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皇子概況 　　 　　 　　子嗣繁多，名皆有典 　　 　　　　玄燁有子三十五人，成年者二十人。全部皇子中，頭生子生於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末生子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首尾間隔五十一年；從年歲上看，頭生子可以做末生子的祖父。長大成人的皇子內，皇長子胤禔與最小的皇二十四子胤祕之間，相差四十四歲。 　　 　　 　　　　由於玄燁當時年紀還小，康熙朝初年所生皇子的命名問題，應主要是採納了太皇太后的意見。他的頭三個皇子，分別名為「承瑞」、「承祜」、「承慶」，第四子名「賽音察渾」，五子、六子分別叫「保清」、「保成」（即皇太子胤礽），七子、八子為「長華」、「長生」，九子（生於康熙十四年）名「萬黼」。這些皇子的名字，有時按同一字排列，有時又無章可循，而且排列之字先後換過三次（「承」、「保」、「長」）。這一現象，反映了滿、漢兩種文化交融時期，人們兼而採之，難做取捨的心理，甚至當孝莊為曾孫們取名時，也下意識地表現出來。 　　 　　 　　　　從有關史料看，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後，玄燁才按「胤」字排輩，為皇子命名。如將保清（皇長子）改為胤禔，保成（皇太子）改為胤礽等等。皇子命名的漢化過程至此完成，其後為歷代清帝所遵循。 　　 　　 　　　　玄燁自幼習讀儒家經典，深受漢文化的影響，這也體現在他給兒子所取的名字上。如皇十三子至皇十六子的名字，來源於《禮記》和《詩經》。《禮．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禎祥」被認為是吉事的萌兆。《詩．小雅．鴛鴦》云：「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福祿」二字，多用為吉慶頌祝之辭。所以，皇十三子名胤祥，皇十四子名胤禎，皇十五子名胤禱，皇十六子名胤祿。玄燁沒有將皇十五子命名為「胤福」，是因避諱乃父順治帝的名字福臨之故。應指出的是，皇十四子胤禎的「禎」讀音為「征」，滿文寫為◆；皇四子胤禱（雍正帝）的「禎」字讀音為「真」，滿文為◆，並不存在兩個皇子重名混淆問題。更重要的是，玄燁對兒子們習慣以「某阿哥」相稱，如「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餘類推。現存康熙朝滿文檔案等史料均表明，他直呼皇子之名的場合很少。新帝繼位後，出於種種原因，常常對前朝皇子──自己的兄弟們以名相稱，這種情況另當別論。 　　 　　 　　乳母餵育，衣食無虞 　　 　　　　玄燁的皇子們在嬰、幼兒時期，住於紫禁城東北部寧壽宮、景福宮後面的兆祥所。皇太子胤礽先是住於毓慶宮，後遷至上駟院附近的擷芳殿。皇子或公主出生後，均由乳母（也稱作嬤嬤、嫫嫫）、保母哺育照料。據內務府滿文擋案記載，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十月十三日，「准會計司來文，給在兆祥所之阿哥餵奶，業已選取頭德依佐領下刀萬之妻。為給其子餵奶，買得正白旗伯費揚古佐領下烏色家內自湖廣軍中帶來之婦慶姑，帶去銀七十四兩。」翌年八月初二日，「准會計司來文，給在兆祥所之阿哥餵奶，業已選取蘇勒德依佐領下披甲（甲士）色楞之妻。為給其子餵奶，買得鑲藍旗蒼佐領下常壽之家婦大姊，帶去銀八十四兩。」這些乳母都是滿、漢包衣旗人，他們被迫拋下自己的嬰兒，去給阿哥、公主餵奶，其心情可想而知。 　　 　　 　　　　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一年，正在哺乳期的皇子共有四人，即皇五子胤祺（生於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皇六子胤祚（生於康熙十九年二月，六歲殤）和皇七子胤祐（二人分別生於康熙十九年二月和七月）以及皇八子胤祀（生於康熙二十年二月）。所以，上述選取的兩位乳母，當是派給這四位皇子中的兩位。 　　 　　 　　　　皇子們與自己的乳母感情很深，其乳公（乳母之夫）的升遷榮辱，往往也因之受到影響。如玄燁命皇太子胤礽的乳公凌普擔任內務府總管，以方便胤礽從內府支取財物。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年）胤礽被廢黜，凌普也被革去總管之職，治罪法辦。玄燁還曾嚴斥皇八子胤祀的乳公、乳母雅齊布夫婦「訛詐專行」，「挑唆阿哥」，並將二人正法。可見當皇子長大後，各自的乳母、乳公仍跟隨身邊。再如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十月，太醫院的御醫奉旨「給大阿哥之父關保看病」，「令其服用皇上所賜西洋藥」。