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汤一介回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他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啊,探讨怎样改革食堂啊,还经常在一起聊天。 　　 　　汤一介毫不掩饰他对乐黛云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还偷偷地告诉了记者一个小插曲:“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说完,汤一介像个孩子一样地笑了。 　　 　　他们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汤一介轻轻喟叹。 　　 　　那个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非常轰动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汤一介开始考虑如何突破50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和“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教条,写成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发表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五期上,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先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讲《早期道教史》。他的学生回忆,汤一介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连换了三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形式限制人数。 　　 　　随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迄今,《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仍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历久未息”,刘述先教授如此评价。 　　 　　但是汤一介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现在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编纂《儒藏》,一个是传承的问题 　　 　　晚年的汤一介还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为将国内对传统哲学探讨的新突破带到国外,汤一介常常奔波四海,足迹天下。 　　 　　现在,耄耋之年的汤一介,还有最后两个心愿。 　　 　　“我想,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汤一介说。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 　　 　　“汤一介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目光发其端,构架《儒藏》和中国解释学这两大文化工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学者王懋昌说。 　　 　　对汤一介来说,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手中正在进行的《儒藏》。但是,这个收集儒家典籍的工作浩繁无比,明清两代均有学者多次提出要编撰“儒藏”,但终因工作量过大、牵涉范围过广,未能成行。 　　 　　现在,工程的第一部分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将用6年时间以有校勘记的竖排繁体标点排印本形式出版;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出版需时10年,再加上子项目10卷本《中国儒学史》、《儒藏总目》、100种《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丛书》,完成这一工程总共需时16年。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一介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工程。 　　 　　25所大学,300多人的编撰队伍,庞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的操心,正在一点一点耗费汤一介的体力和精神。2003年,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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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9/10 14: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