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 　　 　　 孙思白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一二·九”时期的在京部分老同学张震寰、黄华、袁宝华、朱穆之、蒋南翔、陆平、韩天石、孙思白、刘玉柱、谢云晖等座谈北大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这是孙思白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关于“一二·九”运动，过去曾收集一些材料，但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考虑了一些问题，没成为一个东西，就抛砖引玉吧，说错了也没关系。 　　　　时隔快半个世纪了，我先把过程缕一缕，以引起大家的回忆。“一二·九”运动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七七”事变前后十几个月。开头是华北危机，“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这个情况大家都记得，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协定以后，河北的局面就不行了。紧接着是秦土协定，察哈尔的主权丧失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拿咱们北大来说，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印象，有几个日本浪人，跑到红楼前，喊着要接收北大。有一天，晚报上说，华北局面即将揭晓，日本人明天就到北平来。那天我们历史系有个传说，说明天就要挂五色旗。那种国家垂危，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况每个人都会记得的。随后同学们互相串联酝酿的情况就有了，我记得宝华和杨雨民跑到我宿舍说，我们应对中国的局势有所表示。这算一段，回头各位老大哥再来补充。这一阶段中，关于党的活动，党如何估计这个形势，怎样发动这个运动，这方面接触的材料不是很多，资料、回忆也都不很多，请同志们多回忆一下。 　　　　“一二·九”游行那天，记得是别的学校的人先到北大来，一喊，咱们临时扯了几个被单，就当作旗子打出去了。北大组织的晚一点。（刘玉柱：“一二·九”前，北大有些酝酿，准备组织学生会，北平学联先组织起来， 北大学生会后组织起来。“一二·九”时游行规模比较小，“一二一六”时就大了。）“一二一六”以后不久就是寒假，酝酿南下宣传。北大是第一团，天石是团长。留在学校里的同学进行复课和罢课的斗争，红楼门前、二院门前，蒋梦麟、胡适骂学生，学生也骂他们。（刘居英同志是当年的纠察队长。）除学校当局要求复课外，在学生中也有部分要求复课。如果复课，对南下宣传团在情绪上是个打击，无论如何不能复，在三院开会辩论。我记得有一个驳复的同学，驳得很好。南下宣传团回来，接着就成立了民先队。同时蒋介石下命令要各校派代表“晋京聆训”，咱们就发表宣言，拒绝派代表，蒋梦麟就收买了三个代表：杨西昆、李守权、徐綦？，每人三百块钱。学生会组织大家驱逐伪代表，二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有人提议给他们立“遗臭万年碑”，把杨、李的门砸开，把他们“开除学籍”，在大马路上给他们开“追悼会”。徐綦？怎么没成为伪代表呢？（《北大学运史》上写了两个伪代表，是杨和李）他拿了三百块钱后，没到南京去，只到烟台、青岛、曲阜转了一圈，听说校内驱逐伪代表，他就到处贴小条，贴通告，说鄙人寒假到那儿旅行，住什么旅馆，没到南京去，“特此声明”。后来徐綦？并没逃出蒋梦麟的手掌，他拿了蒋的三百块钱，蒋暗地里叫公安局把他拘留起来了。二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紧急治安法，接着对平津爱国学生大逮捕，引起“三三一”抬棺游行，追悼郭清。“三三一”的行动遭到摧残，过去的材料评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或者说是冒险主义，（韩天石：还有说是“左倾”路线的残余。）上纲上线很严重，对这个问题，也请大家重点回忆一下。那天和天石同志交换意见，他是直接受害者之一。 　　　　“三三一”以后，就转到自我教育阶段了。斗争的方式有很大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这时才开始懂一点。原来看国民党就是不抗日，就是卖国的。我记得从三院开会回来，袁宝华同志在路上对我说，不能这样看，也得分析分析，国民党中也有主张抗日的，我听了很新鲜。在这以后是“五四”十七周年纪念，在二院开纪念会，一些落后的同学说，这糟了，又要罢课了，但结果贴出通告：“师生联合纪念五四，”第一条是“不罢课”，第二条是“不游行”。会议开得很好。不久，日本增兵华北，我们六月十三日举行游行。宋哲元有个谈话，说这次学生运动没有越轨。“六一三”应是比较成功的一次。九月，日军与二十九军在丰台冲突，市学联派代表去慰劳二十九军。十一月，日本人在近郊演习，我们通过上层关系发动二十九军，在固安也做了一次对抗演习，学联代表就向二十九军献旗。