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孙中山的“钱荷包”之称的廖仲恺与其同时代的民主革命家卓越之处在于，他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坚实支持者，却又能与时俱进，在民主革命新阶段到来前积极迎接“时代的曙光”。孙中山晚年重新思考中国革命路向，从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崇拜转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廖仲恺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廖仲恺更是鞠躬尽瘁，堪称第一功臣，更难得的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儿女廖承志、廖梦醒都秉承他的遗志，献身于人民的事业，可谓“满门忠烈”。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7周年的日子，我们无法忘记无数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同样，我们也永远怀念如廖仲恺先生般鞠躬尽瘁的爱国者和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 　　 　　廖仲恺这个名字如磐石般铭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里。在广州，有以廖仲恺名字命名的仲恺路，在仲恺路上可以找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每到纪念日，学生们都会来到校园里廖仲恺先生的铜像前献上花圈，化为铜像的廖仲恺先生仍如从前般凝视着他为之奋斗的土地。 　　 　　1925年8月20日早晨9时51分，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门前突然枪声大作，刚从汽车里下来的三个人倒了下去。其中一位正是当时身兼十多个重要职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先生。 　　 　　同车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卫兵急忙把廖仲恺架起扶上汽车送往当时的广东大学医学院抢救，遗憾的是，在路上，廖仲恺已经牺牲在他心爱的夫人身旁，何香凝泪眼涟涟，仅在半年前，她亲眼目睹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而现在，自己的丈夫又因为捍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而遇难。 　　 　　不知廖仲恺先生弥留之际是否会想起孙中山先生，在23年前的八月，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学生的廖仲恺在东京第一次见到当时被清廷通缉的广东老乡孙中山，这位因倡导反清革命而名动全球的革命家，自此，廖仲恺开始了与中山先生的20多年的深厚友谊，并成为了孙中山最为亲密的革命战友。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同志中”，“最忠诚、最亲密、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位。” 　　 　　不知廖仲恺先生弥留之际是否会想起当年被陈炯明拘禁而抱必死之心给儿女留下的诀别诗：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正如先生所言，“人生最重是精神”，夫人何香凝把“精神不死”四字贴在家门口，继续着先生未竟的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盟友，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而廖先生心爱的“肥仔”廖承志和爱女廖梦醒，则成为了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把中国“建设成美丽国家”而奋斗终生，乃至廖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仍在为国家奋斗不息。人们感叹，廖家真是满门忠烈，而这“忠烈”的源泉正是廖仲恺先生那“不死的精神”。 　　 　　大脚姻缘 　　 　　时间跑回到内忧外患的晚清时分，1877年（一说1878年），廖仲恺出生在美国加州的阳光下，祖籍惠阳的父亲廖竹宾是汇丰银行驻美国旧金山的代表，廖仲恺正是广东人所说的“金山仔”。旧金山原本荒芜，可在1848年发现有金矿，狂暴的淘金潮让旧金山很快变成繁华的城市，旧金山的开发离不开华工的血汗，1877年，旧金山已经聚集了几万华工。就在廖仲恺出生之时，正是美国排华浪潮炽烈之时。 　　 　　17岁那年，廖仲恺父亲廖竹宾在美国去世，廖仲恺和母亲妹妹一同回国。回到香港时，他“在码头看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警察殴打中国码头工人，从那时起，就抱着怎样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 　　 　　20岁的廖仲恺到了适婚年龄，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加上他又是客家人，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做媳妇。廖家敲锣打鼓找大脚媳妇的消息传到香港大地产商何载那里，他正头痛家里排行第九的女儿何香凝违背传统不肯裹脚。就这样，“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廖仲恺何香凝结合了。 　　 　　何香凝一度忧心忡忡，不过很快她就发现跟丈夫志趣相同、情投意合，他们都喜欢诗词和美术，而且丈夫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这让何香凝更加满意，婚后他们寄住在廖仲恺哥哥广州珠江南岸的房子里，吟诗作画，其乐融融，他们还将房子命名为“双清楼”，寓人月双清之意。 　　 　　赴日本寻救亡之道 　　 　　廖仲恺婚后数年间，中国情状更加危急，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这一切都让爱国青年廖仲恺心急如焚，再加上目睹叔父兄长在中国官场滚打之腐败无聊，廖仲恺于是萌发到日本留学学习救国之道的想法。 　　 　　1903年，廖仲恺何香凝相继来到日本留学，是年8月的一个晚上，廖仲恺夫妇在东京神保町中国留学生会馆的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因为反清革命而名扬海内外的孙中山先生，那次聚会上，孙中山谈话不多，不过廖仲恺却非常兴奋，几天后，他们跟黎仲实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下宿屋”（小旅馆）拜访。 　　 　　这次，孙中山谈了很多，大家都是广东老乡，谈话方便，孙中山打着有力的手势，滔滔不绝把推翻清廷、建立现代化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讲给三人听。在回家的路上，廖仲恺夫妇很是振奋，感觉从前国家渺茫的前途似乎有好起来的一天。 　　 　　