這時大阿哥胤禔已經二十六歲，但其乳母的父親關保依然受到皇帝的特殊關照。 　　 　　 　　　　玄燁子女的乳母，概由內務府挑選，報呈皇太后，最後經皇太后指定。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七月，皇十四子胤禎（滿文檔案中所稱「龍年所生阿哥」。胤禎生於康熙二十七年，即戊辰年正月）剛剛一周歲半，住在兆祥所，其乳母莫爾渾佐領下薩哈連之妻因故不能繼續充任，內務府總管等從包衣佐領、管領下乳婦中反覆比較、驗看後，選出四人，繕寫綠頭牌具奏皇太后。奉皇太后懿旨：「莫爾渾佐領下薩哈連之妻缺，選松喜管領下閒散披甲巴圖之妻給阿哥餵奶，旺健管領下護軍（清代守衛宮禁的八旗士兵）莫爾納之妻預備。」四年後，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四月，玄燁發現巴圖及其妻子都是包衣阿哈（內務府管領下的家奴世僕），身分低賤，當即命內務府嚴行追查四年前選送乳母的前後經過。由於此故，包括內務府總管在內的大批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重者「枷號三月，鞭一百，不准贖」。這時，胤禎已過五周歲，但玄燁對已做乳母四年，並無大過，只是「非體面之人」的巴圖之妻挑補事，還是不依不饒，追究查辦，反映出他在皇子哺乳問題上，嚴尊卑上下之分的思想。 　　 　　 　　　　按照滿族的育兒習俗（其中大部分也是漢族世代沿續的風俗），孩子出生後第三天，要舉行「洗三」，第九天「上搖車」，此外還要過「小滿月」和「大滿月」。孩子周歲時，要在暉盤中「抓周兒」。皇子的暉盤內，照例擺有玉陳設、玉扇墜、金匙、銀盒、犀鍾、犀棒、弧、矢和文房等。 　　 　　 　　　　關於玄燁的兒女們「洗三」、「上搖車」、過滿月以及周歲生日時舉行「抓周兒」的情形，尚未見到史料記載。康熙四十六年（公元一七○七年）七月，玄燁第二十子胤褘周歲時，內務府總管齋林送去「玉獸二，金箔扇墜二」。這應是胤褘所收到的生日禮物。看來玄燁的兒女們過周歲生日時，一律由宮中製做數件貴重玩物送往。又據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規定：「阿哥、格格（此處指公主）周歲用小金匙等，由銀庫交送。」「小金匙」大概是指舀湯用的小勺兒，而非小鑰匙。若是後者，當與長命金鎖配套製發，玄燁的皇子、公主滿周歲時，也會分別收到小金匙等物品。 　　 　　 　　　　平日，皇子們的衣食用品，均由內務府管理支給，記錄入檔後，經玄燁過目。如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十二月，為十二歲的皇九子胤祺製做靴裡，用過狼皮二張，做鞋墊，用過狼皮二張；為二十三歲的皇長子胤禔及一位小皇子製做暖帽，用上等貂皮裡子二張。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六月，皇太子胤礽的飯、茶房用鹵八斤，皇長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等人各自茶房，分別用鹵三斤十二兩。這情況表明，雖然當時二十七歲的皇長子胤禔和二十二歲的皇三子胤祉，已被分別封為多羅直郡王和多羅誠郡王；二十一歲的皇四子胤祀和二十歲的皇五子胤祺，也已受封為多羅貝勒，但都仍舊住在宮中，尚未分府。又如康熙五十一年（公元一七一二年）十月，分別為二十歲的皇十五子胤祝及同母弟、十八歲的皇十六子胤祿製做染貂皮暖帽三頂，染水獺皮暖帽二頂；為兆祥所小阿哥製做染貂皮暖帽一頂，染水獺皮暖帽二頂，共用貂皮七張。說明直到康熙朝晚期，由乳母照料的小皇子，還是住在兆祥所。 　　 　　 　　　　康熙帝在位六十二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繼位，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駕崩），作為皇父有五十六年之久（康熙六年頭生子承瑞出生）。他是一位稱職的父親，做到了那一特定歷史條件下，一位皇父對皇子們能夠做到的一切。 　　 　　 　　2教育培養 　　 　　 　　慎選名師及學習處所 　　 　　　　清人云：「我朝家法，皇子、皇孫六歲即就外傅讀書。寅刻（凌晨三至五點）至書房，先習滿洲、蒙古文畢，然後習漢書。師傅入直（或作入值，即面見長官，到衙門辦公），率以卯刻（早上五至七點）。幼稚（稚）課簡，午前即退直。退遲者，至未（下午一至三點）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三至五點）。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上午九至十一點）準（准）散直。」