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解：王聿先（1909---1997），曾历任新四军（南昌）军部军医处医务主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新四军（云嶺）军部军医处副处长，代处长，处长等职。 　　1941年皖南事变中随叶挺军长下山谈判，遭国民党宪兵扣押并随叶军长囚禁于上饶地区李村，数月后叶军长被转移至重庆白宫馆，王聿先即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石底监獄。 　　1949年4月下旬，受到陈毅司令员接见，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主任秘书，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育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医务主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97年5月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8岁。 　　 一 　　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风轻轻地吹拂着。石底，这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沉浸在酣睡中，显得格外僻静和孤寂。村子的东首，一个山坡下，有一幢孤零零的房屋。屋四周筑有围墙，上架着铁丝网；房内一盏昏暗的油灯，随风摇曳；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宪兵。这里就是阴森恐怖的石底监狱。囚室里，在一排用木板拼成的通铺上，躺着八、九个“囚犯”。铺位中间，有两个正在低声耳语。两侧的几个同志，轮换地靠近他俩，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和交换着意见。这两个人就是李子芳、黄诚同志，其余几个，也都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李子芳同志是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黄诚同志是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曾经是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们来到石底监狱以后，由于白天敌特监视严密，已经习惯于夜深人静进行活动了。这天晚上，大家经过酝酿，秘密地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一致推选李子芳同志为支部书记，黄诚、徐锦树同志为支部委员。有了党的组织，斗争就会更加坚强有力，同志们激动得一夜没有入睡。一天上午，特工和宪兵都挤到房间里聚赌去了。李子芳同志一面和黄诚同志下棋，一面向同志们娓娓动听的讲述着长征故事。讲完故事，他环顾一下大家，然后用坚定有力的声调说：“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处境也很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学习 当年红军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红军一样，去向敌人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 　　同志们屏息静听，受到莫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革命就是这样从艰苦、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为了胜利，就需要斗争。 　　这时，值班宪兵踱着方步，向囚室走来。负责看风的王传馥同志轻轻咳嗽一声，故意大声说：“赶快飞马，提防吃掉中心卒！”李子芳同志笑着挪动了一下棋子，说：“跳起马，就不怕啦！”宪兵探头向囚室盯了一眼，看见战兴正浓，又懒洋洋地到外面溜达去了。 　　黄诚同志接着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凶恶成性，我们落进了这个黑暗的魔窟，敌人更不会轻易释放我们。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必须坚持斗争，要作长期的打算。” 　　“坚持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李子芳沉思一会说，“为了继续抗日，我们还应尽力设法越狱，逃出魔窟。如果能够集体举行暴动，一块儿打出囚牢，那就更好了。” 　　“越狱和暴动是正确的斗争方向，但它需要一定的条件，条件不成熟，不宜轻举妄动。”这是黄诚同志的声音。 　　 “对！”李子芳严肃地表示，“不仅这样，我们还要作最坏的打算，越狱不成，要准备牺牲，革命是需要流血的……” 　　他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在大家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我们照例开展学习。这是经过严重斗争才迫使敌人允许的。