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63号馆文选__李温陵集

李温陵集 　　 　　明李贽撰。二十卷。 　　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回族。年二十六中举，年五十一官云南姚安知府，后三年辞官，在湖北、麻城等地讲学着书。万历年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下狱死。 　　《李温陵集》一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亦即《焚书》；十四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其《藏书》中史论部分；十八、十九两卷为《道厚录》，即《说书》；二十卷为诗。是集有明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四库全书》列入存目。 　　李贽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认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明灯道古录》）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离开人的自我需要，对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东西，都不足以为道。本贽认为，道主要应当到人间的“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去寻找，“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答邓明府》）等等。而且不仅市井小民，尽人皆如此，即使大圣大贤，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贽概括为“人必有私”（《德业儒臣后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答邓石阳》）。说人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所决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切其它行为的基础，因而这就是社会人生的本性和本质。 　　由此出发，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从我，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明灯道古录》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李贽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杂文中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提倡积极有为，经世致用，他着书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他称自己的《说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自刻说书序》）。李贽还认为“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只存在世人有能无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世事可为不可为的问题。他认为经世致用必须面对现实“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复邓石阳》）而在《藏书?赵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适时，学必经世”的观点，他说“夫孝宗，愿治之主也。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为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 　　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不曾闻嘉善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夫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谓为君子者多矣，独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恶，流无穷之毒害。‘伪学’之禁有以也！”这段话揭露了朱熹道学的误国无用。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条转危为安，使国家强励的策略，仅以正心诚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伪学耳。所以李贽提倡“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其观点是同道学及传统儒学完全对立的。 　　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把人世之道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实处，这是一种由虚而实的倾向，由此出发要求一切学问、事业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与这种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思想。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读律肤说》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焚书》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发于情性”的，那么各种风格均属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文艺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诗格均成赘物，破除了从技法、风格到内容的一切规定，由情性之自然变成情性之自由。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在《杂说》中说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其心中的悲愤和不平需要渲泄，故情之所致“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自然之道。 　　李贽在“童心”说，“自然”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大胆创新，肯定一切新兴的文艺样式。他在《焚书》里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新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生论也。”其“无人不文”强调发挥作家个人的创造性，翻出窠臼，自我发挥。“无时不文”则强调发挥进代的创造性，以今变古，推陈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还是当时盛行的戏曲、小说，李贽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对戏曲、小说这些后起俗文学寄予满腔热诚的第一人。 　　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远，而余独不同，非不详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生前受尽磨难，以七十六岁高龄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愿早一命归黄泉。”（《狱中八绝》之八）在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两天后方才在创伤与血泊中死去。 　　李贽死后，被骂为“无忌惮”之“小人”，说他“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后来又被宣布“贽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其为名教之罪人。”（《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五、卷一七八） 　　李温陵集 　　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着录。是集一卷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即《焚书》也。十四卷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藏书》史论也。十八、十九二卷，为《道原录》，即《说书》也。第二十卷则以所为之诗终焉。前有《自序》，盖因刻《说书》而并摘《焚书》、《藏书》，合为此集也。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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