廖仲恺这些留日学生的革命热情也让孙中山很是惊喜，资本主义及其市场力量在全球扩张，每个国家都面临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中国五千年历史所谓的“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已经不能适应世界进入现代化竞赛这一局面，必须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任执事，廖仲恺夫妇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成员，何香凝更是第一位女会员，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总部的外务部副部长，兼任会计长，从此以后，料理“革命荷包”成了廖仲恺终身的职责，以致革命成功后，人人皆称廖为孙中山的“钱荷包”。 　　 　　试行现代税制改革 　　 　　“为官不能爱钱，爱钱则民穷，民穷则国弱。”这是廖仲恺的口头禅，民国建立后，廖仲恺数度出任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厅长，这个“不爱钱”的财神爷让习惯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广东绅商头痛不已。 　　 　　辛亥革命成功，廖仲恺首次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次长，当时他只有35岁，对西方经济思想颇有研究却无行政经验，广州的舆论当时对廖仲恺这样的“新官儿”极尽讽刺，“有新官儿仰卧藤箩，口喃喃犹呓经济术语”，廖仲恺暗下决心，要令广东经济有大改观。 　　 　　当时民国初立，百业待兴，加上军饷庞大，财政非常困难，有个段子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前方军情告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笔一挥，拨20万元军费，结果来人拿着条子前往财政部拨款，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元。 　　 　　段子虽然不能尽信，但反映当时革命政府之困难。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危机，廖仲恺决心实行更为公平的征税制度，借此消除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弊病，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廖仲恺就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税法”的原则，向广东临时议会提出换契法案。 　　 　　1912年6月12日，廖仲恺出席议会，阐述换契案的内容和主旨。他说，中国历来朝代更换，必改税契。廖仲恺乃提议广东的地主，以两月为期，把旧的三联印契交与政府检验，再另行发新契。业主可以自由呈报地价，政府按价抽2%的税。逾期两月，仍未换契者，加倍征税。若过了六个月的限期，便没收其土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防止贫富的差距，防止土地私有和地价腾贵的不良后果，按照亨利·乔治的设想，要解决贫富差距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根据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来征收税项。 　　 　　可是，廖仲恺的远大税制改革计划却失败了，尽管单税制本身也存在缺点，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广东临时议会的120位议员当中，只有20位同盟会成员，其他都是前清的官员和地方的商绅，他们参加议会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毫无建国理想。把辫子一剪就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人，这批政治骑墙派往往在民国初期把持政治，而廖仲恺这样的有理想有建国方略的革命志士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被迫延后几十年，这让如笔者般读民国史的后来人无不扼腕叹息。 　　 　　不过，尽管廖仲恺的税制改革没有成功，但它的提出却有重大意义，税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难题，直至今日，如何从生产力、法治和可行性三方面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税制改革，廖仲恺当年的思考仍有启示作用。 　　 　　联俄联共之实际组织者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磊说，廖仲恺与其同时代的民主革命家卓越之处在于，他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坚实支持者，却又能与时俱进，在民主革命新阶段到来前积极迎接“时代的曙光”。在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里，胡汉民、汪精卫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已经滞后，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不热心。周恩来曾高度评价，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 　　 　　1923年，孙中山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把这个重担交到廖仲恺手上。 　　 　　廖仲恺毕生为中国革命奔忙，可要找出他最忙碌的时候，可能要数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到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廖仲恺先后兼任了13个职务，每天办公12到17个小时。 　　 　　不出意料，国共合作、扶助农工、国民党改组等政策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让共产党人参与进来，好比“孙行者跳进铁扇公主的腹内翻跟斗，铁扇公主如何受得了。” 　　 　　国民党右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后，把不满全部宣泄到具体组织者廖仲恺身上，他们在香港大造舆论，指责廖仲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出卖国民党的利益。不过，在孙中山先生的坚持下，廖仲恺的忘我工作还是得到回报，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对于“廖仲恺加入共产党”的流言，廖仲恺全然不顾，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办公室升起一面代表农工的镰刀铁锤红旗，在廖仲恺的关注下，广州设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邀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作为讲师，而廖仲恺在担任农民部长的时候，他选择了中共党员彭湃作为助手，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彭湃1923年创建海丰县农会，仅仅两年时间，全省就拥有21万农会会员。 　　 　　