没有书，没有纸笔，也没有桌子，大家围在通铺上，自己凑教材，通过口述脑记，互相传授各项政治、文化知识。李子芳同志和黄诚同志都是大家公认的好教员。黄诚同志还精通数学，擅长英文，熟悉历史。每逢他讲课时，一些宪兵也凑来听，并借机监视。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岔子，反倒暗暗称赞了：“这些人真不简单，新四军真人才啊!”? 　　二 　　能不能把石底监狱关押的新四军负责干部争取过来，这是敌人非常重视的问题，他们也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他们的幻想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特务头子张超决定亲自出马。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同志们正在囚室里学习，忽然，管理监狱的特务喘着大气，走来高声叫道：“张专员视察了，快，起来!”他不等大家下床，马上发出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张超身穿笔挺的军服，脚着马靴，在四个全副武装的卫士和一群特务的簇拥下，满脸奸笑地走了进来。一见面，他就伪善地打着招呼：“大家在这里都好吧？”大家没有理他，有的同志干脆躺到床上去了。张超又啰嗦了一阵，就话归正题：“各位，我知道，你们在新四军里都是比较负责的，这次新四军叛变，恐怕都得当一些责任吧？”顿了顿，他染着一支烟，继续说：“我们委座和顾司令长官宽大为怀，特把你们送到这里，静思反省。只要你们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我们一概不咎既往；愿意工作的，当量才使用。怎么样？”黄诚同志一听，顿时严重冒火，用清晰、镇定的声调反驳说： 　　“你讲的这一套，我们早就听够了。你们一再用叛变的罪名污蔑我们，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究竟是谁在叛变呢？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清楚。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来，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我们委曲求全，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暗害我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日本鬼子高兴万分，全国人民无限悲愤。请问，这种行为，不正是你们对祖国人民的叛变吗？” 　　黄诚同志义正辞严的驳斥，气得张超脸红脖子粗，无言以对。这个特务头子，收敛起伪善的小人，厉声嚎叫道：“住口！谁来听你这一套！我问你，你们要不要悔过？” 　　“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一不投降，二不抢掠，一心只为抗日救国，到底有什么错？有什么可悔过的？”黄诚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着。 　　张超象被击伤的恶狼，凶狂地咆哮着：“走！我们走！这班不知死活的家伙，真是顽固不化，好，等着瞧吧！”接着，又吩咐监狱里的特务和宪兵：“你们要严加管束，给他们点厉害！”同志们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张超悻悻而去。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石底的同志们酝酿着一个越狱的计划。参加这次越狱的有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个同志。 　　他们三人立场坚定，斗争性强，身体也较好。徐锦树同志曾任新四军三支队老五团团长，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加上他们都是江西人，地理较熟，因此，党支部同意他们先越狱。 　　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狂风呼啸着，大地一篇漆黑。特工宪兵们早就蒙头大睡了。门口值班的宪兵，也耷拉着脑袋在打瞌睡。这是，徐锦树等三位同志悄悄地整装起床走到李子芳、黄诚同志跟前。“走吧，同志们，路上小心。”李子芳同志低声嘱咐，充满着惜别和关切的感情。“动作要快，要坚强勇敢，也要机智沉着。”黄诚同志叮咛着。 　　其他同志也都以鼓励的目光默默地送别战友。徐锦树等三位同志轻手轻脚摸进厨房，从事先挖好的一个洞口逃了出去。两小时以后，敌人发觉了，惊慌失色，恶狠狠的把我们叫起来，连声追问道：“他们三个人哪里去了？说，快说！”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 　　特务们慌了，马上向周田集中营本部报告，并报告了皂头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顾祝同听说走了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善于指挥打仗的团长，极为惊慌，于是，立即下令周围四十里内紧急戒严，并出动大批宪兵、特务四处搜捕。 　　这次越狱，由于天黑路滑，迷失了方向，没有迅速逃出敌人的警戒圈。徐锦书同志在摸黑翻越一个山岩时，不幸失足摔伤，后又与追捕的敌人英勇博斗，当场壮烈牺牲。第二天，敌人把他的尸体抬回石底。接着，廖、胡二人也被捕回，重新投入囚牢。 　　