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走得那么匆忙，甚至没有给亲人留下只语片言，也没有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新华社大厦去道一声再见。 　　他走了，走得那么坦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人世间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堪称完美； 　　他走了，走得那么从容，因为他知道，孩子们都已长大，虽然他未能给他们留下万贯家财，但是却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足够他们一辈子去回味、珍藏。 　　他，就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执著的新闻战士唐修哲。他的一生是孜孜以求、刻苦奋斗的一生，也是不断探索、奋力进取的一生。命运使他与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致力于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而我则认为，作为一名驻外记者，他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了一名好记者。 　　 　　 割舍不掉的记者情结 　　 　　修哲对新闻工作产生兴趣，是在进入上海格致中学后。那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大公报》社由重庆迁回上海，父亲为他订了一份《大公报》。这份报纸使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同时也促成了他当记者的愿望。他不但天天读报，而且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揭露官场腐败的连载小说《县太爷》……都被他仔细地剪贴下来，装订成册。从此他养成了剪贴报纸和收集资料的习惯。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了让儿子长大后能“走遍天下”，高中时，父亲将他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这是一所数理化教学水平很高的中学，毕业后大多能进入理工科高等院校,当然，对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来说，学费也确实不菲。然而进入这所学校后，修哲并未放弃当记者的念头，读高中时就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中学生报纸《同志》。尽管由于经费、时间和精力等原因，这份报纸只出版了三期，但是他们却从中获得了办报纸的实践。中学毕业填写升学志愿时，他没有填写一所理工科学院，而是报考了历史悠久的上海复旦大学，并且以第一志愿被该校新闻系录取。 1953年夏，正当期末考试之际，校园里张贴出了招考去苏联留学的布告。许多同学踊跃报名，当时他还沉醉在“在自己的祖国当一名记者”的梦想里，并没有重视这张布告，更没有去报名。后来，在老师的动员下，才下定了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的决心。在北京俄语专科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终于在1954年夏跨出了国门，进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从此便与苏联（俄罗斯） 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 　　从1954年9月踏进莫斯科大学大门之日起，他便正式开始了漫长的留学生涯。1955年元旦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正在塔斯社访问的新华社代表团邀请他到宾馆和他们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当时受到邀请的还有孙维熙、赵少伟和李惠生等比他高一届的同学，本届留学生只有他一人。事后他才得知，代表团所邀请的是已经内定毕业后到新华社工作的留学生，也就是说，4年后，他将成为新华社的一员，他的记者梦也将在那里实现。修哲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那一年他所收到的最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1959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正式分配到新华通讯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翻译工作。其间，在1961至1963年、1978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91年曾先后在莫斯科分社任翻译、记者和首席记者。退休后，又于1995年至1998年应聘到莫斯科担任《光明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特约记者。前前后后，在莫斯科总共学习和工作了20年。 　　 　　一份满意的答卷 　　 　　修哲是唯一在莫斯科经历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4个时期的中国记者；也是唯一采访过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中国记者；更是唯一在1991年“8.19”事件当天出席叶利钦记者招待会并在反对派坦克包围白宫时，坚持采访的中国记者。 　　在莫斯科，他亲身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和中苏两党大论战；身临其境地观察了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和“老人政治”；亲眼目睹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苏联解体；同时又近距离地体验了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中俄关系的回暖。在漫长的20年里，他写过的各类稿件数以千计，字数总和近200万字。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闻报道也要拨乱反正”的精神感召下，他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扩大报道面。1978年他的一则《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妈妈逝世》的消息打破了莫斯科分社对苏联报道濒临停顿的僵局 ，并且使十年动乱期间在苏联人民中造成的“中国否定苏联一切”的错误印象初步得到扭转。接着，他又以一篇通讯为一度被江青打倒的“三个斯基”（即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象征性地“在中国平了反”（既然其中一人平了反，另两人也自然被昭雪）。1979年是斯大林诞生100周年，他克服重重困难，专程去斯大林的故乡采访，了解到其故乡的普通百姓是如何评价这位有争议的领导人的，并写成了题为《千秋功过，人民自有评说》的通讯。此稿一经播出，立即被国内报纸纷纷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这篇通讯。该稿曾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全社好稿，他自己也认为，那次采访是他驻外记者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到了80年代，当他出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之后，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那些年是苏联的“多事之年”。