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三生有幸，而且都说幸运之神总是只眷临于少数人头上。我想至少我在读书和求学方面是三生有幸的。首先，我有幸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次招生中，于而立之年考取了中国著名的南开大学及其在国内具有显赫地位的经济学专业；其次，我有幸在1979年国家唯一一次允许在读本科生考研时，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考取了资本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第三，我有幸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魏埙教授。 　　这一切都使我终生受益无穷。 　　与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马洪和国内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等相比，魏埙教授并不是一个在国内外公众中十分著名的人物，但是先生的一生勤于耕耘，勇于探索，苦心钻研，硕果显著，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和独特的贡献。先生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先生自幼好学，追求真理，立志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后，第二年转入经济系，主攻理论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的一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生涯。在先生求学的时代，所读主要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毕业后他又研读了当时作为最新理论的凯恩斯学说，并且翻译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介绍凯恩斯学说的书籍《货币理论纲要>，连续发表在当时的《天津益世报》的“经济周刊”上。这样在四十年代，先生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四十年代后期，旧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关心国家时局的先生不断寻求实现国家振兴的新理论，经过不懈地探索和思考，先生渐渐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学习和研究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经济理论体系，即马克思的经济学。因此，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它经济学著作中。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对比中，先生亲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对于指导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用性。从此，先生从研究西方经济学转而走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与此同时，先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正是通过感受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才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立足于创新。他对《资本论》和其它马克思主义原著钻研得很深，但他从不局限于对原著文字本身的阐释，而是联系实际，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先生在他与谷 　　书堂教授合写的论著中，首次在国内提出“社会必要劳动第二含义”和“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命题，从而引友了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一次国内学术大讨论，这一问题迄今仍是经济学界常论不衰的话题。八十年代初期，先生又致力于垄断价格问题的研 　　究，紧密结合现代资本主义实际，对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范畴提出自己创新的独立见解，由此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垄断价格问题的又一次讨论。在此前后，先生还从事了价值到价格“转形”问题的研究，是较早将国外对这一价值理论的研究及其争论介绍到国内来并对此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少数几位经济学者之一。1984年先生主持了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关于“转形”问题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把这方面的国内研究推进到了新的水平。先生的这些成果，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深入理解和研究。 　　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视野开阔，重视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研究中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特别是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先生就在研究现代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基础上发表了若干关于“《资本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论文，介绍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状况，客观地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对某些学者宣传的“过时论”进行了批评。先生还与胡代光教授、刘诗白教授、宋承先教授等人共同主编了《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专著，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先生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主持和亲自参与下，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法因和哈里斯合著的《重读（资本论）》和德国学者罗斯道尔斯基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这两部在西方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正是基于对国外学术成果有广泛的了解，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地位。 　　先生还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为帮助学生学习《资本论》，他主编了《<资本论>的理解与启示》一书，共三卷约一百多万字。这部教材的编写体现了先生多年对《资本论》研究的心得与成果。这部教材不仅对《资本论》中的重点与难点作了较深入的解说，对许多有歧义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还结合重要的基本原理提示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意义，成为众多《资本论>教材中具有特色的一部。 　　先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一贯强调必须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科学成果。从1989年至1991年先生连续三年招收了有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并组织编写《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上下册）、《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等教材。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这几部教材，都是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版本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力求系统严谨和深入浅出，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基础上编写的。现在先生正在编写一部《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以帮助学生阅读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先生特别强调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反对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为此，他为研究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课程，并主持编写的《现代经济学论纲》一书，力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为建立和发展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作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先生一直十分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体现了他一贯遵循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就联系垄断资本主义实际对价值规律问题进行研究。七十年代初开始，适应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日益提高的需要，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先生组织南开大学经济系教师翻译出版了一批对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重要价值的西方国家著作，其中有佩洛的《不稳定的经济》、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以及《帕特曼报告》、《银行家》、《第一花旗银行》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经济学的部分内容。