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要开银行、美的要开银行、新希望要开银行、苏宁、奥康、吉祥航空、中关村管委会、阿里巴巴......都要开银行；此时敢出手的，都是实力强大的民营企业。 　　与我毫无关联的一条财政信息，引起我深深的回忆：二十多年前，我们也曾筹建银行。 　　 　　北京银行上市时，网上一片鼓噪，说是有多少个少年股东、甚至有当时几岁的娃娃……儿子若还在，他也是这许多少年原始股东之一，因为当初，他的妈妈参与了这家银行雏形的筹建。只是，当时筹建“银行”，并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让别人发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商联工作；工商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统战组织。以前他所联系的对象，是在五十年代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中，被列为资本家的一些人，我们称呼他们为原工商业者。这些人是我国真正有经济头脑的先驱，他们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到了最严厉的冲击，几乎家家被抄。 　　到了八十年代，除了荣毅仁之外，大部分原工商业者成了城市中的贫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经济头脑并没有随着财产的消失而消失，只是年纪大了，只能看着别人“改革、开放”，自己干不动了；工商联的重点联系对象，也与时俱进的变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 　　 　　工商联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很少，还有一部分是聘请身体尚好的原工商业者兼职，这些老先生对经济的把脉虽然不再灵光，但是对后来者（新出现的个体户、私营企业家）的奋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支持。 　　 　　我那时主要负责联系新会员，就是当时的个体户、私营企业家。在接触中，他们反映最大的困难，是银行不给贷款。（那是！当时的银行怎么可能去支持私人的企业呢？）而工商联是他们的娘家呀，他们请工商联帮助他们呼吁、解决。 　　 　　 工商联是什么部门？无权无钱的统战部门！哪个银行会听工商联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法解决。 　　而工商联又是最把这些人的困难当事的；所以我们（几位原工商业者和我）开会研究啊、研究……研究了不知多少遍，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自己集资、办一个信用社，给我们的会员贷款！ 　　这在当时，有多么大的未知、冒多么大的风险？一言难尽！但，我们真的就那么做了：拿出自己的钱，借给别人去发财、发展！ 　　 　　找人、找地方还比较好办，唯独找钱，谁会放心把自己的钱借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集资很困难。我当时每月只有2-300元工资，儿子才三、四岁，生活也很困难；可是自己不带头似乎又不好，于是我回娘家和老父亲念叨此事。 　　 　　父亲年少时曾在当时的河北银行做过学徒，解放后一直在国有大企业里做经营管理，当然知道贷款对企业的作用，也多少知道一点信用社的知识；他居然很看好我们的办法，而且立刻就同意掏钱、认股。父亲拿出2000元钱，为每个孙辈的孩子各买500股：“作为孩子们以后上学的帮助资金吧。” 　　父亲的慷慨解囊，使我成了所在单位中唯一一位认股的人。 　　 　　我们聘请了一些刚刚从银行中退休的老同志，担任这个信用社的经营者，他们经验丰富、经营的还不错；但，那几年正是银行利息畸高的年代，投资信用社一年的利息加上股份分红也达不到银行的利息水平，所以，第二年，有些买了股份的人觉得亏了，吵闹着要退股；为了息事宁人，一些直接参与经营的老同志自己掏钱买下了他人退的股份。 　　他们中很多人和我父亲一样，自己年事已高，又不知道这个投资哪年哪月才能有回报？所以纷纷把股份记在了儿孙的名下——这也就是20多年后，北京银行几百位少年股东的来由。 　　 　　到了九十年代，上面突然发现信用社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不能任由他自由发展了，所以市里整合了十几个独立的信用社，成立了商业银行；那时父亲还在、儿子也还在。 　　又过了十几年，商业银行更名为北京银行，居然要上市了，可是我的儿子和老父亲都走了，他们没有享受到一点投资的回报和乐趣。当银行通知我去办理更名继承的公证时，我痛哭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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