因順治帝英年早逝，不可能建立對皇子、皇孫的教育規制（玄燁自幼在祖母指導下系統學習，另當別論），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現，並逐步完善的。 　　 　　 　　　　康熙朝皇子的老師，先後有張英、熊賜履、李光地、徐元夢、顧八代、法海等人，均為滿漢宿儒，其中大部分曾考中進士，或入直內閣做過侍讀學士。他們都是經玄燁親身試用，反覆考察後才入選的。玄燁為子擇師的標準十分嚴格，既要品行端方，又須學問優長，二者兼備，缺一不可。當時，皇子之師被稱為「教書」或「課讀」，雍正朝開始，才稱為「師傅」。 　　 　　 　　　　玄燁的兒子們在何處讀書？是在人們通常所說的清代皇子讀書之所──上書房嗎？ 　　 　　 　　　　據《嘯亭雜錄》記載：「本朝……皇子六齡，即入上書房讀書。書房在乾清宮左，五楹（古建築計算間數的單位），面北向，近在禁纂（即禁苑，周圍有籬牆，禁人來往），以便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上書房，命鄂文端（鄂爾泰）、張文和（張廷玉）二公充總師傅。」按照此言，上書房是雍正朝才設立的。 　　 　　 　　　　可是，《養吉齋叢錄》中卻說：「［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命徐元夢入直上書房，上書房之名，始見於此。」又據《國朝先正事略．法海傳》載，法海，「康熙甲戌（康熙三十三年）進士，由檢討（明清翰林院史官）擢侍講學士，入直上書房。」如果康熙朝即有「上書房」的建制，皇子們無疑就讀於此。 　　 　　 　　　　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否定上述說法。據《永憲錄》載，法海，「甲戌進士，選庶常，累官侍讀學士。於懋勤殿侍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禎）讀書。」雪橋詩話中的有關記載是：「本朝家法，皇子、皇孫無不六歲就外傅者。……徐文定（即徐元夢）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以原任侍講入直。佟淵若（即法海）於［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以檢討入直，曰教書，曰課讀，尚無師傅之稱。其居處為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咸福宮，亦無尚書房之名。」《養吉齋叢錄》中也說：「雍正間入直者，尚稱為教書、課讀。其地在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咸福宮。」這裡所講的南薰殿等處，應是皇子們的就學之所。又據曾任乾隆帝老師的張廷玉自訂年譜中記載，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正月，張廷玉等四人被命為諸皇子師傅，「令欽天監選擇吉日，進書房課讀。屆期廷玉等四人入書房，謁見皇三子（弘時）、皇四子（弘曆，即乾隆帝）、皇五子（弘晝）。」綜合上述情況，可做以下推斷： 　　 　　 　　　　康熙朝尚無上書房的建制，甚至在雍正帝繼位之始，也無此稱。雍正朝初年以後，才逐步明確皇子讀書處的固定地點與稱謂，及至乾隆朝，皇子六歲入上書房讀書的做法，終於成為定制。所以，《嘯亭雜錄》中所述上書房始建時間，是比較可信的。 　　 　　 　　　　玄燁的皇子人數眾多，年齡差異較大，因而更大的可能是分散在宮內各處（有些皇子是在所居宮中，如兆祥所）就學，這便於老師按照不同年齡及學業進度，分別施教。 　　 　　 　　　　《養吉齋叢錄》的作者（吳振棫）和《國朝先正事略》的作者（李元度）都是道光朝人，他們記述一百多年前的事，誤將徐元夢等人充任皇子之師，等同於入直上書房（為皇子師與入直上書房，在雍正以後各朝，可視為同義語），也情有可原。在有關玄燁諸子讀書地點的原始材料尚未發現的情況下，成書於乾隆朝前期的《永憲錄》與《張廷玉年譜》，因距所記史事較近，或為作者親身經歷，對於探究玄燁諸子的讀書地點問題，具有較大參考價值。 　　 　　 　　太子讀書，寄予殷望 　　 　　　　玄燁對兒子們的學業得很緊，在已定為皇儲的二阿哥胤礽身上，他傾注了更多的心血。 　　 　　 　　　　胤礽生於康熙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年）五月，六歲就傅之前，由皇父「親教之讀書」。系統學習儒家經典，是玄燁為皇子們確定的主要受教內容。據《居易錄》記載：「上（康熙帝）在宮中親為東宮講授《四書》、《五經》，每日御門［聽政］之前，必令將前一日所授書背誦、覆講一過，務精熟貫通乃已。」玄燁自己也說過：「朕於宮中諭教皇太子，諄諄以典學時敏，勤加提命，日習經書，朕務令背誦，復親為講解，夙興宵寐，未嘗間輟。」 　　 　　 　　　　