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孙思白 　　 　　历史与现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历史是什么？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什么？是将来的历史。 　　时间被人们划分为“过去”、“现在”、“将来”。李大钊同志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选集》第94页）。大化流转不停地把“过去”、“现在”、“将来”串连在一起，成为过去的历史当然会与现在有联系，并与将来也有联系。但“过去”毕竟不是“现在”和“将来”，古人毕竟不是现代人与未来人。因此，历史与现实、未来之间，就必然又有区别的一面。 　　抛开“未来”不讲，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世界上的政治家们把精力主要地放在把握现实上（当然不是说就不借鉴过去），古今历史学者把精神主要地放在探索过去上（当然也不是说就忽视现实）。 　　古往今来的历史家在记述论证人类过去活动的历程中不完全一样。多数一开始就预定了自己的目的，如孔子的“寓褒贬”、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之类。但容有个别的人，也许真的不曾预定什么目的，如出于兴趣之类。即使这个别的人，只要他忠于史实，方法上比较合理，其所记所想，迟早也许会多少有点用处。 　　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治史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性。他们是自觉地探讨历史现象与本质，考察各种社会运动的规律，总结过去，求训致用，理所当然地重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解放前的史学著述中，虽不乏有价值的成果，但有一种脱离现实以至流入烦琐的严重倾向。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中，学术界要求扭转过去那种倾向是自然的、正当的。为破除那种旧倾向，史学界曾提出许多口号；其中“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可以算是一个总口号。把这个口号的精神，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衡量，针痼救弊，应该说是无可非议，并且事实上也曾收到巨大效益。但是当人们有意无意地离开了它的针对性而简单化时，就容易流入偏颇。“历史翻案”，就一切皆翻；“厚今薄古”，就倒讲历史；“古为今用”，就把古人现代化起来。这中间的症结之一，是强调历史与现实联系时，忘记了历史与现实还有区别。 　　林彪、“四人帮”发明的“影射史学”与上述的一类口号是否有关？我觉得如果把“影射”的祸害统统归之于上述口号，恐未尽确切，因为极“左”思潮另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在。不过，影射家们曾利用了这类口号（如“为政治服务”、“古为今用”等）而偷梁换柱，迷乱了人们的视线，也是事实。 　　“影射史学”的主要手法集中到一点上，不外是把“历史”与“现实”（政治）两个不同领域中的存在生拉硬扯地挂钩搭桥：或者是把现实拉回历史，或者是把历史扯进现实，使两者发生牵连，以求实现其怀抱的“大欲”。表面好像也是在讲“联系”，求“效用”，而实际变成了随意性的歪曲与篡改。这种恶劣的幻术，现在人们都已把它识破了。在揭穿影射幻术的虚假之后，重新端正历史与现实的正当关系的时候，有些同志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如有的同志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如何联系现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又不脱离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就同志们尚未谈到的地方，我想作几点补充，不一定正确，提请同志们指正。 　　（一）历史研究应当结合现实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公开申明的立场。所以敢于申明，因为无产阶级是毫无偏私的，站在科学真理一边的缘故。但是要讲明说透，研究工作既要坚持历史的未来面目，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那就不但应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还应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不然两方面的关系，就出现形式上的矛盾，仍然有纠缠不清之嫌。 　　事物有联系就必然有区别。没有区别，也就没有联系的问题。前面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这既是联系，也是区别。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当一历史事件还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的时候，它应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只属于现实的范围。比如抗日战争还开始不久，就研究抗战史，“文化大革命”还在动乱着的时候，就写“文化大革命”史，那是写不好、写不成的。一事件的过程还未终结，本质还没有暴露清楚，就不要忙于作为历史问题来考虑。马克思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正是说明这个道理。当然，历史家也不应当是对现实漠不关心。历史家、特别是现代史研究者对当代发生的事件，要观察，要收集资料和分析研究，但公开发表可以放到以后适当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过，当一些重要因素还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时候，不可能得出一个历史的明确概念，“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两次所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也都等待活动的事态稳定之后。分清上述这一区别的含义，就有可能借以堵塞住惯于“上纲上线”者强把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的渠道。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历史这门学问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的重大作用。其实，历来属于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大多数也并不是把历史这门学问看作无用之物。至于少数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历史没有实在用处的说法，实际是另有“妙用”或在争为谁所用，这里暂不置论。我们考虑的是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为了“用”，明确两者的区别也是为了“用”。因为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本来就包含着“联系”与“区别”两个方面，不能得出联系等于有用，区别等于无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实际情况每当发现它与现实生活关联的同时，也就在阐述着两者的区别。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列宁主义问题》第207页），“重演”中会有联系，而在“新的基础上”就产生区别。