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朋友回忆

第一次见到老舍是在1957年，我们十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请求先生接见我们，他答应了，于是我们走进了那个不算很大的小院。对于院中的许多花草和好几棵大树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就像没看见似的，我唯一看见的就是老舍，他不高，是个瘦弱的老头，和我们说什么，现在已全然忘记了，但我却记住了他——老舍，以后不断地在人艺的舞台上、在银幕中、在小说里、在散文里，我一步步走近他。到今年8月24日他已经去世36周年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后花园里，他坐在椅子上沉思（虽然是塑像），我对他凝视，他不是老古董，而是时代的先驱，于是我走进了他的生活，无论从哪一点开始都是一篇故事。我想，我们在故事里旅行一次，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贫穷更磨炼了他的意志 　　 　　在老舍的著作中有不少描写小动物的，如麻雀、母鸡、猫等，这里单说几天吃不上饭的蜷缩在一边的一只赖狗。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每逢看见一条赖狗……我就要问：你干吗活着？你怎么活着？在这条狗东西身上，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和这条狗一样，得不到任何回答，只是默默地感到一些迷惘，一些恐怖，一些无可形容的忧郁……”（1） 　　 　　老舍是满族人，母亲生他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三，正是过小年的那一天，屋子里取暖条件不好，他刚落生，母亲已经昏了过去，幸亏已经结了婚的大姐及时赶到，把老舍抱在怀里，才没让他冻死。他的父亲是保卫皇宫的旗兵。1900年，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老舍还不到两岁。 　　 　　皇上跑了，父亲死了，母亲在艰难中独挑一家人的生活。她勤劳，到处揽活，为工友们缝补洗做，冬天的手终日都是微红肿胀的，可是她一刻也不闲着，白天和没出嫁的三女儿洗两大盆衣裳，晚上守着一盏油灯还得连夜的缝活。卖肉的老板铁黑似的布袜子也给洗得漂白，干了后还要给摩挲平整，叠好了给人家送过去，得几个血汗钱。日常饭菜经常是盐拌小葱，或者是腌白菜帮子，更不济的是一个铜板买好多酸豆汁儿再加上野菜也当饭吃。所以老舍自小身体就弱，他能几天不吃饭，蜷在一边，也许是饭太难以下咽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老舍从小就体会到生活的不易，知道愁吃愁喝，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以她的刚强、勇气、爱清洁、有秩序的德行默默滋养着她的儿子。她把屋里屋外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箱子角都破了，铜活也残缺不全，可是她每天还是擦得锃亮；父亲生前种下的夹竹桃和石榴树总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每年都开许多花，老舍一生爱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快过年了，周围的邻居置办年货，听到这些消息，老舍赶快跑进家门，告诉他的母亲，可是妈妈的回答是：“虽然咱们家的肉少，可是自己家包的饺子最好吃。”（2）这种穷人的正直在他以后小说里的角色塑造中有明显的表现。 　　 　　以后老舍成了著名的作家，在文章中他回忆起母亲时，他把北京和母亲连在一起，他说：“我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3） 　　 　　1923年，老舍由南开中学回到北京，在教育会做文书，每月薪金仅40元，除维持母子二人生活外，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读书，学英文。这年冬天，他曾卖掉皮袍给母亲添置寒衣，这事被好友罗莘田知道后，直埋怨他，天这么冷，能行吗？他手头还可接济，但老舍回答：“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4） 　　 　　这条原本不知怎样活下去的小狗，终于走上一条不凡之路！ 　　 　　■我攥着这枝笔是要做点事的（5） 　　 　　老舍在燕京大学旁听英文，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敏给英国教授易文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4年，由易文思推荐，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在现在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纪录片《老舍》中，我们能够听到老舍年轻时在伦敦教授汉语时的声音，尽管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声音非常清晰。中国人走出国门讲授汉语，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在讲学期间他协助英国学者克莱门特　埃杰顿（ClementEgerton）把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译成英文。为此，在本书出版时，译者在扉页上写有：“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的字样，并在译者说明中写道：“没有他（指老舍）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激他。”（6） 　　 　　在伦敦期间，他和著名文学家许地山住在一起。许地山空闲下来，便在像是帐本似的纸上写起来，他是福建龙溪人，对老舍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老舍在英国时，除了教书，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读遍世界文学名著，由于怀念祖国，国内的那些人和事，都在脑子里生动地活跃着，何不用笔把他们写下来？他在英国的第一部作品是《老张的哲学》，写一段就念一段给许地山听，许开始听了没说什么就是笑。后来，他说“试着寄回国内吧”。