胤礽六歲時，玄燁讓張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師，「又命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待至胤礽十三歲，玄燁針對其學習中存在的薄弱環節，採取新的措施，即仿照明代教育東宮的做法，正式讓太子出閣讀書。他向大學士們解釋這樣做的原因：「自皇太子就學以來，朕於聽政之暇，時時指授，罔或有間，故學問漸有進益。如《四書》、《易經》、《書經》、《禮記》，今俱已誦習。……但朕日理萬幾（機），精神有限，課誦之事，恐未能兼，致誤（誤）皇太子精進之功。」所以，令於漢大臣內擇其學問優長者，「專侍皇太子左右，朝夕勸導，庶學問日進，而德性有成矣。」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閏四月，胤礽出閣，在剛剛竣工的文華殿為滿漢大臣講學。不久，玄燁命江寧巡撫、理學名臣湯斌以禮部尚書兼任詹事府（侍從、輔翊太子，管理東宮事務的官署）詹事，專門輔導太子學習，與他一起的還有達哈塔、耿介等滿漢儒臣。此後，胤礽曾多次在大臣們面前講釋儒家經典。如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二月十七日，「辰時（早上七至九點），皇太子會講，九卿齊集，上不御乾清門。」 　　 　　 　　湯斌在給家人的信中，曾這樣談及太子的學習：今［太子］出閣之後，每早上親背書，背書罷，上御門聽政，皇太子即出講書。講書畢，即至上前問所講大義，其講即用上日講原本，不煩更作。自古來帝王教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也。一個不足十三周歲的少年能講解晦澀難懂的經書，而且講得頭頭是道，斷非一朝一夕之功，只能是長期學習積累與訓練的結果。難怪玄燁曾對大臣們不無炫耀地說：「自古人君於太子講書時，從無命其覆講之例。今太子略能覆講，此例自朕始行之。」 　　 　　 　　　　玄燁或其他老師為胤礽講解經書後，再讓胤礽進行複述，以增強理解和記憶。採取這種前代帝王未曾實行過的方法促進太子學業，足見玄燁的良苦用心。經過自幼覆講的多次實踐，少年胤礽在大庭廣眾之下講書時，會更為得心應手，表現出色。 　　 　　 　　　　玄燁很重視對太子的言傳身教。史載，玄燁「在暢春苑（園），每引見諸臣，常御澹寧居，止三楹，不施丹雘（紅色漆料），亦無花卉之觀。其西即無逸殿，東宮讀書處。殿外種藝五穀之屬，蓋欲子孫知稼穡之艱難，意深遠矣。」玄燁將太子的書房安設在自己理政之所近旁，以便於隨時督察太子的學習，而「無逸殿」的命名及殿外種植五穀等舉措，無不體現出他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玄燁的理政之所十分簡樸，可以肯定，無逸殿的陳設布置，也會按照他的旨意，盡可能地屏棄奢華，從而營造一種良好的學習氣氛，使胤礽能夠專心苦讀。 　　 　　 　　　　玄燁還善於隨時隨地緊對太子的教育。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二月，玄燁巡視畿甸，胤礽扈從。此次隨扈的起居注官寫道：「上巡行近畿，皇太子嘗隨侍，行動飲食，未嘗暫離。……上沿途觀書，每至齊家治國、裨益身心之處，及經史諸子中疑難者，上必將意義本末善為誘掖，旁引曲喻，一一啟發，教之通曉。皇太子心領神會，從容奏對。……在行宮御前，几案周環，皆列圖書，上或繙（翻）閱書史，或書大小字，或著文及作詩賦，常至夜分，為時甚久。皇太子在傍（旁）讀書，未嘗先寢。……至若皇太子隨上所歷，上必指示閭閻風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穡之艱難。」 　　 　　 　　　　這段邊敘邊議有感而發的文字，較真實地反映出玄燁在旅途中施教太子的情形。 　　 　　 　　　　玄燁離京外出時，如果胤礽沒有隨行，則須按時寫信報告學業。如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玄燁第一次南巡，行抵江寧（今南京市），收到胤礽的請安摺，得知他已讀完四書。玄燁欣然賦詩道：「先聖有庭訓，所聞在詩禮。雖然國與家，為學無二理。昨者來江東，相距三千里。迢遙薊北雲，念之不得已。凌晨發郵筒，開緘字滿紙。語語皆天真，讀書畢四子。齬（髫）年識進修，茲意良足喜。還宜日就將，無令有間止。大禹惜寸陰，今當重分晷。披卷慕古人，即事探奧旨。久久悅汝心，自得芻豢美。」玄燁的詩充滿對太子的愛與厚望。當時胤礽只有十一歲，顯然，他的學習進展是很令皇父滿意的。 　　 　　 　　皇子讀書，自幼豫教 　　 　　　　上引起居注官對玄燁教育太子所發感慨與議論中，還有關於一般皇子的記述：「且天潢衍慶，聖子眾多，上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歲即令讀書，教以彝常。是以諸皇子自五、六歲，動止進退應對，皆合法度，儼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誠非古帝王所能見及也。」