经被他“非神化”并赋予民主主义的内涵。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与宗教的关系上竟如此相似，其实并不奇怪。当中国的革命者们决心起来推翻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他们必定要从外部吸收一切新鲜的思想和理论，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爱国者、革命者们所掌握以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以及基督教的博爱等思想理论，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和口号。这种情况恰恰从一个角度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姿多彩，并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律。 　　注释： 　　（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爱泼斯坦：《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宋庆龄》，第50页。 　　（3）《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9页，新华出版社出版。 　　（4）《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3页。 　　（5）《爱泼斯坦的证言》，见《关于宋庆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辛亥革命研究》【日文版】第4号。 　　（6）【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作者系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本文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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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24 17:4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