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您好，老舍先生。隔着幽邃时空，隔着阴阳两界，我在向您致礼。在我们这边，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冬日，欢庆的年味，通过鞭炮的硝烟传过来，我却在心底为那些悲苦的灵魂祷祝，那是一些为民族承负过苦难的灵魂。其中有您的文弱的身影。老舍先生，您戴着眼镜，而镜片后那深邃的目光，仍直直地穿越我，让我的心灵震颤。 　　　　走近您其实很难。因为您过早地逝去，因为历史太健忘。我们遭遇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人都在为各自的功利往前奔赶，而回首的动作，总那么生涩艰难。更何况，那是怎样的不堪回首? 　　　　您好，老舍先生。在临近年关的冬日，我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只为凭吊您。北京西直门外的太平湖，当年您自沉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水，没有了树，没有了公园，没有了您最后静坐一天的长凳。现在，它是地铁总公司一个车辆段，外面围着高高的墙。我被一个年轻的军人拦住：“您找谁?”我找老舍。“这儿没有老舍。”我找一个湖。“这儿没有湖。”我找一些有纪念性的东西，比如一块碑，一块牌子。“这儿没有碑和牌子。”我说，我进去走走，找找看看。他说：“既然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何必让我为难?” 　　　　他的话提醒了我：是呀，斯人已逝，黄鹤杳杳，我来这里想找什么，又能找到什么呢? 　　　　在围墙四周走着，寒风吹在脸上，木木麻麻的，掺杂细密的刺痛。我问一位路过的老人，他指着一排排黝黑的铁轨，那，就是当年的后湖。我眼睛盯着那密密麻麻的轨道，我心中的那泓湖水，没有为我泛起波澜。我曾想象它青凛凛的光芒，会承接起我缕缕追忆的线索，而它早已失去，为一个时代，为一个英雄，为一个刚烈文人，为一个民族的祭血者。 　　　　幸亏还有铁轨，还有延伸远去的铁轨。是的，记忆与铁轨一样长。 　　　　您好，老舍先生。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献上对您的哀思，还有对那个时代深沉的审视和反思———因为那场悲剧不单属于您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民族，属于一个时代。 　　　　1966年8月，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拥挤的月份之一，历史把那么多重要的笔迹留在这里。这个月第一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7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活剧上演。而仅隔十几天，即8月24日，中国文学界的一代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肉体和心灵两重磨难中，投进了太平湖。 　　　　与那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相比，您在那个夜晚悄然走向湖水，只飞溅起一小朵浪花，但在我的心头，却是重重的一击。我仿佛看到一个生命，鲜活的、感性的、有丰沛情感和深刻思想的生命，就这样快速地从那个混乱的世界上远遁，那么轻易，又那么沉重!您用血肉之躯为那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不祥而可悲的注解。在阅读文学史时，我习惯把您看成文革的祭旗人。据我了解，您是文革爆发后第一位自杀作家，也是文革中最早失去的知名人士!这种角色，具有象征意义，但极悲苦、极凄婉。 　　　　您好，老舍先生。走近太平湖，不得不想起34年前那个酷暑难当的8月，就是在这里，您静静地坐了一天。谁也不能确知您在想什么，是在梳理难以理解的时局，还是割舍不掉至深至切的亲情；是回顾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还是忧思整个狂热民族的走向?您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但在生命的最后，却没有留下一页文字。这正是我们的至痛。也是几十年来“老舍之死”的话题了犹未了的原因。而我更关注的，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压抑，是什么最直接的原因窒息了作家的激情，包括生的热情? 　　　　我知道，就在临别的前一天，您在国子监被一群“革命小将”痛打。他们让您围跪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烧烤，用带铜头的皮带，猛击您的头部。67岁的您头破血流，当场晕倒。我知道，就在那个晚上，您与夫人有一次生离死别的长谈，“推心置腹的谈话被若隐若现的暗示搅得更加充满诀别之情”。据您的儿子舒乙回忆：“她(母亲)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团沾着热水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手也颤，浑身都在颤。她的心痛，心痛!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剩下的，就是我不知道的；剩下的，您把一切谜底投进了太平湖。 　　　　您好，老舍先生。那个季节正是艳阳似火，中国大地的政治气候也是红彤彤的一片，您选择了水，选择了冰冷的幽蓝。我不知道这悲壮的选择，是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是否夹带着飞身扑火的殉道意念?后人往往用气节和人格来解释您的自杀。而我更愿意相信，您是用这种身谏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正如您的名字：舍予，舍掉自己。舒乙先生经过考证后坚持：“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一个人的灾难”。 　　　　您好，老舍先生。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您以最凄惨的方式，为有气节、有尊严的中国文人，提供一种精神范本。让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悲剧中，发现人格的光辉。 　　　　您好，老舍先生。当我隔着34年的风雨向您致意时，仍然怀着深深的歉意。那一笔陈债是属于上一代人的，但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反讽。后来者不必为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而那场悲剧暴露出来的人类兽性，值得我们永远地警醒和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您一直在我们身边，而且永远在我们身边。 　　　　王立文，硕士，记者，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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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11/10 19:5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