其他如“螺旋式的上升”，“更高基础上的重复”，继承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等等，都含有联系与区别的两个方面。所以说，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用处，不仅在于阐明两者的联系，也在于辨析其区别。 　　我们还应该从历史这门学问所具有的几种性质上去看它的“用”（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事例）：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历史规律性。纷纭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下，再不是主观的任人摆布的东西，它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规律性为人类过去历史的发展理出一条主线，预示人们以未来的方向，给劳动群众以要求变革的信心和斗争勇气。第二是历史的知识性，第三是历史的借鉴性。知识开拓人们的视野，是一种生活的力量；鉴往知来，借前人的得失成败照见自己的作为。这两种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的中外古代历史家都已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排斥这两种性质。第四是对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性，通过学习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使人们增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自信、自立的精神和感情。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即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这四项是其性质中的荦荦大者。从四种性质中看历史学的用处，就不是“为当前政治服务”一句口号可以概括得完全的。其中可以提供现实政治作借鉴、求教训、鼓勇气、强信心的内容当然是很多的，但属于知识性的东西，如官制、年代、律令、灾异、宗教、谱系、礼俗等等，对现实政治生活不一定有直接的用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途。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的事例，也不一定马上都可借鉴。即使是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结合现实也不一定都可以照搬照用。由此，也正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和区别，都可以归结为有用。 　　（三）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正当联系，应是怎样的情况呢？方式容或是多样的，但主要的也许就是两种：一是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取得对某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认识，拿出成果，提供到现实问题面前作为借鉴。这是从历史到现实之路。二是从现实问题的实践中领会到需要重温历史上某些与之近似的现象，加深对那一现象的再认识（最后当然仍归于用）。这是从现实到历史之路。马克思由于精确理解法国的历史，特别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所以他能把1851年举世震惊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的波拿巴政变，迅速地揭示出它的实质，给予“政变的英雄”以“完全应得的蔑视”。这是从历史到现实的范例。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领会到以弱敌强，弱者应采取战略退却、待机破敌的原则，联想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例，特别对春秋时候的曹刿论战给以新的解释。这是从现实到历史的范例。此外，如：把我国封建主义的长期历史吃透，就有利于考虑我国人民反封建过程中的成绩与缺陷；把东西各国近代民主改革史弄清，就有利于比较我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得失；研究党史上前几次“左”倾错误的表现，也可有助于理解以后“左”倾思潮的形式与根源，这又是从历史到现实。又如：从我们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实践中，重新检查历史上起义农民流动作战的成败；从我们的思想解放，比较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异同；从林彪、江青一伙造成的危害，重新研究历史上近似现象的作用，这又是从现实到历史。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常自然的联系。 　　这样的联系方式与林彪、“四人帮”发明的“影射”手法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就在于，“影射”手法是把历史上与现实中两件不相干的事扯到一起，不惜用改削的手段使之类同、影射、混淆，甲变成乙，今就是古，武■可以是今人，今人可以是海瑞。我们所说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延伸，严密的推理。恩格斯赞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这部著作“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页）。“自然和必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我们虽然也在两者之间求其某些相承的渊源与若干近似之点，但仍然承认其差别而不是等同。从上述联系各例，都可看出近似中的不同。再举些例证的话，比如：古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古人的理想国、乌托邦，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历代出现的限田、均田之类的措施，并不是我们的土改法；古人的“罪己”、“直谏”，也不是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重视挖掘历史与现实间某些联系，也要分清两者的区别。在区别基地上找出两者间内在的、全面自然的联系才是真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圆满他说明历史研究“既要与现实结合、又绝不允许篡改历史”的道理，从而把主观伪造的假联系抛进垃圾堆里。 　　（四）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有没有矛盾的时候呢？这意思是说：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与联系本来都是客观的存在，阐明它的区别和联系是要靠历史家主观能动的分析研究。把两者区别开来一般说不发生问题；把两者联系起来，在一定时候，研究者就有所顾忌，即产生了矛盾。研究遥远的古史，如考古学范围内的问题，有顾忌的情况相对地少些；距离现代近的，顾忌的问题就相对地多一些。如现代史上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研究中随处感到它闪烁着现实性。讲出去，读者往往不容易辨别作者讨论的是历史，还是现实。主观上讨论的是历史，客观上却可能被推论到现实上去，言者无意，闻者有心。这就是现代史工作者下笔时顾虑较多的症结。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我想，仍应该从分清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入手，即使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现代史，也应找出它的区别。