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著名电影家、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于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0月13日12时4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于敏同志生于1914年4月，山东省潍县人。幼年头脑聪颖，博学强记，家境殷实。在烟台养正小学毕业后，进入烟台益元英语商业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烟台信民进出口商行任英文文书。大量中外名著的影响和国家受帝国主义列强侵凌的现状，使他渴求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31年，放弃收入优渥的工作，到上海过艰苦拮据的自学生活，走上“为人生而革命”的道路。1933年春至1935年夏，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剧务、场记。1935年夏，因病回潍县休养。1936年秋至1937年夏，在潍县广文中学任初中英语教员及校刊编辑。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抗日救亡，于敏同志又一次离开家乡。1937年冬至1938年4月，在山西省平陆县游击队担任政治辅导员。1938年4月到武汉，旋即转赴延安。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在陕北公学第24队和高级班学习马列主义。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至1940年4月，在《新中华报》担任记者、编辑；同时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新闻系教员。1940年4月至1944年3月，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研究科长、副团长，戏剧系教员。1944年3月至1945年10月，在延安中学担任语文教员；1945年3月，担任延安中学教育处副主任。1946年6月至1947年10月，在山东教育厅中学教材编委会担任编委、语文组组长，山东大学文史系教员。 　　1947年10月，于敏同志调入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1949年7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调入在京的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1953年夏，携全家到鞍山落户，参加鞍山钢铁公司的大规模建设；其间曾担任鞍山轧钢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195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鞍山工作期间，连任鞍山市第一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1956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仍然坚持在鞍山深入生活。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于敏同志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受到迫害。1970年1月，携全家到辽宁省海城县牌楼公社插队落户参加劳动，同时协助当地党组织做指导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1978年，于敏同志被调到刚恢复不久的中国电影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杂志主编。1988年5月离休。 　　1992年，于敏同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2005年，于敏同志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2013年，于敏同志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颁发的“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于敏同志是十七年时期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发轫时期的著名电影编剧。通过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三十六棚）深入生活，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电影文学剧本。这部电影的拍摄和公映向新中国的诞生和新中国电影的奠基并献厚礼。此后，于敏同志创作了脍炙人口、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享有盛名的故事片《赵一曼》的电影文学剧本，为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创作了表现工厂生活、工业题材的《高歌猛进》、《无穷潜力》、《工地一青年》、《炉火正红》、《平常女人的故事》、《天外有青天》等一系列电影文学剧本，满腔热忱地讴歌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衷心赞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功绩，对很多创作者视为畏途的工业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有益的开创性的探索。 　　于敏同志是从事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他的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姐妹们》，一些短篇小说，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都以鞍钢的建设为蓝本，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立传，为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此外，他撰写的长篇小说《千里从军行》、《风雨入华年》，散文《于敏散文集》、《南游散记》，传记《真正的人——田方传》、《王滨评传》、《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回忆录《动乱偷生记》，也无一不是取材历史、映照现实、论人知世、文字丰赡的隽永篇什。 　　于敏同志是我国文艺界、电影界始终一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期，于敏同志就是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员。在建国十七年，于敏同志在深入生活从事文学创作之余，曾在我国电影学术刊物《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本末》等长篇理论批评文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政治思想多元、文艺思潮纷纭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于敏同志更以批评家的睿智、雄辩，文学家的激情、华丽，撰写了《求真》、《树人》、《探索》、《银幕外的声音》、《金鸡述怀》等令人瞩目的文章，成为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极左思想余毒的战士，抵御西方错误思潮进攻的堤防，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旗帜。 　　于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的我国文艺界、电影界杰出的专家型领导干部。无论是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副团长，在鞍山轧钢工程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在中国电影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于敏同志都自觉地拥护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开拓思路，勇于进取，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电影界老同志酝酿，创立了电影界的专家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于敏同志是金鸡奖评选中的核心人物，一连参加了十三届。他提出的金鸡奖评选的六字方针“学术、争鸣、民主”和二十四字原则“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反映了他思维的缜密，成为金鸡奖评选的准则。 　　于敏同志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极强的思辨能力。他在年轻时本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千淘万漉、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时候，就一生服膺，从未动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外的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不少人目迷五色，趋之若鹜。但于敏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站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观的正确立场，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得出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他的坚定信仰和鲜明立场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尊重。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于敏同志多年坚持并宣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坚持并力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写作是非常艰苦的精神劳动，需要作者付出极大的体力和精力。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电影编剧、评论家，于敏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不辞劳苦、深入生活、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撰写了几百万字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结出了累累硕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成绩和荣誉没有成为他固步自封自满自足的理由，这有他在写出《桥》和《赵一曼》成为著名电影编剧之后的一系列作品为证；文革的困难环境没有成为他不坚持写作的理由，写出了力作、七十万字的长篇《第一个回合》；高龄没有成为他搁笔、封笔的理由，他在91岁的时候，撰写了三十七万字的自传《一生是学生》；在98岁的时候，因为腰疼未能亲自动笔，接受记者采访，回忆了七十年前亲身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完成了万字长文《七十年后一回眸》。他可以说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咬定青山不放松”，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 　　作为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党员作家，党的领导干部，于敏同志有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旗帜鲜明，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不阿谀奉承，不避锋芒，不留情面，不怕孤立，敢于讲真话，敢于说老实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敏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待人以诚，愿意接近普通群众，能够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与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敏同志生活规律，事必躬亲，淡泊名利，艰苦朴素，自奉甚俭，这也是他得以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 　　于敏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艺界、电影界的一大损失。我们缅怀于敏同志，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于敏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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