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泽圆温公日记(中)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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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日记(中)
枢密直学士、石谏议大夫、知益州任中师，龙图直学士、给事中、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先是，布数上书论事，帝欲用之，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师前罢广州，尝纳赂于夷简。于是，枢密副使阙，上谓夷简曰：“用谏议大夫任姓者。”盖指布也。夷简遽进中师名，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简因言中师可用，乃并用两人。 丙午，枢密副使、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知河阳。布任枢密，纯约自守，无所补，然数与宰相吕夷简忤，夷简恶之。布长子逊，素狂愚，夷简知之，乃怵使言事，许以谏官。逊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见其书，匿之。夷简又趣逊以书上，逊复上书罪匿者。上问知匿书者乃布也。布谢：“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谬，惧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鱼周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罢去。逊尚留京师望谏官，夷简寻以他事黜之。议者谓周询引逊语逐其父，为不知体云。 甲午，复给荆王元俨所上公使钱。元俨领荆、扬二镇，岁凡给缗钱二万五千，西边用兵，尝纳其半。上以元俨叔父之尊，不欲裁损，不逾年，复全给之。元俨用度无节，每预借数年俸料。翊善王涣上书谏以方有边患，宜助朝廷节用度。元俨判其后曰：“愁杀人。”他日又谏，元俨复判曰：“仰翊善依旧翊善。” 先是，诏为郭后于寺观立影殿。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修造案陈昭素以其劳费，乃上言：“神御殿非古法，按礼当于祖姑，乞淑德皇后庙。”诏从之。 壬子，徙知扬州冯京知庐州。京前为馆职，与刘保衡邻居，尝以银器从保衡贷钱，保衡无钱，转以银器质于人，代之出息；又尝从保衡借计物以供家用，狱辞连及之。京，宰相富弼婿也。闻之自劾，乞徙小郡，故有是命。 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宫女百余人，以应天变修阴教。 翰林学士王上言：“圣体已安，皇太后乞罢权同听政。”即命草还政书，既而不行。 诏：“山陵所用钱物，并从官给，毋以扰民。”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捐也。 初，契丹主宗真母萧氏爱少子宗元，欲以为嗣。宗真之重熙二十三年，王拱辰报聘，宗真尝为拱辰言之。其明年，宗真死，洪基嗣立，以宗元为皇太叔。洪基之清宁三年，萧氏卒，宗元怙宠，益骄恣，与其相某谋作乱。及相某以贪暴黜，宗元惧，谋愈急。洪基知其谋，阴为之备。 是月戊午，宗元从洪基猎于凉淀。洪基让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骑直前射洪基，伤臂，又伤洪基马，马仆。其太师某下马掖拱基，使乘已马。殿前都点检萧福美引兵遮洪基，与洪孝战，射杀之。洪基兵与宗元战，宗元不胜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杀。 燕京留守耶律明与宗元通谋，闻其败，领奚兵入城，授甲欲应之，副留守某将汉兵距焉。会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斩明。洪基寻亦至，陈王萧孝友等皆坐诛。 先遣来使者数人，悉宗元之党也，过白沟，并以槛车载去诛之，独萧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时清宁九年也。 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翁氏位有私身韩虫儿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见小龙缠其汲绠而出，左右皆莫见，因召幸焉。留其金钏以为验，仍遣之物，虫儿遂有娠。于是，逾十月不产，按问乃虫儿之诈，得金钏于佛阁土中，乃虫儿自埋之也。太后以谕辅臣，命杖虫儿，配尼寺为长发，而翁氏坐贬。辅臣皆请诛虫儿，太后曰：“置虫儿于尼寺，所以释中外之疑也。若诛虫儿，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 曹佾之除使相也，颍王欲使韩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孙思恭不可，王卒使王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王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是日，彗行至张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为忧。或告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 御史刘庠言：“礼：居丧不饮酒食肉。仁宗之丧，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京师羊为之竭，请给百官素食。”礼官以为然，执政不从。 乙丑，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都官员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殿中丞宋温其，著作佐郎钱长卿、曾布，前河西县令杜纯，并为编敕删定官。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赞成其事者也。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陈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 诏馆阁校勘刘与外任。