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钢自1958年建厂，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建厂初期的老安钢人，已经陆续“走”了许多。值此清明佳节之际，大家都会怀念这些安钢早期建设者。在我最怀念人之中，有三位为安钢献身的老友。 　　　　朱令发是位印尼归国华侨，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他大学毕业后，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建厂初期，他从太钢焦化厂调到安钢，参加安钢焦化厂的筹建。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安钢焦炉工程停建，但推焦机等主要设备均已到货，为了几年后再建时还能用，必须将这些设备维护保养好。安钢抽调了一批人员，在总仓库对焦化、中型、薄板等停建工程的大量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工作。我和朱令发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设备解体后，大批的零件要进行防腐处理，当时靠人力把零件运来运去，劳动强度很大。朱令发把自己的自行车推来运送零件，他主动的成为搬运工。当年自行车属价格昂贵的高档商品（一辆车价格相当于普通职工三个月工资），拥有者很少，均非常爱惜。一次自行车上的零件装得过多，造成了翻车事故。所幸人未受伤，但自行车已报废。大家都感到惋惜。朱令发却毫无怨言，立即又投入到搬运的队伍。 　　　　1965年筹建氧气站，因为安钢没有制氧专业的技术人员，领导认为焦化与制氧接近，所以调朱令发去任站长。我二人曾到太钢制氧车间参观学习，在太钢生活区，一群小孩追着我们喊：“大个子兵小个子兵！”当时李默然主演的电影《兵临城下》正在上演，影片中有两个国民党民，一个瘦高一个矮胖，是两个喜剧人物。孩子们认为我俩特点像，我俩也做了一次明星。 　　　　朱令发不但自己钻研制氧的技术，还组织大家学好各个岗位的实际操作。当1965年8月制氧机顺利的投产后，一直安全运行。在一次例行检修中，地沟内有个管道阀门需要调整。 　　　　地沟断面很小，需要人爬进去，朱令发主动爬了进去，调整好了阀门。因为他很胖，爬进爬出吃了不少苦。这件事被机修领导听到（当时氧气站隶属机修），一次氧气站开会时，机修臧主任说：“以后再有爬地沟的活儿，咱们工人也能爬。 　　　　站长太胖，以后就别再爬了。”1966年底焦炉又恢复了筹建，朱令发调到基建处参加筹建。那时已是“文革”时期。记得在军代表进驻，第一次传达文件时，把红“彤彤”错念成红“丹丹”。散会后，朱令发出于对军代表的热爱，竟天真地向军代表讲解“彤”字的正确读法。军代表恼羞成怒，认为这是臭知识分子的挑衅，此后朱令发有了大量免费的“小鞋”穿。 　　　　朱令发参加了焦炉建设的全过程。从与天津城市设计院设计联络开始，到订购设备、调拨矿砖、催设备交货、与施工单位的配合与质量监督，到1970年1972年1号2号焦炉陆续投产，他以满腔的热情和聪明才智，为焦炉做出奉献，也成为了对焦炉全系统最了解的“活字典”。 　　　　“文革”中他因哥哥在美国，被定为“特务嫌疑”。 　　　　本应“不许乱动”，但催设备又非得他去。聪明的“文革”头头，选一名根红苗正的人陪他一起出差，执行24小时跟踪监督，防止他的特务活动。改革开放后，焦炉虽已正常运行，但“文革”中基建时，图纸资料不够齐全，据当年任焦化厂调度主任张世英回忆，有时在夜间出些小故障。 　　　　原始情况或阀门位置等不清楚时，只能跑到医院旁的小平房去敲朱令发家的后窗。问题简单时，如阀门位置，他详细说明一下，问题复杂时，他立即随来人到工地，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1983年夏，朱令发在郑州参加省政协会议。正当酷暑，当年宾馆尚无空调，他因体胖暑热难耐，只好用洗澡来解暑。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洗澡时发生了脑益血，无人及时发现，不幸去世，年仅52岁。刚上任总厂厂长的张世英为朱令发主持了追悼会。朱令发安息在他为之奋斗数十载的安阳大地。 　　　　鲍千仓是“文革”期间调到安钢的。他是位调干生（工作后带薪保送上大学），东北工学院轧钢专业毕业。到安钢后，分配到基建处筹建薄板工程。他为人真诚、热情。并幽默风趣，所以很快就融入到新的集体。当时两派斗争激烈，他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遇到两派群众争论时， 他会给大家讲个故事，转移话题，避免了激烈的争吵。他从一机部调来，经常讲工人出身沈鸿部长的故事，如他领导制造万吨水压机时，他总是在最危险的位置，陪同工人安装和试车。造万吨水压机，当年是仅次于核试验的大事。 　　　　鲍千仓在工作上是个很严谨的人，但在生活上却是个“马大哈”，特别爱丢东西。劳动完洗手后，手表放在水池边而丢失；去沈阳出差时，老同学要还他上学时借的钱，他不肯收，两人在火车站台上争来争去，临开车时老同学将钱塞入他上衣口袋，当他回到座位后，口袋已空不知钱的去向；从北京回安阳，登车前火车票找不到了，欲再买已客满，灵机一动到退票处询问，正巧有一张到安阳的票，买到手一看，车箱号和座位号和丢失的完全一样。