由于作品的京味语言，流畅的白话，以及他对“钱本位”思想的讽刺和揭示，初步显示了老舍写作幽默的风格，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一炮打红。 　　 　　老舍始终把自己叫“写家”，而不是“作家”。他自述“我爱文学，正如我爱小猫小狗，并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7）他认为这枝笔是工具，就像木匠一样，每天必须拿着工具去干活。年轻的时候，一天最多可写3000至4000字。以后战事频繁，他又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每天也只能写1000字以上。他没有休息日，不写作时也得打“腹稿”。他的笔和心是连在一起的，他曾说过“我的钢笔若是生了锈，恐怕我的心与脑子也生锈了。”（8） 　　 　　他写作曾用“醒痴”这个笔名，这个名字既有写实的成分，又有自勉、自谦的成分。随着思想深度的开掘，他不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清醒，而是如何舍弃自己为社会献身，于是笔名便由“醒痴”而被“舍予”代替了。到发表《老张的哲学》的时候，他正式使用“老舍”这一笔名。 　　 　　关于“为什么写”，他说过“我的志愿是在做事——那时候我颇为自信”，（9）他是抱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拿起这枝笔的。20年后，在四川抗战胜利的前夕，他说“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生命。”（10）看起来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怎么写，他说：要做一个“写家”，须先做一个“人”，“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11）“你是当代的人，你应当先关切当代人类的苦难与幸福。只有感情而没有思想，你便只会关心你自己。”（12） 　　 　　关注大众，关注时代，至于个人呢，他说“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得个三块五块的……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13）可是他还是拿起了笔，选择了写作，他说“无论怎样，我反正不撒手我的笔，直到晕倒不再起来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永生。”（14） 　　 　　■老舍的恋爱观和他的婚姻 　　 　　老舍的夫人是胡絜青女士，他们是1931年7月在北京结婚的。老舍当时32岁，原本他是抱着“独身主义”态度的，从19岁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男朋友很多，女朋友却一个没有，在他23岁的那年，母亲曾把一位相好的干姐妹的女儿给老舍定了亲，并给了定金。一向深爱着自己母亲的老舍这回是真的必须违背母意了，他无论如何不同意，非要退亲。最后，他不得不请出二姐、三姐出面帮忙，说服老母了结此事。 　　 　　五四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挣脱封建枷锁，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老舍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怎么又可能为了“孝道”而重走老路呢？ 　　 　　当1930年老舍回国后，仍不提婚事，要好的朋友都十分关心他，变着法儿让他结识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胡絜青女士。那时，胡与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名叫“真社”，“真社”的同学们委托胡去邀请老舍给同学们做一个演讲，胡去了教务长白涤洲家，老舍那时正住在他家中，二人相见，胡说明来意，老舍同意了，定了日子，胡就回家了。到了家母亲问：“怎么个人？”她说：“又瘦又弱，人倒是很老实。”（15） 　　 　　当时，胡絜青和老舍都被蒙在鼓里，其实，胡母是托了人的。后来，老舍的挚友罗莘田、白涤洲等几次请客，只请他们二位。这时，老舍已应聘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他给胡写了第一封信，说咱们俩也不能靠着吃人家的饭米见面啊，你我都有笔，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吧。据胡絜青的回忆（来自大型专题传记片《老舍》），信中要求她： 　　 　　一、能吃窝头；二、能刻苦；三、我一辈子也坐不上汽车。另外，他说我不会像外国人那样，你前面走，我在后面给你打个小洋伞，像个跟包儿似的，这我不干；但是我也不会在外面把你捧上了天，回家关门举手打你，我也不会这样。（16） 　　 　　这话距今时光已流走了七十多年，您看，老舍先生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他既不是虚伪的“Ladyfirst”，也没有封建主义的家庭暴力残余，他是打心眼里提倡男女平等，共同打拼。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眼力是不错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北平，眼看就要打到山东，为了不当亡国奴，投入到抗日的大潮中去，胡絜青力劝老舍出走。这时她产后还不到100天，最大的孩子不过六岁，断了收入，离别亲人，而且这一别又不知何时相见，她心中滴着血和泪，可是表面却是十分的镇静。老舍几次把收拾好的东西装好又拿了出来，把箱子关上又开开，孩子扯着裤子问：“爸爸上哪去？什么时候回来？”胡代为回答：“明天就回来。”胡絜青的沉静、勇敢和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来的凛然大义，给以后的老舍以无限的鼓励。 　　 　　他们一别就是六年，再度团圆时已是1943年，为此老舍说，“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做事，……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妇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啊！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谅解，互助互成。”