初考试开封，与王介争言，为台谏所劾，既赎铜，又罢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 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癸卯，上批：“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不下，乃妄引诏中丞荐举条，绝无义理，而颂于中书面乞明降特旨方敢命辞，洎朝廷行下，反又封还。轻侮诏命，翻覆若此，国法岂容！大临、颂可并以本官归班。”大临及颂时皆为工部郎中。 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辞头，诏送别官，而颂当命辞。颂言：“本朝旧制，进补台官，皆诏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互举曾任通判者，其未历通判者，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倘非其人，或至连坐，所以重台阁之选也。去岁诏旨，专令中丞举官，虽不限资品，犹以京秩荐授。缘已有前诏，故人无间言。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议者或曰：唐世多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臣谓不然。在唐方镇盛时，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鉴此弊，一切厘改，州郡僚佐皆从朝廷补授，大臣出镇，或许辟官，亦皆随资注拟，满岁迁秩，并循铨格，非复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于昔时。况定官未终，更非时召对，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之荐，直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其除官制，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大监，大监亦封还。乃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辞。颂又言：“祖宗之朝，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盖天下初定，士或弃草莱而不用，故不得不广搜扬之路。自真宗、仁宗以来，虽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资品。盖承平之代，事有纪律，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并用，进任台阁，动有成规，而定以远州幕官，非有积累之资，明白之效，偶因召对，一言称旨，即授御史，他日或有非常之人，又过于此，奏对称旨，则复以何官处之？浸渐不已，诚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谨案《六典》，中书舍人之职，凡诏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故前后舍人论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更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须中丞、学士荐举朝臣，乃典故也。或不应此，其敢无言？去岁以京官除授，所以无言者，以前有诏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许于幕职官中选擢三院，则臣等复有何言而敢违拒？朝廷以定才实非常，则当特与改官，别授职任，随资超用，无所不可，不必弃越近制，处之宪纲也。若臣上惧严诛，颜起草，诚虑门下封驳；纵门下不举，则言事之臣必须重有论列；或定畏议，固执不敢祗受。是臣一废职事，而致议论互起，烦渎圣听，则臣之罪戾，死有余责。” 上曰：“里行本不计官资，故令于御史里行，欲令止以判官出敕为之。”众以为不可。安石曰：“已令改官，于义有何不可，而乃封还辞头？若遂从之，即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失人君之道矣。”既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并录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曰：“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上曰：“李定诰须令草之。”安石曰：“陛下特旨，虽妨前条，亦当施行也。”曾公亮曰：“特旨固不当以条限，但不知定何如人，恐非常人乃当不用常法耳。”于是上批：“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今后台官有阙，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下，令兼权。如听举非其人，令言事官觉察闻奏。自后别无续降条贯。” 颂、大临等又言：“臣等看详，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故朝廷特开此制。云不拘官职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非谓选人亦许奏举也。所谓兼权者，如三丞以下未可为监察，故且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为选人设文也。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选人不可超授台官明矣。至如程颢、王子韶已先转京宫，因中丞荐举，方选中允，止权监察。今定是初等职官资序，若特改京官，已是优恩，更超授朝籍，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钺之诛者，非它也，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大抵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之，它日遂为故事。若有司因循，渐致堕紊，诚恐幸门一启，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满其意哉！前世所以爱重爵赏，不以假人，虽有奇材异伦，亦须试以职事，俟有功效然后超擢者，以此也。” 