看來玄燁諸子開始讀書的年齡，比雍正帝以後歷朝皇子「六歲就外傅」，還要早一些。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六月初十日，在暢春園皇太子胤礽的書房無逸齋，當著胤礽的老師湯斌等滿漢大臣之面，玄燁對幾位皇子的學習情況進行了一次考核。 　　 　　 　　　　是日午後，他率領十六歲的皇長子胤禔、十一歲的皇三子胤祉、十歲的皇四子胤禎、九歲的皇五子胤祺、八歲的皇七子胤祐和七歲的皇八子胤祀，來到正在讀書的皇太子書房，對侍臣們傳諭：「朕宮中從無不讀書之子，今諸皇子雖非大有學問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讀書。朕非好名之主，故向來太子及諸皇子讀書之處，未嘗有意使人知之，所以外廷容有未曉然者。今特召諸皇子至前講誦，爾等試觀之。」玄燁從身邊的几案上取下十幾本經書，親手交給湯斌，說道：「汝可信手拈出，令諸皇子誦讀。」根據湯斌隨手翻至的章節，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和皇八子「以次進前，各讀數篇，純熟舒徐，聲音朗朗」。接著，玄燁又讓皇長子講格物致知一節，皇三子講《論語．鄉黨》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貫大義。」在大臣們的一片讚揚聲中，玄燁說：「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貫，故教太子及諸皇子皆是如此。顧八代曾言其太多，謂只須數十遍便足，朕殊不以為然。」 　　 　　 　　　　玄燁作為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代滿族統治者，如此重視皇子們的文化教育，讓他們從小研讀儒家經典，顯示出他的政治眼光。參加這次現場考試的皇子中，最小的皇八子胤祀只有六周歲，也能熟練地誦讀經書，說明他和兄弟們至遲在四、五歲時，就開始受教了。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底，宮廷用項開支底簿上有如下記載：「懋勤殿領取皇太子用金不換筆五，此項銀二錢；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平郡王（訥爾蘇，努爾哈赤長子代善的玄孫，玄燁諸子的侄輩）、揚薩阿阿哥（身分不詳）用小紅袍筆三十五，此一支以一分五厘計，銀五錢二分五厘。」表明此時除去皇太子胤礽外，八阿哥胤祀以上封有爵位的皇子，已分府居住，而九阿哥以下皇子，仍住宮中學習，並有王公子弟伴讀。其中九阿哥胤祀最大，二十二歲，十四阿哥胤禎最小，十七歲。他們從學的時間都在十年以上，可見玄燁教子具有持續性。這一檔案還可證實，懋勤殿的確是玄燁諸子學習的處所之一。 　　 　　 　　　　皇子長大受封，分府居住後，玄燁指派老師與之同住府中，侍從左右，以輔導學業。如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玄燁命編修陳夢雷侍皇三子胤祉讀書；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年），江南學者何焯被任為皇八子胤祀的侍讀；康熙朝晚年，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為玄燁擔任過翻譯的穆敬遠，「在［皇九子］允祀處行走」。據穆敬遠講，胤祀懂得俄羅斯文字。雍正帝繼位後，胤祀曾以羅馬注音拼寫字樣（即雍正帝所指斥的「西洋字」），和家人之間祕密通信往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玄燁之子學習的情況。 　　 　　 　　習練書法 　　 　　　　玄燁極為重視皇子們的滿、漢文書法，尤其是漢文書法，要求他們自幼刻苦習練。 　　 　　 　　　　皇太子胤礽練習寫漢字，每寫一紙，必經玄燁用硃筆點閱。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閏四月，胤礽出閣讀書之始，玄燁特將胤礽「自六歲至今，所寫滿、漢字一併發出」，讓大學士與詹事們一起，閱看比較，「將不到處來奏」。大臣們看過奏稱：「恭捧縹緗，琳瑯滿幅，臣等再三展覽，滿字自六歲起至十歲，漢字自十歲起，至今年睿齡十三歲，閏四月二十三日出閣以前卷冊，積累已幾等身。歲月時日，加進無已。字字端整，筆筆精楷。自茲以外，深宮視膳之暇，帳殿從幸之時，翰墨之美，又不知凡幾。」於此前後，湯斌在家書中也談到胤礽的書法：「皇太子自六歲學書，至今八載，未嘗間斷一日。字畫端楷，在歐、虞（指唐代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之間，每張俱經上硃筆圈點、改正後判日。