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原号和仙，名泽膺，字润寰，学名蔡林彬，湖南省湘乡永丰镇人（今属双峰县管辖）。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同志诞生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 　　　　 　　1899年的春天，蔡和森跟随母亲葛健豪回到了家乡双峰永丰镇，不久父亲也从上海回故乡，并买下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的光甲堂定居下来。 　　　　 　　1908年全家又迁回了永丰镇。为了谋生，年仅13岁的和森进了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饱尝了阶级压迫的苦楚。三年学徒期满后，他不愿经商而立志读书，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只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蔡和森同志在双峰高小求学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政府发出剪辫子的号召后，蔡和森同志觉得应该用实际行动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在他的带领下，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剪了辫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1913年秋天，蔡和森同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他们同在一个年级学习。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们俩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学友，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生活。学校有个君子亭，蔡和森毛泽东经常来到这里讨论治学、做人等问题。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专科文学部，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转到了文学部任教。蔡和森历来爱好文史。他在一师读了二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级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 　　　　 　　正在蔡和森考入高等师范这个学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出版了。这是一种宣扬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它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大力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主张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种新思想给广大青年以极大的震动和鼓舞。蔡和森很快就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从而使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1917年6月，蔡和森同志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了，在高等师范毕业后，蔡和森同志没有回家去，曾与毛泽东同志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寓所，继续共同探求救国的道路，准备建立革命团体。 　　　　 　　1917年秋，蔡和森动员母亲，把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下来。从此，这里成了蔡和森和一师的同学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要改造社会，光靠几个人的力量不行，必须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结成坚强有力的团体。于是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蔡和森认为所谓“新民”二字就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会上，还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会后又出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三集共收集了书信47封，其中蔡和森同志写给毛泽东等会友的信就有11封。 　　　　 　　为求得学会的向外发展，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同志受学会的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扬老师介绍，蔡和森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会见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矍然猛觉。他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在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志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经过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蔡和森同志一家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马赛。2月2日到达巴黎，蔡和森进入了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蔡和森同志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凭着一本法华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思潮的小册子上百种。 　　　　 　　在留法过程中，蔡和森同志和向警予同志由于共同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理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自由结婚。毛泽东同志在国内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度赞扬他们敢于打破破旧的婚姻制度。 　　　　 　　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他们信奉各种主义。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团结起来，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维汉等同志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日到10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蔡和森同志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呢？蔡和森同志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建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在一九二O年八、九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蔡和森同志于是在8月13日和9月16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8月13日的信中说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的1月给蔡和森写了两封复信。信中对蔡和森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特别是对蔡和森同志9月16的信中提出的建党和一系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也就是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还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不久，“工学世界社”发展到三十多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蔡和森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也正在这个时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派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国支部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蔡和森同志在法国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发起组织了多次革命斗争。蔡和森同志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多方进行排斥和刁难，甚至迫害，于是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组织开展了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的斗争。迫使驻法公馆不得不解决留法学生的生活等困难。1921年6月，北洋政府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开展了反对卖国借款的斗争，斗争取得了胜利，迫使法国政府宣布暂缓借款。1921年秋，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借勤工俭学的名义，抽欧洲各国募捐了一笔巨款，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原来答应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但到开学时，蔡和森他们得到的消息，却全是招收国内的富定子弟，因此，激起了留法勤俭学学生的义愤，于是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了一场“占里昂大学”的斗争，9月21日，蔡和森同志率领100多名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领了校舍，驻法公使馆要求法国当局派警察拘捕了中国学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国武装警察包围了学校，蔡和森等104名学生被拘捕。10月1日，他们在学校院内发起了绝食斗争，反抗中国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国当局给他们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无理的把蔡和森等104名留法学生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 　　　　 　　11月，蔡和森同志归国后，由当时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同志在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兼抓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工作。当时，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已经建立，办公地点设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蔡和森同志常驻这里，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5日，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后，他为团中央主编机关报《先驱》，第7、8、9三期就是他主编的。 　　　　 　　7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经过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大”以后，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向导》自创刊至1927年停刊，始终是蔡和森同志主编，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为《向导》组稿撰稿。