复诏颂依前指挥撰辞，颂执奏如初，而又于中书白执政言：“虽云特旨，而颂辈无以为据，草制即必致人言，乞批降云‘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方敢草制。”又诏所除李定是特旨，不碍近制，令颂疾速撰辞。颂又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名声闻于时，然后厌服群议，为朝廷美。昔马周为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余事，皆当世切务，唐太宗拔于布衣。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论议卓越，真宗拔于河阳职官。此二臣者，可谓有显状矣；逢时遇主，可谓非常矣。然周犹召直门下省，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知白召还，奏对称旨，亦命试舍人院，然后授以正言，非如定远州职官，素无声称，偶因谏官论荐，一赐召对，便蒙拔授。诚恐天下才辩之士，闻之皆思趋走势要，以希荐用。此门一开，未必为国家之福也。欲望陛下采听群议，或询访近臣，若谓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则臣自当受妄言之罪；若臣言不虚，即乞别授一官，置之京师，俟它时见其实状，进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职事并举，兼亦可以养成定之才资，免招异日之议论也。” 上即欲黜颂，别除知制诰令草制，安石乞且降旨令草，如更执奏，乃施行。于是曾公亮乞批付大临等同草，韩绛曰：“止是颂建白，难付大临等。”公亮曰：“颂意欲如此。”安石曰：“恐大临不肯草，即便稽留圣旨。”乃直付颂，而颂复辞以不当日，遂再送大临，大临又缴还，故有是责。 大临及颂之未责也，诏趣直舍人院蔡延庆等就职；及责大临等，延庆遂草定制；既进草，又上奏乞罢之。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封驳，卒行下。 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既罢，又以手札谕安石。有司结绝所施行事，久之乃罢。吏人属中书为额外堂后官，枢密院者为副承旨，三司勾覆官并除供奉官。 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秋料使偿之。民受之知县厅，即输之主簿厅。 废管勾睦亲、广亲宅并提举郡县主宅所，归大宗正司，从知宗正丞张稚圭请也。先是，宗室举动皆为管勾内臣所拘制，稚圭始请罢之，上令并罢郡县主宅提举 议者谓韩绛及王安石协谋，欲沮文彦博，且夺其权，因建此议。然先时大使臣差遣，皆属枢密院，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也 丙寅，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秦凤路副总管窦舜卿知秦州，李师中于永兴军听旨。王韶之议开边也，师中赞成之。及韶改提举蕃部兼营田市易师中始言其不便。向宝言：“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结也，必须恩威并行。且蕃可合而不可用。”议与韶异。朝廷更命宝兼提举，王安石恐沮韶事，亟罢之。韶及高遵裕并为提举两人共排宝，数有违言。时宝方为师中所信任，安石雅不喜师中，尝白上曰：“师中前后论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专务龃龉。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训饬，使知忌惮。当云：‘付卿一路，宜为朕调一将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于向宝有何亏损，遂欲怨望不肯尽命？若果如此，朝廷岂无刑戮以待之？卿为主帅，亦岂免责？韶所建立，卿皆与议，事之成败，朝廷诛赏，必以卿为首，不专在韶。’”上遣使谕师中如安石所陈。 于是师中亦奏：“宝在边无由得安，乞罢宝，专委韶及遵裕。”会托硕、隆博二族相仇，董裕以兵助托硕，遵裕乃言于师中，乞使宝还讨之。师中复奏：“蕃部非宝不能制，臣己令将兵讨托硕族，乞依旧留宝，仍敕韶等令协和。”曾公亮拟从其请，枢密院又请责韶等戒励状。安石曰：“韶等岂可但责戒励，当究见情状虚实、道理曲直行法。”及进呈，上怪师中奏事前后反复，欲遣使体量如安石议。文彦博曰：“韶、遵裕得专奏事，不由主帅，主帅反奉诏等。”上曰：“韶所措置，事毕关白主帅。”安石曰：“若韶措置有害，师中自合论奏。师中素无忌惮，专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因请罢师中。上欲移郭逵代之。曾公亮言：“延州不可阙人。”上又欲复移蔡挺，众谓不可。安石曰：“若用挺，不如用逵。”文彦博曰：“王安石不知陕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安石曰：“臣固不知陕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国又时小犯边城，或遂相连结，则秦州事岂不甚重？且陕西诸路皆与夏国对境，苟一处有隙，夏国来窥，则来窥处即是紧切要人处。逵若不可移，盍使窦舜卿摄领？”韩绛亦谓舜卿可使，上以为然，故有是命。 诏：“三司分在京诸司库务为四科，令三司并提举司勾当公事官每半年一次转轮，各点检一科。”以三司言提举诸务司所管七十二处所差勾当公事，止是每季点检官物齐整，其积压陈损合系三司变转，乞令因点检除申本司外更申三司，故有是诏。寻罢之。 梁端不知已除提刑，因论青苗不便，故罢。 胡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 向宝和二族，杀董裕二百余级。 癸巳，赐大理寺丞王钦臣进士及第，秘书省正字唐出身。钦臣以文彦博奏举，上书言事召对，至是并试学士院而有是命。钦臣，洙子；，询子也。初，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宜在馆阁，故得召对。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 乙巳，太常少卿祝谘、都官员外郎删定编敕王庭筠并判刑部。庭筠资序至浅，王安石超用之，众心不服。 东、西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各置主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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