九十年代，先生又组织和亲自参与翻译了《资本主义的精妙剖析》、<重读（资本论）》等著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论文与论著。早在七十年代初，先生就撰写了《经济军事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运用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美元霸权地位的垮台》和《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等论著，对战后及七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情况进行了研究。八十年代．先生又主编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探索》、《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去与现在》等专著，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侧面。上述这些由先生亲自撰写或参与译校或参与组织而出版的论著和译著，都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此外，先生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分别指导学生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专题性研究。几年来，在他的指导下，各届博士生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产权关系、虚拟资本、政府干预边界、分配制度、年金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使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不断深化。 　　正是以上这三个方面，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问题进入深入探讨，从而使先生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先生一生颇有成就，但至所以知之不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先生具有高尚的品格，勇于奉献，甘为人梯，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也从不把著书立说放在个人奋斗的首位，而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主要投入到教书育人和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上。先生的这一品格至今在南开大学经济类学科传为佳话，成为后生学子学习的榜样，并闪现出更耀眼的光辉。 　　到今年为止，先生已执教50年，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人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解放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过的人，几乎都受过先生的教诲。目前，经先生直接培养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已年近七旬，最小的还只有二十几岁。他们中一些人已作为资深教授光荣退休；有不少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成为理论界、教育界的中坚，支撑和建设着中国的经济学大厦，担当着培养下一代经济学子的重任；还有不少人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中担任要职，直接运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 　　如果说我作为改革开放后先生培养的第一批硕士，能够有幸亲身聆听和接受先生的教诲培养，从而为以后走入社会，发挥才干奠定了扎实深厚的专业学识基础的话，那么我认为，对我来说也许更加难以忘怀的是，先生以自己的品格给了我上了人生更重要的一课，那就是 　　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个好人。他的思想观念和言行成为我最生动最直接的榜样，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至今仍然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我以为先生的品格对我影响至深的，首先在于他对事业的忠诚、认真与执着。我在师从先生读书时，先生已经年过六旬，对于这样一个在学界已硕果累累而且当时还要繁忙于系主任工作的老教授来说，完全可以不用为我们两个学生费那么大的精力，何况当时刚刚开始恢 　　复招收研究生，学校在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上都不像后来那样统一、正规和严格。但先生对我们却没有一丝的懈怠，对每一次授课、讨论、考查他都绝对地一丝不苟：先生要我们读的书或准备的思考题，他自己都认真地读过和思考过；我们在与先生讨论中所提出的 　　一时没有获得解答的问题或争论的问题，先生在下一次都讨论中都会认真地给予解答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所写的每一份读书报告和课程作业，他都要做非常认真的批改，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们进入写硕士论文阶段后，他更是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给我们 　　指导，与我们讨论，为我们把关。在先生的品格的影响下，我们都形成了良好的竞业精神：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才尽德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追求自己的事业，办好每一件自己应办之事。 　　　我以为先生的品格对我影响至深的，其次在于孜孜不倦，不唯书，不唯上，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八十年代初，在我们师从先生学习《资本论》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象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思想比较活跃，对于国外不断传播过来的各种理论和思潮非常敏感，而且直接带到我们《资本论》的专业学习中，甚至会在读书和讨论时对《资本论》的一些重大观点进行质疑。先生从不拘泥于书本的理论教条，断不会因为我们的“不轨”言论而批评指责我们，更不会武断地要我们按书本理论条框去抠去背。他总是非常认真细致地与我们一道分析、比较和讨论各种观点，在不断深入研究中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精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本质。他经常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理论学说，它是必需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理论。对予《资 　　本论》中有些根据当时情况所做出的与今天现实不符或不适合的观点结论，先生都要求我们不能僵死地对待，要敢于扬弃。这在当时意识形态框框和理论禁区仍然非常盛行，大家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先生品格的影响下，我们都形成了 　　不断接受新思想、新理论，刻意进取创新的思维习惯；形成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方法，又善于了解和接受新的学术思想的科学态度。 　　我以为先生的品格对我影响至深的，第三在于平易近人的博大胸怀和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先生身为资深教授，知识渊博，声誉卓著，但却极其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公认的“好人”。 　　　　我们在跟随他读书时，每次上课都在他家中，先生完全是用启发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特别是先生与我们共同讨论问题时，一点架子都没有，完全平等地与我们讨论和争论，有时甚至会脸红脖子粗地大声激烈争论起来。我在师从于先生期间，深深体会到，先生非常尊重学生的人格，非常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非常注意调动学生读书和研究问题的积极性，而且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真正是青年人的一代良师益友。先生在事业上不仅为了经济学科建设和提高改进教学管理而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而且在为青年学者铺平道路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在他的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用来为学生为年青教师为青年学者们指导论文和修改论文的。先生为别人铺路，为别人创造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却牺牲了自己很多著书立说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这种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教育家的博大胸襟和高尚师德，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同时，在生活上先生对青年人也是关怀备至，在他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帮助许许多多青年学者和学生解决了工作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在事业的道路上轻装前进。 　　先生性格开朗、儒雅豁达，老骥伏枥，壮心不己，今年虽己年近八旬，但仍然充满青年人的精神和活力；先生一生潜心于教书育人，研究学问，淡泊名利，不谋身外之物，不为个人私利所烦恼；先生的一生虽然并无可歌可泣轰动视听的壮举，但却于平凡中处处闪耀着崇 　　高的光辉。今年的1 0月1 0日南开大学经济系召开了祝贺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的大会，所育与会的人都用发自肺腑的最诚挚的感情，表达了对先生的感激和爱戴之情，这是对这位年届八十高龄的老人一生竞业最好的报答，是先生人生历程中高高耸立的里程碑。 　　先生，我永远爱戴您。您过去是我的导师，现在是我的导师，将来还是我的导师。 　　　　　　　　　　　　　　　　　　　　　　　　　　1998年10月于深圳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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