“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17） 　　 　　1943年，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五十多天才到达重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那时，好多文艺界的朋友每晚都到老舍家来，听胡讲日寇占领北平后的种种暴行，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支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听着，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她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平来，给我带来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18） 　　 　　暂短的团聚之后，1946年3月老舍和剧作家曹禺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直到1949年12月才返回祖国。 　　 　　经历了这样多的离散聚合，胡絜青老人在八十高龄时手书： 　　 　　识苦尝辛八十年，此身难得一日安，齐鲁年年惊鼙鼓，巴蜀夜夜对愁眠。 　　 　　几度团圆聚又散，何处居停是桃源，伤心京华太平水，湖底竭时泪不干， 　　 　　形骸千锤瘦骨在，家园百炼矢志坚…… 　　 　　留得絜品答舍予，雨后青山别样蓝。 　　 　　■“拿来”和“送出” 　　 　　老舍先生曾在国外生活过十年，前五年他是奉行了“拿来主义”读遍外国名著，同时也把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之一——中文送出去，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中国官话和古文。 　　 　　1946年赴美，在美三年半时间除完成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写作之外，还和美国作家艾达　普鲁伊特合作将《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书名为《黄色风暴》，在美出版，销量曾达到七十万册，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书之一。 　　 　　和早期的“拿来主义”相对比就是“送出主义”。除了上述工作外，老舍在这期间还将《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译成英文，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送出主义”就是主动输出，和世界文化直接对话，扩大影响。现在有不少专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也要走出国门，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让大多数人了解中国。”有一个统计数字，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从1900年至2000年这一百年，中国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各类图书约十万册，而中国图书翻译成外文的则只有一百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演讲）。从这个具有强烈反差意味的数字中，我们只感到中国让世界了解得太少了。实际上，不少从国外回来的人也深有感触，许多人还以为中国男人还是留着大辫子，吸鸦片，女人还缠足呢。 　　 　　今天，在经济、金融、传媒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加快了向其他地区的渗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应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毫无疑问，老舍先生又是走在了前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越走向世界，我们就越怀念老舍。对于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他除了有许多写作思想和写作技巧的教导外，他还谆谆教导我们，起码要学会一种外语，多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特殊的骨灰盒 　　 　　1966年“文革”初期，8月23日老舍在惨遭凌辱后，投入了北京的太平湖，呛水而自尽。老舍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呢？在25年前，即1941年他曾以《诗人》一文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 　　 　　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 　　 　　社会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19） 　　 　　1978年，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联合为老舍先生召开平反追悼大会，老舍的骨灰盒摆在主席台中央，但你能料到么？盒里并没有骨灰，只有老舍先生的三件遗物：一副洞察人世的眼镜；两枝笔，一枝毛笔，它饱蘸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枝是钢笔，它又借鉴了西洋的精粹，滴着血和泪，把近代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精致入微地描绘出来，众多的生动的形象被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被刻在千千万万热爱老舍的后辈的心里！第三件是一桶茶叶，睹物思人，他是清贫的，又是中国的。 　　 　　在老舍先生36周年祭日前夕重提这些，让我日夜又活在老舍先生的生活中。我们怀念您，老舍！您对我们说……说得是那么真！看得是那么远！

原文2002年8月22日 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浏览：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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