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解体、三次苏美首脑会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他的任期内。面对这些重大事件，他和分社同志一起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战役性报道任务。由于篇幅的关系，具体细节无法展开。在这里，不妨借用总社对他的评价来证明，在瞬息即变的世界风云面前，他没有迷失方向，没有愧对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没有愧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这一光荣称号。 　　1988年，新华社有13人获晋级奖，修哲就是其中的一个。《前进报》第249期介绍其业绩时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莫斯科分社在唐修哲同志的领导和带动下，全分社月月完成公开报道定额任务130条，月发稿量最多达200条；完成内参稿定额的150％。分社对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道受到社总编室通报表扬…… 　　唐修哲同志以身作则、带头采访，并且精心组织报道，……1988年他发回内参25篇，采用24篇，有15篇推荐给中央领导参阅。他全年内参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外分社名列前茅。他为《瞭望》采写的访戈尔巴乔夫被《瞭望》杂志评为1988年十佳稿件之一。” 　　1991年是苏联彻底走向崩溃的一年，由于分社准确地把握了事态发展的脉搏，及时向国内发回了大量有深度、有现场感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新华社总编辑室曾向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通报表扬了莫斯科分社的工作。通报写道： 　　 “几年来，苏联局势复杂多变，莫斯科分社密切跟踪形势，注意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无论公开报道和参考报道都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公开报道方面，分社积极主动，既重视对内报道，又重视对外报道，及时反映了苏联形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战役性报道搞得好，全面完成了编辑部提出的工作要求和任务。 　　在参考报道方面，分社抓住苏联的重大事件，发回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内参稿件。分社参考报道的特点是及时、充分、有现场气氛，分析有一定深度，报道有连续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主管参考清样的郑坚和俞宜国同志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告诉过我们：在苏联发生突发事件的那些日子里，江泽民总书记办公室经常会半夜打电话来问：“莫斯科分社的消息来了没有？唐修哲的稿件来了没有？ ” 　　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以及总社对莫斯科分社工作的表扬为修哲任期5年的分社首席记者工作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就在这一年，修哲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为表彰他为俄中友好事业所做的贡献，他还获得了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授予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 。 　　 　　“无冕之王” 意味着什么？ 　　2011年，修哲在为纪念新华社成立80周年撰写的《我的“记者梦”和新华情 》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回顾往事，使我深深体会到，当‘无冕之王’并不那么简单，当驻外记者更不只是‘穿洋装’‘吃洋饭’‘开洋车’和‘领洋钞’，这里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是对人民的责任和国家的使命。” 　　正是责任使然，尽管他对欧洲民族及文化的摇篮、素有“最美丽的国度”之称的意大利非常向往，而马耳他与意大利又近在咫尺，但是1989年12月他去马耳他参加苏美首脑会晤报道时，为了抢分夺秒，尽快完成任务，两次途径意大利都未驻足。 　　正是责任使然，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时，为了赶写稿件，又怕影响住在旅馆同一房间的记者的休息，他彻夜躲在客房的厕所里，写完了此次访问的最后一篇报道。 　　正是责任使然，在莫斯科分社的日日夜夜里，他总是经常和分社同志们一起摸爬滚打，挑灯夜战。我驻苏使馆外交官苏涵曾经带着赞扬的口吻说过：“夜间走过分社的窗前，总能看到‘延安窑洞的灯光还在闪亮’！”。而最后熄灭的，往往是修哲办公室的那盏灯。 　　正是责任使然，他在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止。我们俩人一共合写过三本书---《苏联见闻》、《克里姆林宫易主记实》和《岁月有痕》，其中最后一本是退休后写就的。同时，我们还合译了《全苏老总管》、《报海生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和《贫穷的资本主义》等6部著作（与其他人合译的不包括在内），这些译作也大部分都是近十年问世的。 　　 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我伤心地发现，为了把他的驻外记者工作经验传承下去，他还在策划写第4本书。他认为，“总结一下自己过去是怎样采访，怎样编稿，怎样培养新闻敏感，怎样捕捉新闻线索，怎样梳理突发事件，怎样将活材料与死资料结合在一起……然后写成一本如何当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的参考教材，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他欣赏“经历是财富”这句至理名言，他希望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也许能让有志于献身新闻事业的年青朋友们有所借鉴。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把对驻外记者的要求归纳为“十要”和 “六勤”，即：一要能听会说（外语）；二要不畏艰难；三要边学边干；四要开拓进取；五要 勤于采访；六要亲临现场；七要积累资料；八要广交朋友；九要调查研究；十要重视时效。“六勤”是手勤、腿勤、眼勤、耳勤、嘴勤和脑勤。他把这“六勤”提升到了 “一名称职的驻外记者必备的素质”的高度，而且缺一不可。 　　这些听起来像口号似的警句是他几十年记者生涯的积淀，可以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泪水换来的。 　　可是命运没有给他最后的这次写作机会，他已无法等到完稿的那一天。不过我想，他谈到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行动准则时曾引用过的韩愈的名言---“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将永远会成为驻外记者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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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3/10/14 11: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