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卫：海滨闪光的碎片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街东河(现在的解放路)以东自海边向南，东西排列仅有六条平行的短马路，名字曰：海岸路、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南沟街。我家租住张家在三马路的中段路北高大的两进式四合院内。据说，这组有别于周围房舍的建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户坐地殷富张姓房产，系烟台商埠近代特色的典型建筑。至今我不明白冲着大过道的正北照壁上书写一个偌大的“毂”字，二门的照壁上才是红笔正楷的大“福”字。二门的前后门额的横匾分别是行书“紫气东来”“仁星集域”。我家五口为七家住户之一，我家住在后院北屋西面两间半，东面两间半当时住的是郑大爷一家四口。 　　　　那时，不知什么原因，北海边每当退潮，在潮印子上的细碎的卵石滩里，杂有许多细碎的各种颜色玻璃片子，玻璃小片早已没有锋利的棱角。那时，仅有十岁的我常常带着两个小妹妹拐着篓子到海边检玻璃，一潮可检小半篓子，而后一起送到大马路思永里玻璃厂，公平买卖，童叟无欺，每斤三分钱，我们积攒着，这以后是我们上学买笔墨纸张的钱项了。再后来，我们将这些捡拾的碎玻璃，挑拣出五颜六色的，每人还做了一个万花筒，时常仰头看看不断变幻的万花世界。现在烟台海边再没有这样的碎玻璃了，想着检拾重温童年的味道已是枉然。童年时代，到海边捡拾闪光的玻璃碎片，竟成了我们姊妹永远铭记在心的美好记忆。 　　　　人生必要的捡拾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中确实有需要捡拾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及时的捡拾，失之就会一去不再复返，永远的失去必然是我们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憾。多年来，有一块生活的小碎片，一直在眼前闪烁，联系到有关史册的章节篇什，真是有必要拣拾起来，并入生活的万花筒，或许会给一个世界增添一点光彩。这件事真可谓一块小碎片，只有我一个人亲身经历，如果我不捡拾记录下来，怕会磨砺成沙或碾作成泥，永远渺无信息了。　那是1984年8月26日(星期日)下午3时许，当时我在烟台市教育局工作，酷爱文学，多在星期天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此时正在赶写一家文艺刊物催要的一个短篇。书写正酣之时，应着敲门声很有礼貌地走进两位老者，一男一女，一前一后。那位男者说：“对不起，打扰您啦。因为过去青少年时期我曾在这里住过，今天路过这里，进来看看，以念当年的情境。”那位女者看我有点疑色，立即补充说：“我们从北京来，他叫于敏。我叫张志新，是他的老伴。当年，”她指着他说，“我老伴，就在你现在的房间，度过了难以忘怀的青少年时期，这个故居对他来说很有纪念意义呀。”听到这里，我内心有些惊喜，脑中闪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亮点，难道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剧作家于敏。朦胧中得知于敏是烟台出走的剧作家。于是，我怀着景仰的口吻问道：“你是《桥》的剧作家于敏？”他笑呵呵地点了点头，他老伴又明白地说：“对，他就是《桥》的作者于敏。他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今年退下来做了顾问工作。我原在北京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今年也退休了。现在有了闲暇，回故地走走看看，以感念当年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念当年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简短的几句对话，把我们的心距拉得近乎起来。我为此而激动，几次要给他们烧水冲茶喝，都被他们婉然谢绝了。我急于了解他们的当年，更急于向他请教，也顾不得讲客气了，甚而像记者一样先采访起来，于敏老作家饶有兴趣地用纯烟台口音向我徐徐道来： 　　　　“离开烟台，已整整50年了。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里住，曾在烟台养正小学读过书。当年，我爸爸开了个罐头厂，后来破产了。为了让我长大后做个“富商”，执意叫我学好英语。当年我和邻居同伴王滨，就是后来的中国名导演王滨，我们很要好，他家在东面几十步远的南山路路东水井高台阶的平房里。王滨原名叫王绍杰，他爹是商行职员，也是想让孩子将来出息个人才，叫他学英语。那时，我俩都是十六七岁的人了，一起进了基督教会创办的有名的正华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我俩是最要好的同学，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共同爱好中外文艺。当时，中共烟台地下党组织创办的《胶东日报》辟有专栏《野火》副刊，我俩是非常积极的作者。有好多诗文我们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研讨写成的。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中共地下党员和我们一起曾以研讨中外进步文艺作品的名义开过会，那时我们年轻的心田中已播下革命的种子。这个房间，是养育我、启蒙我革命、成长的地方，确实值得纪念。后来生活所迫，1933年我随王滨在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做场记和剧务工作。由于维生艰难，我们竟一起流浪在上海街头。第二年，我只好个人返回烟台回到父母身边，仍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在东厢李大爷的推荐下，到路南对门的南山路小学当老师，还干了两年校长。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后，我参加了晋南革命游击队。1938年，我又联系好仍在上海的王滨，几经艰难地辗转去了延安。在延安我们主要在“鲁艺”工作。1942年5月我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参加座谈。1946年我去山东大学任教。1947年，我和王滨由党组织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分别任编剧和导演工作。我在东影党组领导下，去工厂深入生活三个月，1948年写出了电影剧本《桥》。第二年，在东影设备简陋的条件下，王滨精心将这部电影导演摄制成功，当年5月1日首演，周恩来总理看过后，接见我们，兴奋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银幕了。” 　　　　老作家于敏说起这些，在深沉中透着亲切，缅怀中透着激动。我非常惊奇，老作家对自己的这些历史的记忆得那么清晰。这多是刻骨铭心所为吧。我在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到，他的电影文学剧本《桥》很快摄制成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是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而且是中国银幕上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中国银幕第一部反映执政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为题材的故事片。由于这部影片的创作、拍摄制作，造就了中国一大批电影事业的栋梁之材。《桥》之后，1949年春，于敏又完成了第二个电影文学剧本《赵一曼》。再之后，他的电影创作和著述颇丰。这些，在他讲后我又以学生的身份做了知识学习的复述。于老只是谦虚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无须多提它了。”我对自己作了简单的介紹。又不无浅陋地把正在写作的这个短篇送到他手里，请他指教，他戴起眼镜，认真地看了几遍，又听我介绍了构思的情况，他很中肯地谈了修改这一短篇的意见。之后，他环视着自己当年生活过的房间，高兴地对老伴说：“好啊，这里挺有灵气，竟是培养文学作家的摇篮啦。”在大作家面前，我自感非常汗颜。我当时执意挽留他们在寒舍吃饭，他们说已经有安排，我无奈只好作罢。话别时，我留下他们在北京的通信地址：中国电影家协会。家庭住址：阜新北街北四巷外交部宿舍。老作家于敏带的相机，我们在房前还合影留下纪念照。 　　　　于敏及爱人回京后，至今已有23年，期间我不好打搅他们的工作，一直没有与他们通过信。可幸的是，2005年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电影百年的庆典上，我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于老坐在轮椅上的瞬间形象，算来那时他有91岁了。于老，您好。那天我在电视机前问候他。现在，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先后居住过的同受其呵护的这一具有中国近代特色的两进式的四合大院及其房子，因现代城建改造也于1987年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高层民居。在烟台海滨，我拾起这一闪光的碎片，写这篇文章，向中国电影泰斗于敏致以诚挚地问候，当年的特别崇敬您的小文友现在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今天尚惦挂感念着您，向您和老伴问好，祝您们健康长寿、金鸡美鸣，晚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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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10/25 7:0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