这些事都是他津津有味地讲给大家听的，讲完后他和大家一起笑。 　　　　鲍千仓参加了安钢薄板工程基建的全过程。1968年薄板分厂投产后他任技术科长，工作非常出色，受到上下一致好评。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初，升任薄板分厂革委会主任。他是安钢第一个在知识分子中提拔的分厂正职，也是赵硕书记和韩旭东厂长为安钢培养的接班人。 　　　　他上任后除将生产组织好，还关心职工生活，经常参加劳动。为了搞好伙食，他每天都在食堂就 餐，亲自体验饭菜的质量，以便改进和提高。刚到食堂就餐时，有的炊事员多给他盛菜，他立即批评纠正。 　　　　薄板轧机为了将钢板轧薄，轧辊需加热，使其保持凸形曲线。热轧辊的轴承润滑剂采用了沥青。熔化的沥青落下轧机下的地坑内，隔一段时间需要人下去清理，这种在高温下最脏最累的活儿，鲍千仓经常主动去参加。1978年8月22日，一次清理完地沟后，每人都沾了许多沥青，洗澡时必须用汽油擦，大家正在澡塘内用汽油擦洗时，没有注意在澡堂门口有一个燃烧着的煤球炉。不幸的事故发生了，澡堂内的汽油突然被点燃，成了一片火海。鲍千仓最后一个被救出，烧伤最严重，经抢救无效，于1978年9月5日去世，时年47岁。 　　　　于清本是1958年中专给排水专业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安钢。开始在设计处工作，1961年他也参加了对库存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当年的于清本是个真诚、热情、聪明、乐观的帅小伙。有些事使我印象很深，如他的热情好客。他们那批毕业生工资非常低，30多元的工资拿了很多年，但同事们聚会时他总是抢着付钱。一次去包钢学习，一位由太钢调来的老工人经常和他一起外出，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多次就餐，都是于清本付钱，那位老工人的工资是他的三倍。不单是付餐费，什么事他总是谦让。例如出差时，他总是把好的房间、床位让给别人，他升任副厂长后还是一样，这就是他为人的本色。 　　　　另一件事说明他是善于思考、不盲从的人。“文革”期间会议特别多，技术干部经常听和生产不搭界的报告和文件。一次他悄悄地向我传授经验：“开会时可以微微闭上眼，静下心来练气功。 　　　　到散会时身心轻松，还能强身健体。”从这件事说明他很早就破除了迷信，对极“左”和“文革”有了正确的认识。 　　　　1969年开始筹建新炼钢（后来称二炼钢），当年氧气转炉是新工艺，开封制氧机厂生产的3200立方/时制氧机是当时国产最大的，新炼钢配了两套。当年安钢没有制氧专业的人员，新炼钢的领导都国保和邢振家非常重要制氧机的安装和生产，在新招的工人中选文化水平高的分到制氧车间，又把聪明能干的于清本调去任制氧车间副主任（正主任为政工干部）。 　　　　于清本在制氧车间工作约十年间，他不但自己努力钻研技术，并组织大家学习，使大家很快掌握了本岗位的技能。1973年新炼钢投产后，制氧机一直运行正常，保证了转炉的需要，从没有因氧气影响过生产。在于清本的带动下，一批年轻人，逐渐成为业务尖子、生产骨干，如张维华、陈守亚等，后来都成了基层领导。 　　　　安钢为了加强专业管理，制氧车间划归动力厂。当时钟力生任动力厂长，他对于清本非常赏识。钟力生到总厂任厂长后，他认为于清本是个有培养前途的苗子，所以于1982年提拔于清本为动力厂副厂长。 　　　　1983年制氧机检修时，空分塔内进入了氮气，造成了一名检修工人窒息死亡。这是制氧车间投产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事故。召开事故分析会时，市劳动局也来人参加。于清本在会上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因为他任站长时，制订的进空分塔的制度不够严密，因而造成这次事故的发生。散会时已到上午下班时间，于清本心情沉重地骑车回家，经过中型厂时没有注意路边正在伐树，一棵大树倒下，刚巧砸中于清本的头部。医院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仅44岁的年轻生命。参加过事故分析会市劳动局的同志听到不幸消息后感慨地说：“我曾参加过许多企业的事故分析会，像于厂长这样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的领导很少见，这么年轻的好干部发生了意外，太可惜了！”以上三位为安钢献身的人，他们的事迹是众多优秀职工在安钢建设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他们为安钢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当前，安钢面临最困难的时期，年轻的安钢一代，要学习老一代安钢人的勇于拼搏、不计较个人利益、以厂为家的精神。把智慧和力量献给安钢。全体安钢人共同奋斗，战胜困难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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