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战争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坚守西安 　　　　 　　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变之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此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敌。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疑忌倍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介石所忌恨。 　　 　　 　　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7年妻子谢葆真死于重庆狱中。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二儿子杨拯中，不满十岁的小女儿杨拯国，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张学良、杨虎城像(17张)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 　　 　　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3、发动抗日运动； 　　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张学良扣没蒋遗嘱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杨虎城出国前给子女的信 　　　 　　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考察，5月27日，杨虎城由西安到达上海，等待出国。 　　 　　 　　6月6日，接到儿子杨拯民、女儿杨拯坤来信，6月8日给儿子、女儿回信，内容写道： 　　 　　 　　“民坤两儿，见上月廿八日的信我前天收到，你们近况我知道也放心了。你们对我所要求我定如你们的志愿，但我的行期还未定，大约是在廿几已后去函通知。可是不让你们送我，我因为担搁事也不便，惟我有两事常在心上耽，总觉不放心。就是你母亲的心境和她的身体，我现在是无法尽力责任就全靠你兄妹。你们的一切都应注意到，在你们今后读书一时一刻都不敢荒唐，祝你母亲和你们的健康。 六、八”。 　　 　　6月29日乘船出国。杨拯民、杨拯坤接信后交给母亲张蕙兰（杨虎城前妻）保管。 　　 　　 　　解放后，张慧兰将此信捐给陕西省政协，1964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从陕西省政协征集到该馆收藏，该信为国家二级文物。 　　 　　重视文教水利事业 　　　　 　　杨虎城是国民党地方将领，出身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在主政陕西时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水利等事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长期的军阀混战使陕西教育濒于凋敝，教育经费几乎被挪用一空，已无力支付教师工资的省财政厅也只能以“打白条”的方式，向各地县府转嫁困难。杨虎城决定缩减军费开支，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建立“教育基金”，并组建了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监管经费使用。 　　 　　 　　为了培养高级农业人才，杨虎城与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十五人发起设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结束了西北没有正式高等学府的历史。杨亲赴咸阳、兴平、武功等地踏勘校址，划定校园范围。在土地私有制情况下，运用政府力量，促使校园征地顺利完成，并经常与筹建主任王子元商定筹建事宜，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还为校刊《西北农林创刊号题词：“立国之基”。 　 　　 　　当时，受杨虎城资助出国的留学生不在少数，许多人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他在给留日学生的信中曾说：“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杨虎城还自己出钱，在家乡孙镇、蒲城县创办了很多学校，其中东槐院小学、尧山中学最为驰名。尧山中学当时占地180亩，包括教室十二间，师生宿舍八幢，办公室、食堂、走廊一百多间，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先进的学校。至今仍是陕西省重点中学。考虑到学校的经费来源，杨虎城还筹办了咸阳炼油厂补充学校的经费，另外还在蒲城的洛河边购置了三千多亩水田作为学校的资产。开业之日，杨虎城与国民党元老张继、邵力子等出席典礼，并亲题“教育救国”的校训。 　　 　　 　　1935年，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真，与宋美龄、邵力子夫妇等社会知名人士捐资，扩建陕西培华女子染织科职业学校，并报请教育部备案。1956年教育部为支援东北建设将学校迁往吉林，更名为长春统计学校。1984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我国著名教育家姜维之教授在恢复原培华女职的基础上创建民办公助的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当年纳入国家计划内统招，成为国内首家以专门招收女性学生的、开展女性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亲自推荐原全国政协常委傅学文女士担任培华女大的第一任名誉董事长，并请赵朴初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后于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高校，并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男女生兼收）。杨虎城还聘任著名教育家、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省水利厅长及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省教育厅长、西北大学校长等职，倡办水利工程专校、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及设置黄河水电站，提出治黄构思及理论。1934年至1937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体工程，1935年到1936年底又完成了渭惠渠一期工程。梅惠渠也于1936年开工，到1938年完成。 　　 　　 　　辛亥革命后近二十年，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几乎一片空白。杨虎城在参加北伐后，就改组了部队军医机构。入陕主政后，他除了进一步充实了十七路军军医处之外，还克服经费困难，设立了现在的省人民医院。1931年3月24日，该医院正式开诊，第一年全部免费诊断。并聘用省内知名专家姚尔明、吴济棠等，斥巨资从国外买回X光机等设备，建立了检验室，开展胸部透视、拍片和四大常规检查，使得省立医院成了西北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同时，他还兴办药厂和助产学校，1932年陕西霍乱时期从军费中拨出专款购买设备自主研制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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