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同佛教关系极为密切，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干预梵宫事务，同禅僧过从甚密，引人注目之事颇多。 　　 　　自比和尚谈机锋 　　 　　　　雍正帝看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于雍正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奏折，写了一段与该折内容毫不相干的闲话，照录如下： 　　 　　　　京中有一刘姓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联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 　　 　　　　此文的内容和语气都表明，这是亲密的君臣之间的欢洽交谈。文中的怡王是怡亲王允祥，他是当时的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之一，是宗室中最忠实于皇帝的人。雍正帝视怡王为道士，自比和尚，当是戏言，然又反映了某种实际。雍正帝自称“圆明居士”，而居士，照他的话说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未受戒的佛教信徒。他既然能对臣民公布自己的居士身份，那么，在宠臣中自喻为和尚，就无足为怪了。 　　 　　　　文中说他问怡王，你这个道士为什么来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遂讲了一番道理。这样的交谈与记录它的行文方式，是采用的禅宗的“机锋”。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是没有觉悟的俗人，只好倾听得道的皇帝的教育。关于佛教禅宗的机锋，《红楼梦》有一段涉及它的情节，介绍过来以助读者的理解。第二十二回写林黛玉与史湘云的矛盾，贾宝玉从中排解，不想却惹恼了双方，宝玉又听了薛宝钗讲《山门》一出中的“寄生草”那首词，于是乎“顿悟”了，感到人生的无趣，也填一阙“寄生草”，表达自己的感情。宝钗看到之后说，这是她的那支曲子使宝玉中了道书机锋，就约同林、史二人去开导他。黛玉首先说：“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得对方张口结舌，钗、黛因此说他：“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后来，宝玉只得认输，表示不参禅了。这是林、薛用机锋教育了宝玉。雍正帝善用机锋，可见他精于佛学，自比僧人，倒也不无原因和条件。 　　 　　　　雍正帝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不是真出世，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他曾作一首题为《自疑》的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尤可注意的是其中第四句，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佛爷皇帝。 　　 　　　　雍正帝青年时就有替僧（替身），继位后，比丘正修自称是皇帝在藩邸的替僧，以此干预官府事务。雍正帝说不认得这个和尚，要治他的罪。正修说的是否真实，今日不得而知，然而雍正帝有替僧，则是真的。 　　 　　　　一七二七年初，发生了所谓“黄河清”的祥瑞，朝臣称贺，蒙古王公也凑趣，要求诵经祈福。清世宗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当然应该允许，并加以资助（《雍正朝起居注册》）。在这里，雍正帝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雍正末年，他于宫中举行法会（萧■（左“百”，中“大”，右“百”）《永宪录》），讲说佛法，供佛施僧，与民间无异。 　　 　　　　上述事实表明，雍正帝笃信佛教，虽远不及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但确是在家修道的佛徒。 　　 　　用僧衲密参帷幄 　　 　　　　雍正帝在藩邸时曾建立京师大觉寺，招揽佛子；继位后，照常同比丘往来。 　　 　　　　禅僧性音是大觉寺住持，是早年得到雍正帝赏识的沙门，夸他对于佛经“深悟圆通，能阐微妙”，人品很好，超乎众僧之上。雍正帝登基后，据说性音不图权势，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一居四年，默默圆寂。雍正帝听说后怀念他，追赠为国师，赐予谥号，著述收入藏经（《雍正朝起居注册》、《上谕内阁》）。不想数年之后，雍正帝却大变其调，谴责性音品行不端，“性情好干世法”，言行不能一致，是以在御极后即令其出京，以保护法门的清规。不仅如此，性音的语录也成为不是“彻底利生之作”。于是削黜他的封号，语录撤出藏经。更其甚者，命令地方官查访，不许性音门徒“将联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存留，违者重治其罪”。雍正帝对性音如此出尔反尔，自己也觉得乖张，遂言不由衷地说自身“从前失于检点”，错把他赞扬，而这又恰恰是他“辜负朕恩处”。归根结蒂罪过在性音身上（《文献丛编》第三辑《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雍正帝与性音原本投契，反目为仇，大约是性音师徒凭借早期同皇帝的关系招摇撞骗，雍正帝为避佞佛的恶谥，而惩处他们师徒的。 　　 　　　　文觉禅师始终与雍正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也没有好下场。文觉侍奉雍正帝于宫中，参预议论最重大的政务，据说年羹尧、隆科多、允撰、允礻唐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从而成为雍正帝的左右手。这种情形，颇类明成祖与军师道衍和尚的关系。道衍始入燕王府是秘密的，靖难之役后作为命官辅政。文觉始终没有公开参政，不过也曾大出风头，气焰炙手可热。一七三三年，雍正帝特命文觉往江南朝山，行程中，“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对他顶礼膜拜，犹如弟子。然而好景不长，一七三五年秋雍正帝崩逝，嗣皇帝乾隆于当年冬天全部驱逐旧侍乃父帷幄的沙门，责令文觉步行回苏州府长洲县，敕令地方官对他“稽查管束，无致生事”（《永宪录》，吴振械《养吉斋馀录》）。其晚景之凄戚，可以想见了。 　　 　　　　雍正帝曾说召见禅僧超盛，向他讲解佛旨，他因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成为“近代禅师中之所罕遇，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简直把他视作圆明居士的佛门高足了。允祥及其子弘日交等重修北京卧佛寺，雍正帝起用他去执掌法席（《御制文集》卷十七《十方普觉寺碑文》）。显然，他也是一个御用僧。 　　 　　　　雍正帝深知用比丘参预帷幄是不名誉的事情，故而隐讳这种事实，清高宗朝编纂的《清世宗实录》等官书亦不予披载，致使后人难于搞清真象。不过我们从只言片语的资料中获知，僧衲文觉等是雍正帝的得力政治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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