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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人物志__苏兆征纪念馆
共和国星空中国红军人物志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擦肩而过的苏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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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11月16日,邓颖超同志在与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苏兆征同志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的谈话时透露:为了改善和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曾经准备让苏兆征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只可惜他积劳成疾,43岁就过早逝世了,来不及实现。
    
  当前的青少年熟知乾隆、和珅、刘罗锅、还珠格格,已不知苏兆征这个名字,更不了解他的身世、业绩,不知道他为何能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又为何没担任党的总书记?
  
  一、出身贫农的海员工人
  
  苏兆征于1885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村东溪坊(今属珠海市淇澳管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受到父母“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干事”和“人穷志不穷”的教育,逐渐养成了勤俭和善、正直无私、见义勇为的优良品质。9岁时的他,曾因生活所迫,被送到地主家放牛,风里来,雨里去,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吃不饱,还受过凶恶的地主婆打骂。父亲租种本村官僚地主的几亩瘦田,一家人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大多交租;田租还一年年一加再加,再分摊许多苛捐杂税,苏家大小时常靠番薯、野菜充饥。
  
  童年的苏兆征时常听到本村的乡亲到毗邻的香港、澳门打工谋生,回来后讲述洋人如何横行霸道,使他不仅憎恨本村的土豪劣绅,也憎恨欺压中国人的西洋鬼子。18岁那年,因家乡受灾,无法维持生活,他只得跟随几位乡亲到香港谋生。送礼求情之后,他在英国怡和洋行下属的“乐生”号轮船上做工,开始了苦难的海员生涯。
  
  青年苏兆征先后在“乐生”号、“泽生”号、“海檀”号、“海康”号、“塔头”号等英美的轮船上做侍仔,即在船尾干杂活,干最苦最累的差事,连续工作17个小时,还挨打受骂,曾被英国大副狠狠打了一个耳光,有的海员难以忍受虐待而投海自尽,有的工友患病,老板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把病人抛进大海喂鱼。苏兆征就在这样的痛苦生活折磨下成为一名饱经风霜、坚韧不拔的青年海员。
  
  二、曾掩护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此时,孙中山正策划反清起义,经常乘轮船来往于国内外,奔波于港澳之间,苏兆征与他接触的机会愈来愈多。孙中山用乡音与这位青年工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们宣传革命主张,双方“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同志”。一次,孙中山被清军追捕,求救于苏兆征,苏兆征把他带上了船,眼看敌人追来,距开船还有3分钟,苏兆征以他在海员中的威望,下令提前起锚开航,敌人没赶上,只得在码头叹气。孙中山很感谢这位小老乡,不断保持联系。在革命领袖的启发教育下,苏兆征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又转为国民党党员,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多次协助革命党人输送军火和同志,为武装起义作出了杰出贡献。孙中山多次亲笔写信和题词给他作留念。
  
  辛亥革命后,苏兆征拒绝粤军政府给予的官职,掉头不顾,回到船头,不离海员工作,并继续帮助孙中山在各国华侨中开展反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
  
  三、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4年秋,中共香港支部成立,立刻指定专人和苏兆征联络。苏兆征也主动靠拢党组织,自觉争取党的指导和帮助;多次邀请党员作演讲,向海员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主张,评述国内外形势。
  
  1924年11月14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主持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途经香港,与前来迎送的苏兆征交谈片刻,孙中山希望苏兆征也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建议他广泛搜集香港广大工人的意见交给促成会讨论。
  
  1925年春,苏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届时,应李大钊邀请,苏兆征第一次拜访了久以仰慕的导师。这个40岁的工人大步向前,那个35岁的教授笑迎出门,两双手紧紧握住,两人满脸笑容,兴奋,热烈。
  
  “兆征兄,你领导的大罢工确实了不起啊!”
  
  “李先生,都是多得你的指导和帮助啊!”
  
  在后来的交谈中,李大钊详细了解了苏兆征的斗争经历,反复讲解了党的纲领。又经过多次会晤,苏兆征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个放牛娃,经过海浪的磨难,在辛亥革命和海员大罢工的艰苦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由党的领袖介绍,加入到党的队伍,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工人阶级战士,从此开始了他更辉煌的战斗生涯。
  
  四、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苏兆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回港南下途经上海时,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共商,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由香港海员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4个团体共同发起,苏兆征在广州紧张投入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挫败了反动工会头子的破坏,终于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多人。由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王荷波等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团委员会,团结其他工会代表,保证了大会顺利进行。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了7天,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如《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等25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20多天后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
  
  五、反击蒋汪叛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苏兆征被委任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4月2日,汉口的湖北农协召开大会,3日各界50万人又在汉口举行空前盛会,两次欢迎苏兆征这位革命工人的领袖。同日,发生日本军警枪杀中国工人的“四三”惨案,由苏兆征、谭平山领导了抗议运动和善后工作。
  
  “四 · 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苏兆征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的意见,未被采纳。他因筹备“八七”会议没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仍被缺席选为南昌临时政府机构革命委员会委员。
  