越狱失败后，张超认为抓着了把柄，又一次来到了石底。他杀气腾腾的跨进囚室，凶狠的目光紧盯着大家，指着徐锦树同志的尸体说：“看到了吧，想走，一个也跑不了！”他又把目光转向李子芳、黄诚同志：“这都是你们指使干的好事。快说！你们的阴谋计划是什么？” 　　沉重的悲痛和强烈的仇恨，交织在大家心头，张超的狂暴威逼，更激起大家无比的愤怒。李子芳同志挺身向前，锐利的目光逼视着张超，坚强有力地说：“他们越狱的行动完全对。我们在这里受尽你们的折磨和迫害，谁愿意坐着等死？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是身体衰弱，也会越狱的，如果这样，那又是谁来指使的呢？”“你们也要越狱？哼！人都死啦，还嘴硬。”张超得意地耸了耸挂着少将肩章的肩膀。“徐锦树同志的死，正是你们杀害的。”李子芳同志继续说，“你们别得意得太早了！想威胁我们，办不到。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张超倒抽一口凉气，大概是想起了上次气急败坏的狼狈相，觉得暂时不宜过份动火，便摆出一幅有涵养的样子，装腔作势的说：“好了，不跟你们多费唇舌。你们都得好好反省。”说完，对旁边的几个特务咬了一阵耳朵，夹起尾巴走了。事后，李子芳、黄诚、廖振文、胡崇德四个同志都给戴上了脚镣。 　　 　　三 　　残酷的镇压开始了。敌人在囚室周围加了不少岗哨，同志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刑讯逼供接踵而来，不少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夜晚，谁如果在床上转一下身子，稍有响声，都要受到宪兵的干涉。 　　党支部分析了敌我斗争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了领导。李子芳、黄诚同志对大家说：敌人的怀柔政策、软化手段已经破产，凶残的镇压已经开始，斗争将越来越艰苦。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们都必须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让阶级斗争的烈火，把我们锻炼得更坚强吧！ 　　 在那些日子里，李子芳、黄诚同志常常拖着沉重的脚镣，叮叮当当地来回踱步，思考着斗争的策略，谋划着如何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们想到一点，就和同志们一块商量，研究；大家互相鼓励，决心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狡猾的敌人采取了离间计，决定把王传馥、徐师梁等几个同志调押到周田特训班。临别前的晚上，大家紧挨着躺在通铺上，作一次最后的话别。 　　李子芳同志叮嘱王传馥等人：“你们到周田后，要迅速摸清情况，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强团结，进行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我相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定要到来。”这是黄诚同志的声音。“在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人胜利地回到党的怀抱，应该把这里的情况详细向党汇报。”“至于我们，”李子芳同志接着说，“如果不能逃出魔窟，将坚持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为党和革命事业而死。” 　　同志们听了，内心一阵激动。大家知道，这次分别，很难有重逢的机会了，不觉眼眶都湿润了。 　　第二天上午，王传馥等几个同志就被宪兵押解到周田去了。从此，石底监狱“囚犯”骤减，只剩下李子芳、黄诚、廖振文、胡崇德四人。他们象一块千锤百炼的纯钢，坚不可摧；象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光芒四射。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进逼上饶，集中营决定迁移福建。这是，敌人残酷的屠杀了一批顽强斗争的革命者，也向石底监狱伸出了血腥的黑手。 　　一天黄昏，李子芳等四位同志吃过晚饭，在囚室里坐不多久，大家都感到腹内隐隐作痛，头昏眼花，他们立刻意识到中毒了。李子芳同志用力按住腹部，强忍这绞肠般的剧痛，悲愤、有力地向大家说：“我们都中毒了！这班杀人的魔鬼，迟早有一天……会受到人民的惩罚！我们……”一阵气喘，他昏迷过去了。 　　黄诚同志也吃力地说：“我们经受了残酷斗争的考验，没有辱没……共产党的……光荣称号……”四位同志浑身痛得发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只剩下一丝气了。 　　特务们把毒药放进菜里以后，便躲开了。这是，他们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狞笑着到囚室看个究竟，打算收尸掩埋好向主子复命。特务们摸摸李子芳等人的身体，发现尚未气绝，于是转身拿来四条麻绳，绑在李子芳、黄诚等同志的颈脖上，活活地将他们勒死了。 　　天空一偏漆黑，大地寂静无声，象是在为烈士们默默哀悼。 　　 　　此文载于“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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