每月一冊，每年一匣。」這些褒揚的話，固然不可盡信，但玄燁督教之嚴，以及胤礽數年如一日刻苦習字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玄燁指導其他皇子練習、提高書法的方式，更為多種多樣。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正月，玄燁第二次南巡，隨扈大臣之一，後來升為文華殿大學士的張英，在《南巡扈從紀略》中寫道： 　　 　　 　　　　［正月］十六日過濟南，……上觀珍珠泉，四圍甃以石。……池後一亭，上御亭，命諸臣題匾，咸謝不敏，再三命之，余書『澄懷』二字，錢塘（高士奇，浙江錢塘人，時任侍讀學士等職）書□□二字，靜海（勵杜納，直隸靜海人，曾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書『洗心』二字，……上自書『作霖』二字。余寫字時，上顧諸皇子曰：『看他用筆。』」 　　 　　 　　　　張英、高士奇都是擅長書法的飽學之士，玄燁利用旅途遊覽的機會，讓他們寫字題匾，使在場的皇子們能夠觀摩、學習，而且還特別提醒皇子，讓他們注意張英如何用筆，細緻的指教中，流露出深深的慈愛。這只有父親對待親子才能有的一幕，顯示出玄燁教子的獨特風格。 　　 　　 　　　　在玄燁的循循善誘下，皇子中有不少人精於書法，寫得一手好字，如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社、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禎等，都很突出。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二年）九月，玄燁南巡，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社、皇十三子胤祥隨駕。途中胤礽患病，玄燁在山東德州停留下來，不久即中止南巡回京。滯留德州期間，一日，玄燁於行宮召集大臣和皇子們，共同研習書法。侍讀學士揆敘等人首先遵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玄燁覽罷，談起自己的習練體會：「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疏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唐代書法家李邕，官至北海太守，故世稱「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歷年所，毫無間斷也。」在大臣們的請求下，玄燁「親書大字聯對以示之」。隨後，他又讓太監將大臣們帶到行宮左廂房，觀看皇四子胤祀和皇十三子胤祥書寫對聯，「諸臣環立諦視，無不歡躍欽服。」這一年，胤祀二十五歲，胤祥十七歲。後者年齡雖小，但已「學書」多年，具有較深的功力，否則玄燁不會讓他同皇兄一起，為大臣們當場表演，展示其書法才能。 　　 　　 　　　　皇十四子胤禎是玄燁諸子中擅長書法的後起之秀。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初夏，胤禎駐守西寧，全盤指揮西征軍務，玄燁從京師專門差人給他送去不少御製摺扇。所附硃諭中說：「見今正是拿扇子的季節，既然你的字寫得又好，所以多給你送去一些扇子，或者你題字後送人，或待人要時給，由你酌情處理。」玄燁以此提高愛子在邊臣中的威信，而這種做法又是以胤禎善書為前提的。 　　 　　 　　　　在書法方面，皇子中也有令玄燁大失所望者，皇八子胤祀就是一個。儘管他精明幹練，辦事才能遠在大多數兄弟之上，書法卻相形見絀。為此，玄燁特選工於楷書的何焯做他的老師，以期有所長進，但收效甚微。雍正帝繼位後，做過胤祀府管家的秦道然供稱：「聖祖嫌八爺（指胤祀）的字不好，命他一日必要寫十幅呈覽。八爺不耐煩寫，央人代寫了欺誑聖祖……。」胤祀當時早已成年，受封為多羅貝勒，完婚分府。可是，玄燁沒有忘記他書法較差的弱點，要他每日書寫後送給自己親自批覽。這表明，玄燁對兒子期望甚高，後者應樣樣出色，全面發展，才堪其願。然而，在學業上被要求「吃小灶」的皇子，也有自己的對策，竟讓人代寫上交，以「蒙混過關」。玄燁卻始終沒有發覺這一「騙局」。 　　 　　 　　　　玄燁所以要求諸子學習書法，除滿族入關後日漸漢化的歷史趨勢，與客觀環境的需要外，還與其本人的旨趣、愛好有關。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夏，玄燁向皇子、大臣們談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即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誤（誤）。