  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上,苏兆征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又与瞿秋白、李维汉共三人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从此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
  
  会后,苏兆征来往于武汉、上海之间,领导工人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蒋汪反革命大屠杀。11月,瞿秋白主持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会上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后又讨论通过了苏兆征、张太雷制定的广州起义计划。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举行了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正在湖北,仍被缺席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年里,他的导师李大钊、战友陈延年等同志相继牺牲。他闻讯泪流满襟,极为悲愤,更加英勇无畏,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临危受命,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苏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邓中夏)
  
  六、在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
  
  1928年2月,苏兆征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历程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钦佩。他和同行的邓中夏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同时并被选为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
  
  会后,他暂留莫斯科,参观访问,讲演讨论,参与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期间,他调查研究后找了共产国际有关方面领导同志澄清、平反了苏联中山大学米夫、王明制造的中国学生“江浙同乡会”冤案。
  
  党的“六大”会前、会中,苏兆征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拼命工作,与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天天在一起为大会准备文件,安排讲座,审查代表,操办会务。斯大林也会见了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和黄平,共同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六大”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产生了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组成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会。由向忠发任常委主席即总书记,实际上他水平不高,毅力、意志不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被捕叛变。
  
  回国后,同是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经常在苏兆征家开会。虽然周恩来比苏兆征年轻10多岁,但苏兆征对周恩来的赤胆忠心、精明干练非常崇敬;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两人情同手足,感情极为深厚。从省港大罢工时期在港粤就开始了相助相知的革命友谊,这份友谊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并肩战斗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七、临终前由邓颖超记录遗嘱
  
  由于长期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苏兆征终于积劳成疾。在莫斯科“六大”会议上,他就病得很重,人很瘦,忍着病痛坚持发言,声音很小,用手按着痛处,把报告讲完。经过几个月疗养,又赶回国,于1929年2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期间,旧痛发作,他咬牙坚持把会开完。2月25日才辗转住院。
  
  当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闻讯赶紧来探望,苏兆征已处于弥留状态,他用微弱的声音加手势,断断续续说:“广大人民已不能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同心合力,使革命最后成功。我妻子和小孩子可送莫斯科,请与团体商量。”他反复地用手指心说:“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当场邓颖超笔录苏兆征的遗嘱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全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夫人小孩去(莫斯科),与团体商量。”后附周恩来当日晚亲笔批注:“这是小超记的。”“按:这是苏兆征临终时政治局代表忠发同志去看他时说的,此时兆征同志的神态已极不清楚且不能多说话了。这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连贯而且极模糊的。兆征死于2月25日下午6时30分。恩来,29.2.25晚。”
  
  苏兆征在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战友的守护下,不幸不治长逝,终年仅43岁。他的遗嘱和事业由在场的同志、朋友继承下来了!
  
  他的遗体由当时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用姚维常的假名埋葬在公墓。1949年,邓小平在解放上海后找到他的棺木,与原妻张锡瑗同志的棺木,一并放在原住的房子楼下,一直到1969年才一齐葬于龙华公墓。碑上刻了“苏兆征烈士”大字,并镶上他的遗像。
  
  八、没来得及
  
  苏兆征逝世的第二天,即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24次会议,悼念兆征,并发表32号通告,号召全党继续着兆征的精神,向前奋斗,要记住他的遗言:“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都发出了悼念通告,赤色职工国际也通令各国工会纪念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苏联、法国都举行纪念活动。邓中夏当时正在苏联,写下了《苏兆征同志传》,印发了3000份到苏联和欧美各国,以纪念这位生死之交。
  
  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是镰刀加铁锤。苏兆征出身农民,又作工航海,开阔了眼界,结交了各国工友,更了解了十月革命。在李大钊、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这些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直接指导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党的早期中央领导人之一、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领袖之一、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领袖之一。这在东方是唯一的。苏兆征同志本身就象一面镰刀铁锤的红旗,他本来可以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苏兆征同志过早逝世了,没来得及担任总书记。这说明我党早期是在多么残酷的斗争中、多么艰苦的环境里工作,我党的早期领导人是多么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千锤百炼、九死一生。
  
  回顾1927年到1935年这八年间,党的早期领导人,仅政治局委员、常委、著名的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的有(按牺牲时间排列):李大钊(37岁)、陈延年(29岁)、肖楚女(34岁)、赵世炎(26岁)、王荷波(45岁)、郭亮(27岁)、向警予(33岁)、罗亦农(26岁)、陈乔年(26岁)、张太雷(29岁)、彭湃(33岁)、杨殷(37岁)、恽代英(36岁)、蔡和森(36岁)、罗登贤(28岁)、邓中夏(39岁)、瞿秋白(36岁)、方志敏(36岁)。
  
  这些早期党的领导人,除了王荷波、苏兆征大些,40多岁,其余都是20多岁、30多岁,几乎都是大学生、留学生,都是才华横溢、风华正茂,都没来得及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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