从这些工作来看，这个时期的做法，与过去很不同了。 　　　　双十二事变后，国内又是一个新的形势了，学生运动中的“生活路线”就很显著了。我们搞了许多活动，香山旅行，樱桃沟露营，演出《西安事变》，陆平演杨虎城，吴承明演张学良，我扮蒋孝先。从双十二到“七七”，中间还有一个新“五四”事件。“七七”前夕，我们六月二十八日开始，在大觉寺办夏令营，第十天芦沟桥的炮声就响了。 　　　　我首先把过程勾一勾，引起大家的回忆，请同志们补充。 　　　　我考虑有三个问题需要座谈和交换意见。一是，运动前党的活动情况，准备和领导的情况，准备用什么方针、政策来领导这个运动，请同志们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二是，对“三三一”抬棺游行应怎样分析。三是，如何估计“一二·九”的历史地位。在我国学生运动史上除“五四”历史意义很伟大外，“一二·九”运动的意义也很重要。《毛泽东选集》对“一二·九”有过评论。一九四三年少奇同志对“一二·九”也有一个专门讲话。他说“一二·九”运动开始了一个旧的反动统治的结束和革命高潮的开始，指的是白区。第二说正确地执行了小心谨 慎的策略结果，所以能坚持十九个月。第三说“一二·九”运动始终沿着与工农兵结合的方向前进。少奇同志当时总结了这样三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一个是“九一八”，一个是“一二·九”。拿“九一八”和“一二·九”来对比，显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和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突然起来的，很快结束；一个是不断地延长下去，坚持下去。“九一八”后全国规模的运动很快起来了，行动是可歌可泣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九一八”到十二月十七日珍珠桥事件，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前前后后有许多团体，几万人，中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十一月初叫人欺骗了，回来了，表示请愿满意，这次也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也是几万人，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挂了一口钟，一些人在那里敲，但这次也没结果。第三次就是北大南下，别的学校都是请愿，北大是示威，这样带动了全体示威，南下学生的请愿都改成了示威。结果十二月十七日遭到了屠杀，死伤百余人。以后这个运动就停顿下来了，前后不过三个月。而“一二·九”运动却坚持了十九个月之久。两个运动的相同之点是客观形势很相似。一个是东北的沦陷，一个是华北的危机。国民党阵营的分裂，“九一八”时是这样的，华北危机时也是这样的，不过更加深刻罢了。“九一八”在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一二·九”在红军到达陕北，发表了“八一”宣言之后，客观形势很相似，但效果呢，“一二·九”运动显然大，因为时间长。 　　　　学生运动的性质毕竟是非武装的，在白区的反抗，主观指导上必须灵活。学生运动中的最高形式就是游行示威，其他形式就低一些。运用游行示威这种最高形式时，必须考虑到许多主客观条件，需要有很好主题，很好的组织，各方面的配合。具备了这些条件，遭到镇压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一二·九”和“九一八”从运动的形式上看，从运动的多样性上看，从运动的策略即利用敌人的缺口、矛盾、争取中上层社会的同情等方面看，都很不相同。“一二·九”运动利用了宋哲元统治区的特殊地位，利用了宋与蒋的矛盾。比如，那时太原的学生运动比较活跃，是利用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广西也是比较活跃的地方，因为那时李、白和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全国学联，广西是常委，学生运动组织多到七十一个县。利用敌人矛盾，争取社会进步力量，这些方面两次不一样。“九一八”有一次南下打了王正廷，还有一次打了蔡元培，看来打蔡是不策略的。“一二·九”中，懂得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就不同了。学生运动在白区成了一种对反动统治的威胁，因为学生与大多数中上层社会有些联系，学生很纯洁，很容易博得社会同情，反动派想公开镇压学生总是不得人心的。应当不怕牺牲，但应尽量避免牺牲，这样才能长久。应该清醒地看到白区的学生运动，其作用无非是扩大政治影响，在运动中锻炼干部，不应再有更高的要求，不能违背白区工作的客观规律。“一二·九”有这些长处，而“九一八”则有些缺点。

浏览：430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8/27 1: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