凡批答督撫摺子，及硃筆上諭，皆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有其父必有其子，玄燁的向學精神，及準確、快速的文字表達能力，都給皇子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他們樹立了榜樣。 　　 　　 　　　　玄燁去世後，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八月，雍正帝胤禎對大臣們說：「景陵碑匾，事關重大。誠親王（胤祉）、淳親王（胤祐）素工書法，朕已令其恭寫。翰林中善書者，亦令其恭寫。朕早蒙皇考庭訓，倣學御書，常荷嘉獎。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謹書寫。……爾諸臣可公同細看，……須擇書法極好者用之，方愜朕心。」極盡奉承的大臣們，自然「選中」當朝天子為景陵所書碑匾。此例說明，在習練書法方面，同樣是父行子效，而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禎以及皇七子胤祐等三人的書法水平，看來是伯仲難分的。 　　 　　 　　　　還需一提的是，像玄燁本人一樣，皇子們兼通滿、漢文，平時兩種語言、文字並用。不過在家中，他們父子之間通常是說滿語；諸皇子的奏疏及玄燁給他們的硃批、硃諭，則全部用滿文書寫。 　　 　　 　　　　從玄燁重視皇子的書法技能為始，其後習練滿、漢文字，鑽研書法，被作為歷朝皇子、皇孫的必修課。直至今日，愛新覺羅的子孫中書法家輩出，溯本追根，這一情況的形成，是否與三百年前玄燁的有關舉措，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繫呢？ 　　 　　 　　學習科學與技術 　　 　　　　玄燁是清代諸帝中學識最為淵博的一位，他對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懷有濃厚的興趣，終身學習不輟。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測量學、醫學、農學、植物學、園藝學、工程技術以及治河等領域，他或已掌握較多基礎知識，或已達到一定水平，成為內行。這是玄燁超出其他清帝（包括清朝入關前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之處。 　　 　　 　　　　玄燁教子有方，要求嚴格，但他並不希望兒子們成為只會讀書、不識旁物的書呆子。為了使兒子多才多能，全方位地提高，玄燁不僅提供機會讓他們多接觸實際，以培養辦事能力（詳見下文），而且因地因人施教，傳授給他們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閏三月初一日出現日食。當時，玄燁正在第三次親征噶爾丹途中，二十四歲的皇太子胤礽留京代理政務。玄燁在給胤礽的信中詢問日食一事。胤礽首先向皇父彙報了欽天監觀測到的情況，接著奏稱：「彼日，臣使用皇父所賜嵌有三層玻璃之小鏡子，裝於自鳴鐘上之望日千里眼觀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牆壁及人影俱為可見，甚屬明耀，並無昏黑處，星星只在東北角望見一顆。日食彩繪，已於［上月］二十一日自京城發出，送皇父覽閱。」玄燁硃批道：「從此處觀察日食情形，揆度京城，豈能全部虧缺？想必剩餘數秒。覽爾所奏，果然如此。」 　　 　　 　　　　十幾天後，胤礽又在摺中寫道：「日食出現之日，臣即問詢閔明我（在清廷供職的西方傳教士）：『我雖未計算精確，觀得［日食］虧缺部分，肯定不足十分，光影甚為明亮，且迅即復圓，此為何故？』」閔明我從天文學的角度作了解釋，但胤礽難以理解，他如實奏告皇父，因閔明我之言「甚不明瞭，且與先前之計算相悖，與眾人所見異同，是以臣於前次奏報中未曾言及」。在傳授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玄燁對眾皇子一視同仁。雍正帝胤禎繼位後曾回憶：「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宮，用千里鏡，四周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一位萬乘之尊的皇帝能夠帶著兒子們親手操作科學儀器（儘管是比較簡單的儀器），觀測日食這一自然現象，這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社會裡，極其罕見。 　　 　　 　　　　玄燁很注意通過言傳身教，培養兒子們對自然科學與技術的興趣。 　　 　　 　　　　