和工农的接触也让廖仲恺本人产生微妙的变化。据女儿廖梦醒回忆，廖仲恺原来有洁癖，可当上了农民部长后，经常到农村工作。有一次，廖梦醒看到刚回来的父亲帽子上弄脏了，好奇问他到哪里去了，不料廖仲恺却严肃地说：“你不要学那些人先看罗衣后看人，有的人外表很脏，住的地方很脏，却有罗衣肉食者不及的地方。” 　　 　　黄埔之慈母 　　 　　1924年6月16日，离广州40公里的长洲岛码头，军号嘹亮，孙中山先生乘坐的军舰缓缓泊岸，他前来出席黄埔军校（广州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中山先生这天显得特别高兴，一直以来，筹办一所革命的军官学校是他的愿望，在一旁迎接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身戎装显得威风凛凛，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党代表廖仲恺为军校初创而做出的巨大贡献，往往湮没于故纸堆之中。 　　 　　黄埔军校开办早期困难重重，当时广东的军事、财政大权掌握在滇桂军阀手里，他们根本不愿意崛起这样一支革命军，滇军第二军军长还当面奚落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我派一营人就可以缴你的械。” 　　 　　面对这样的困境，连蒋介石都失去了信心，他在1924年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筹备委员长职务，让廖仲恺接任，并给招来的教职员发了一笔遣散费，就说学校不办了。 　　 　　两天后，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在这种人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廖仲恺使出“革命财神爷”的浑身解数，他甚至多次到军阀杨希闵家中，苦候他抽完大烟才拿到一点点税款，而不足的款项，廖仲恺和何香凝就四处和亲戚朋友借钱，甚至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去典当。在廖仲恺的努力下，黄埔军校原本破旧的校址变得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廖仲恺频频致电蒋介石，催其速归，并保证：“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 　　 　　廖仲恺还提出以苏联红军为榜样来办学，他先后物色了多位杰出的军事政治人物前来任教，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人。 　　 　　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由廖仲恺寄出旅费到法国邀请回来的，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曾经深情回忆说，“1924年，我已16岁。初秋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帆布西装的人进来。他炯炯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廖仲恺创建黄埔军校的功绩有目共睹，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他“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蒋介石在廖仲恺牺牲后也承认：“一年来，学子成师，皆赖先生之殷勤训诲，辛苦经营。”因而，国民党人都称廖仲恺“真乃黄埔慈母”。 　　 　　并非尾声 　　 　　1925年8月25日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中共中央致唁电国民党中央，高度评价廖仲恺革命的一生，“几十年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健将”。 　　 　　廖仲恺出殡当天，各界民众20多万人为他送行，备尽哀荣，送葬队伍最前列，是巨幅的横额，上面写着“精神不死”四个字。 　　 　　廖仲恺的遗体暂厝在他的革命战友、好友朱执信墓旁，最后于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中山陵侧，永远伴随在他敬爱的孙中山先生旁边。 　　 　　故事并未到尾声。廖仲恺这个名字如磐石般铭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里，在广州，有以廖仲恺名字命名的仲恺路，在仲恺路上可以找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每到纪念日，学生们都会来到校园里廖仲恺先生的铜像前献上花圈，化为铜像的廖仲恺先生仍如从前般凝视着他为之奋斗的土地。 　　 　　而廖仲恺夫人及其贤嗣梦醒承志姐弟，则把先生的遗志铭记于心，并以行动实行之，以资纪念敬爱的丈夫、父亲。 　　 　　改革开放以后，廖承志主持中央对台工作，如父亲廖仲恺一般为国奋斗废寝忘食，为加速祖国统一忘我工作。 　　 　　 　　 　　1981年，宋庆龄先生病重，廖承志写信给定居于美国的宋美龄，希望她能回来探望病重的姐姐。宋庆龄逝世后，廖承志亲自操办纪念展览，独具胆识地运用了一些过去因各种原因很少发表的图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这让很多外国朋友和辛亥老人非常感动，很多辛亥老人觉得应为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加倍努力。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当年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在信中，廖承志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相劝，希望国共两党“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感慨“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并真诚表示，如果蒋经国先生方便，他愿意只身赴台探望，并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由于各种原因，廖仲恺被暗杀一案至今仍未水落石出，虽然抓了几个行凶者，但具体涉及国民党右派哪些人物不得而知。可廖承志为祖国大义而抛弃“小家”恩怨，他在1982年8月30日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的揭幕仪式上，明确指出，他的父亲是被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的，但是，他动情地说：“我们姓廖这家人，从来没有想过算这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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