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0日， 中国文学的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以《天行者》夺得了桂冠。著名评论家解玺璋对此届评奖所持的批评意见：“这次评奖的结果很平庸，没有什么惊喜。获奖的都是一些题材保守、名气较大、商业气息较浓的作家。比如获奖的《蛙》就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商业味道很浓。”他同时指出，“此次评奖仍然有意识回避沉重和敏感的题材，这类作品最后都落选了。”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猛批此次评委会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等其人其文多有微词——主要还是作协官员身份以及评奖过程的“高铁”质疑，但是，对刘醒龙的作品似乎没有这些疑问。 　　作为体制内的茅盾文学奖，肯定有其内在的不可言说的特点。除了文学的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内在地具备政治意识形态的情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下社会政治的风向标。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获奖的。就中国当下的政治来看，社会的政治不管怎样的波诡云谲，还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来的。对前一个大时代的继承是一个大前提，拥护党中央与政府，分享艰难而不是质疑与批评， 维稳与和谐是当前社会的头等大事，这就是入选茅盾文学奖必须把握的路线。可以说，许多体制内的作家们，对茅盾文学奖充满了热望，如果把握不住这样一个底线，基本上是不可能入选的。 　　这是政治因素，商业因素肯定不在首先考虑之内。而作为上个世纪文学时代出自湖北英山文化馆的作家们，熊召政、姜天民、刘醒龙都在80年代、90年代走向了省城武汉市。除了姜天民英年早逝之外，诗人熊召政已经于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而刘醒龙今年获得此次奖项，也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主要是这些文化馆出身的作家，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政治的宣传作用。如果不能做到这样一点，不能把握政治对当代文学的要求，其作品非但不能够获奖，甚至能不能够出版都成问题。 　　而深谙文学政治行情则是少数杰出的文化馆作家的过人本领与当代作家成功的文学写作的秘密。2005年，熊召政的历史长篇小说《张居正》其实就是理解改革与改革的政治家们的，借古人之事说当世之情，活脱脱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姚雪垠的《李自成》翻版；刘醒龙的《天行者》其实就是他《凤凰琴》扩写与续篇（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格调前后基本一致。《凤凰琴》当时在全国有着巨大的社会反响，获得了五个一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诸多奖项，作家因此还受到江泽民的接见。（只是文学评论界保持一种缄默，寥寥数篇评论。）以这样高度政治主旋律的中篇，再添上一些村级选举、豆腐渣工程、民办教师转正等小问题——就像晴空之中飘来一朵白云（不是乌云），自然在政治上绝对能够博得当道的称赞。 　　相比较而言，刘醒龙争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政治上的把握上，就不够准确到位。至少在对基督教与国共两党内战的文学理解上，在当下中国具有巨大的争议与分歧的。在当时获奖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因此，刘醒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一些评论家提出的要求，沉重与敏感题材，即使写了或者说写得非常精彩，是绝对不可能入选茅盾文学奖的。非关作家才情，那些合情合理的要求，是所有体制内的文学奖不能承受之重。学术界对这些文学奖的寄托超出了文学奖自身的内在局限，而茅盾文学奖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体制以50万人民币以及入选作品的长久热销和作家的声名等无形资产来打造它选定作家的最重要方式，自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的最高典范，无论人们喜不喜欢。 　　上个世纪的英山文化馆走出了三位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熊召政、姜天民、刘醒龙。这是英山文化馆对中国文坛的重大贡献，也是当年英山地域文学繁荣的有力见证。那个时代，一个接一个走出了封闭的英山，在省城武汉获得相当的文学位置，熊召政以《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成名，成为当时湖北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作家；随后，来自江苏邳县的姜天民以《第九个售货亭》咸鱼翻身，也成为武汉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这样一个文学风光旖旎的好年月，英山文化界听文学讲座的文学青年数以千计，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刘醒龙当时在阀门厂当工人，是一个文学青年，最初被有拼命三郎之称的姜天民发现，誉为“有灵气”；最初发表作品在文化馆办的小刊物《山泉》上。但与前面的两位业已成名的文学大家相比，他并不被一些上级欣赏与看好。其后三、五年之间，在文化馆与阀门厂之间来回“碰撞”三个来回，才被文学界逐渐承认，因为在《小说选刊》上选登了短篇小说《灵缇（反犬旁，读di第一声）》，离开伤心地英山调到黄冈市群艺馆。等到《凤凰琴》出版拍成电影之后，慢慢走出黄冈市群艺馆，走向了武汉。