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他想去延安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在汤一介的回忆中,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汤用彤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家里事都不太管,他在前院有一个书房,甚至卧室也在前院。母亲张敬平也出生于湖北黄冈大族,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一应都是母亲安排。 　　 　　童年的无忧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母亲带着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从北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到昆明。事隔已经差不多60多年,汤一介还记得当时的辛苦:“有半年都在路上走。”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比汤一介高一年级的同学余绳荪,北大中文系教授余冠英的儿子,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西行漫记》,他们几个越读越觉得延安有意思,非常向往,于是各自拿了家里的钱和金子,决定到延安去。“我们几个先坐火车,然后坐那种非常危险的敞篷的运盐车,先到了贵阳。”他们当时想从贵阳到重庆,然后转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一到贵阳,他们几个就被宪兵给拿住了,关在侦缉队里,而他们手上,还拿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谁发现,屋子的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一页一页地撕掉,塞到地板里去了。” 　　 　　延安没有去成,联大附中也不欢迎他们几个激进学生回去了,这样汤一介就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考上大学了,他决定做一个哲学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宁可（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父亲还请来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教授钱学熙来教他英文。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这本书说的是,我们虽然走得那么近,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使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汤一介想,一个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光的人。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原来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他还是选了哲学系。“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认识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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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9/10 14:2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