康熙三十六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在給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說，大約在五年前（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玄燁讓太子看了所有由西方傳教士幫助製做的裝飾精美的教學儀器，並親自帶他到天文觀測台（位於今北京建國門）觀覽。「皇帝對計數表（傳教士洪若翰等專為玄燁製造）極為重視，他一學會使用，就立即教給皇太子；而皇太子則為了表明對計數表的重視，把它裝在套子裡，掛在腰帶上。」當皇太子跟隨皇父出巡塞外時，還就計數表的性能、使用問題，興致勃勃地向同行的張誠神父進行解說。 　　 　　 　　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春，年屆六旬的玄燁巡視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為北運河起點）河堤，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祀、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祀、皇十四子胤禎、皇十五子胤祺、皇十六子胤祿等七個皇子隨駕。在河西務（位於今天津市武清縣東北三十里北運河西岸，為漕運要衝），他向河工主事牛鈕等人指示挖河建壩事宜，並當場示範，如何用科學儀器丈量土地。玄燁讓侍從「取儀器插地上，令將豹尾槍縱橫豎立」，然後「親視儀器，定方向，命諸皇子、大臣等分釘樁木，以記丈量之處。又於尾處立黃蓋（帝王所用的傘蓋），以為標準，取方形儀盤，置於膝上，以尺度量，用針畫記，硃筆點之」。接著，他又耐心地向皇子和大臣們講解這一測量法的原理。這一事例說明，玄燁不僅教授兒子們一些科技知識，而且注重培養、訓練他們的動手能力。對於平日錦衣玉食、眾人仰視的眾皇子來說，若非皇父在旁督命，決不會親身從事釘木樁之類的實地操作。 　　 　　 　　　　根據皇子們不同的自身條件，有選擇地在某一方面進行重點培養，是玄燁教子的又一特色。 　　 　　 　　　　前述白晉寫與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講，玄燁向傳教士們學習了實用幾何學和理論幾何學後，「當他發現他的第三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具有一種非常適合於從事這種科學的才能，以及其他一些優秀品質，……就開始親自給這孩子講我們的幾何學原理。」這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即皇三子胤祉。其後事實證明，玄燁看得很準，胤祉是年長皇子內具有學者稟賦和氣質，很適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一位。在皇父的培育下，他後來成為玄燁諸子中知識最為廣博者。 　　 　　 　　　　玄燁晚年，又讓兩個較年少的皇子，即十五阿哥胤祀和十六阿哥胤祿（分別比胤祉小十六、十八歲）與胤祉一起，向義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Pedrini）學習律呂知識。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經玄燁硃改過的《上教王書稿》中有如下記載：「至於律呂一學，大皇帝猶徹其根源，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講究其精微，修造新書，此書不日告成。」「此書」即指胤祉主持纂修的《律曆淵源》。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九月，玄燁命胤祉於蒙養齋立館，修輯律呂算法諸書，並為此召集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參加，如方苞、徐元夢等人。在廣泛考定壇廟宮殿樂器的基礎上，一年後，胤祉以《御製律呂正義》一書進呈皇父，玄燁令將律呂、曆法、算法三書合為一部，賜名《律曆淵源》。《上教王書稿》中談到此書的律呂部分時寫到：「此律呂新書內，凡中國、外國鐘磐（磬）絲竹之樂器，分別其比例，查算其根原，改正其錯訛，無一不備美。」胤祉主持蒙養齋修書館工作的過程中，得到胤禎、胤祿兩位年輕皇弟的協助。玄燁重點使用經驗豐富的皇子從事律呂研究的同時，不忘培養更年輕的皇子。此外，胤祉在促成乃父欽命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注：本文系转载，文中多处皇子排序是按出生顺序排列，并非后世文中序齿排列。如：世宗皇帝实则排列第十一为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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