及至《圣天门口》出版产生一定影响之后，刘醒龙方成为《芳草》的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三位文学大家走了之后，郑能新，作为一开始文化馆的炊事员，也冒出了头角，发表许多短篇小说作品，形成一定影响，最后也走向黄冈市群艺馆。担任群艺馆馆长与黄冈作家协会副主席。郑能新之后，唯有现在的文化馆的刘平海兄弟死守住这个文学辅导老师与作家的位置，甚至并不被所有的人看好，（有人怀疑其人的句子是否通顺。甚至怀疑是刘醒龙离开前对英山的苦心孤诣，堵住文化馆出作家的位置。）一直不挪窝，一直到文学大大贬值的商品经济时代，可能要老死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他也在拼命写长篇。 　　英山河山之间，从来不乏楩楠豫章，只是，当代的国家文学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文学，因而，只有出身于文化馆的文学青年们才可能率先露出尖尖角。而在文化馆里成长的文学青年，不洞悉国家政治文学的秘密也是枉然，不是也有很多文化馆出身的如今四顾茫茫吗？这样一首短诗，一篇小说，就成就一个文学新人，举国的政治文学体制，带来作家个人命运的飞黄腾达。令人产生政治文学大跃进的联想：一个新的时代，急切地需要制造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被利用为统治的工具。多少潜在的文学栋梁由于执着于文学的正常感觉而被排除在文学的举国体制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政治文学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新时期政治文学与茅盾文学奖的成功，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人文学的品味。新时期三十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文学青年，恍惚变成了文学的白发老叟，没有赶上文学火红的岁月，没有机会冒出去。在这一方天地山水之间，我走来走去，发现了有三股文学溪流仍在潜滋暗长：首先是作协派，作家协会的有刘平海、张保良、马民权、游江天等，我读过马民权的长篇历史小说《毕昇传奇》（据知情人透露：小说是在他已故哥哥马大泉的《毕昇传》手稿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如果还假以三年打造，可以形成重大影响；游江天的长篇有四、五卷之多，需要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上继续努力；其次，有一大批退休干部与教师，一直没有放下他们的笔，有陈应均老师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九曲河》；刘广才老师的《红叶梦》上下册、已故肖海澄老师的长篇《回忆录》（手稿，未出版。九死一生不毁气节，此中有傲气、怨气与正气，难得！虽藏诸名山，留诸后人，终有海晏河清，一见天日之时。），更有一位84岁高龄的商业供销社退休的老人王素晖女士的自传性长篇《生平记实》，汪从元老师的《书信文选》等。尤其是王素晖女士的《生平记实》，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英山地域80余年的历史沧桑，令人惊叹！其历史与民俗的价值不容小觑。老人是属于个人抒怀之作，作品只是传之子孙。以其历史价值与无怨无悔的淡定风格，完全可以在国内外正规出版。（目前，出版了100本，只是限送四本。蒙前辈青顾，我的是第四本。）此外还有写诗的一派，主要是退休教师与行政干部之间的诗歌酬唱，出书甚丰，颇有影响。 　　以此观之，英山的两位作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他们在国家文学的重大影响之外，主要是对英山地方的文学青年与老年，有着激励与借鉴作用。但是，欲取得全国性的重大影响，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一、必须拿出厚重的长篇小说说话，诗歌、散文以及一些小散全多的零碎篇什，根本没有多大可能性。至于写长篇小说，当然意在笔先的是洞悉政治方面的文学秘密。不能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承认，文学新人绝难出头。郑能新、张保良、刘平海以前都忽视了这一点。自然，文学性是新时期文学的弱项，一直存在着文学想象与文学创造性的很大不足的问题，然而，中国大陆的文学评选是不太重视这些文学性的努力的。文学性达到平庸就够了，政治还是在文学奖的评选之中的重中之重。 　　二、必须出版成书，即使是民间出版的作品也会逐渐形成气候。刘醒龙最初的长篇小说（大别山之谜系列）《异香》就是自费出版的，勉强通过黄冈地方的文化馆之间协助卖出去了，没有亏本。但是，这些作品一旦出版了，就可以自己说话，慢慢形成影响。马民权的历史长篇《毕昇传奇》，如果能够坐下来好好修改三年以上，肯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影响的。就目前而言，问题太多，不足以形成气候。 　　三、文化馆出身的作家具有成功的优先性。因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文化馆模式。绝大多数著名作家出身于文化馆。他们对政治文学具有多年的敏感与训练，而中国新时期文学，无论多大变化，基本还是政治文学的底色，文学政治领先虽然不是口号，但内在的底线还是牢牢地守住在。但是，即使是政治文学毕竟还是有丰富的文学特色，如果像一些文学小青年那样，还是写政治宣传材料那样，只能永远给官员们写报告了，或者当官员好了。至于其他的重大敏感题材的写作，在大陆之内，基本上是没有出版的途径，根本不可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至于地下文学，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像廖光头那样冒死躲在大陆搞黑文学，然后远遁异国卖身投靠——很有一点难度以及需要非凡的勇气。当然，英山没有，仅有的一位李家华大伯，他的《英山初揭秘》是不算文学写作。敢捋虎须是勇气，但是为此坐牢四年太冤。英雄行险道，富贵似花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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