结合我们十年内乱中的切身体验，区别它更富有现实意义。 　　区别的办法，首先仍应运用前面提到过的原则，即区别现实是稳定了的，还是没有稳定。稳定凝结了的活动才是历史，未稳定下来的活动还是现实。在现实中发生发展着的事物到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还不可以纳入历史范围的界标？我想，一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阶段性，即“告一段落”；二是事物的本质到一个段落已暴露到十分之七八，人们大致对它各有了一些片断的却又是共同的认识；三是具备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到这时，这些问题大体上就可以作为历史问题来探讨和总结了。列宁曾提出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1）具备深刻的哲学世界观；（2）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3）要有经验本身的成熟。（《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毛泽东同志讲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一系列名著，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之后，“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以前不可能”产生（《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所以，研究现代史也要在事物经历了一定时间，主客观条件成熟之后才可以，不能认为只要是“过去了的”昨天或前天的事，就可以当作历史来研究。承认这个区别，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前提。 　　其次，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剥削阶级政治家的活动不在我们的论列之内）。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在推进各项工作的进程中，随时会出现变化的主题，也有为无产阶级利益所必需的策略。如当前开放政策中的许多问题等等，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史），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有的。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这不是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恰是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 　　第三，历史家的分析判断要求客观、冷静，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临时爆发的义愤。越是新近的事越是敏感。作者虽然探索的是往事，而读者却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感情，有好恶，就有义愤。人们在刚发生的事件中新受到刺激，联系到事与人的善恶美丑，或是切齿痛恨，或是悼念惋惜。这种爱与恨，往往只能联系到其事其人的最突出的部分。如果一位学者偏在这时做起与群众好恶相反的历史性文章（当然是“全面”一点），就定会惹起读者的反感。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本应区别而一段时间内却发生纠葛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历史家的思考应回到现实中来，很好地冷静地去理解大多数人的好恶的由来和其中所包含的正义因素。并且，群众的感情还在激荡着的时候，就表明事态还没有进入历史的范围。当然，历史家的笔下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是非好恶，但那是冷静分析中的爱与恨，与现实中临时突发的情感不同。遇上这种情况，也要善于分清历史与现实的界限。 　　历史家的精神生活，实际上经常地往来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因此，要申明一点：历史家在现实生活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好恶，是以激发群众感情的事件之大是大非已经判明为前提，并非该要做随声附和的庸人。如果群众激情下的是非判断根本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也有），那就另当别论。只是在是非真理虽已判明，但纳入历史范围中来检查，其真理性还不完全的时候，就需要等事态冷却之后，历史家再回到历史王国中来执行自己应有的职责。上述这种情况，作家、学者，乃至各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遇到的。鲁迅讲过一故事，大意是：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贺客们多是就孩子的命运向主人讲些吉祥恭维的话，赢得主人的高兴。一个贺客讲了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遭到主人的痛打。（《鲁迅全集》第2卷第196页）我们把它再引伸下去，如果是过了几年、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孩子（或是成人）不幸死去，那时你再对主人说：“人总归是要死的！”主人至少不会再打你了。现实与历史的差别于此故事中，也可略得其“三昧”。 　　（五）在这个题目下，还有几项片断的应有之义，应补充说明。一个是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现实问题，还是历史经验问题？好些同志的文章已指明：这既是现实的生活准则，又是近百年的历史总结。两者精神趋向既然一致，就无需乎再用脑力去考虑其区别。但如果一定要问它的区别何在？那就是：四项原则通过哪些历史上具体的经验、比较分析而被认识和显示它的权威性质的，这就是历史家活动的领域和应尽的职责。至于作为现实生活准则，无须多说，而两者的区别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时，历史研究中的四项原则，并不局限在近现代史的范围中，凡是用科学的方法，严肃认真的对待资料，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研究，无论是古今中外，都可以做出不背离四项原则精神的成果。再一个是：报刊上的言论，要求强有力的现实性；课堂教材、专史著书要求完整的系统性。历史学者当其神游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候，在不同的领域里要不同地对待，避忌与否不能一概而论。末后一个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说：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包含着联系与区别的两个方面。“联系”不是实用主义，“区别”不是机会主义，都是以客观真理为前提，都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目标，都不是与现实分离脱节的。因此，在提法上与其说“历史研究不脱离现实”，似不如说“历史研究者不脱离现实”更确切些。鲁迅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作者是一个“革命人”，历史家的根本应是一个不脱离现实的革命者。

原文1982 发表于《人民日报》  浏览：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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