光是署名“和森”的文章就有130篇，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点，提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鼓舞革命人民要敢于同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他还批评了胡适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国民党人的错误观点。《向导》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蔡和森同志在主编《向导》周报的同时，还撰写了《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李大钊为推荐他这本书的出版，曾给胡适写过2封信，陈独秀也为他写过6封信。 　　　　 　　1922年下半年他与向警予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蔡和森在这里讲授过《社会进化史》。 　　　　 　　1923年6月，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同出席了会议，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三大”前，蔡和森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会后他与毛泽东回到上海，一道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在这期间，蔡和森还在党所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1924年，他将自己在上海大学的讲稿，综合整理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他的这部书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来论证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一部杰作，全书15万余字，从人类的起源，一直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讲《社会进化史》，详细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蔡和森积极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指出，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农阶级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1925年4月，他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指出：“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蔡和森同志在党中央参与指导了这次运动。为了把这场斗争推向全国去，他在自己主编的《向导》周报上，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很快地就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了广州、香港等城市。 　　　　 　　“五卅“运动后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同志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的致词。会后，与李立三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1927年春，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共产国际派蔡和森同志回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4月1日，他途经长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蔡和森同志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作了重要演说。他4月1日的演说，刊登在4月2日的《湖南民报》上。文章对农民革命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现在革命的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注重“革命武装问题”。他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他已敏锐的觉察到，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在破坏革命，提醒革命派不要“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他的这篇演说，对农民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同毛泽东同志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的武昌小学礼堂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党的“五大”虽然通过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是由于继续选举了陈独秀为总书记，而他又背离了“五大”路线，致使大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严重困难时期。蒋介石已公开叛变，汪精卫由准备到实行叛变。在三个多月时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挽救革命危机，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5月17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和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剿夏斗寅，再由粤汉路直取湖南为根据地，尔后取湖北和广东，同时广泛发展工农武装，准备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乱。但鲁易却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鲍罗廷和谭平山甚至参加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马日事变”调查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拒绝了蔡和森等的意见。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吵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主张反击，但担不出任何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6月初，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反共倾向已明。为了摆脱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要求“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并具体拟定了两湖议案。当时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信，因此中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并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赴湘准备暴动。但以后鲁易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虽然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唐生智把部队撤回武汉以后，明显地暴露出他要巩固自己在两湖的地位和打击共产党的企图。可是鲍罗廷却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鲁易极力拉拢汪精卫，他甚至将国际来信给汪看，结果给汪发动叛变以借口。当时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6月25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可是陈独秀等没有接受。 　　　　 　　7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改组了政治局。从7月16日开始，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愿留湖南工作。但这些意见张国焘都未接受；周恩来主张武装斗争，张国焘也反对。 　　　　 　　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历时仅一天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过4次发言。他与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顷错误，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参加秋收暴动，不必留政治局，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 　　　　 　　党的“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双决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导党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开展了整顿党的组织的活动。9月24日，他在开津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在北方局，蔡和森同志还写了《北方工作决议案》、《致中央的信》、《关于顺直问题的报告》等。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他对政治问题、职工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都作了发言。他在这些发言和随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倾及“左”倾机会主义，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问题和革命转变问题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汉壮烈牺牲，他在莫斯科得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写了《向警予同志传》，他在此传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表达了对向警予深切的悼念。 　　　　 　　同年8月他从莫斯科归国。11月，他卧病上海时还带病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两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宣扬“二次革命论”。“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发言稿《论陈独秀主义》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四卷上。批判了这些错误论调。他指出，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彻底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宣布，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 　　　　 　　1931年初，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归国。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导两广党的工作。3月，他带着家眷来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被英帝国主义间谍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广州，不幸于8月4日，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蔡和森同志一心为党，一生为党，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记得他的。 　　　　 　　（作者罗绍志，系原中共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蔡和森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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