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祀，思念父母 　　今天是清明节，虽然有些雾蒙蒙，天气还算晴朗。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父亲离去刚满五年，现在他们正双双静卧在西山脚下的万佛园公墓。墓碑是在2007年8月18日修建的，每年全家人都会到墓碑前献上花篮和鲜花，寄托我们对父母的思念。墓碑的题词是父亲亲手草书的苏轼诗句：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復计东西 　　 　　这是父母最爱的诗句，也是他们人生的墓志铭，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为人民的戏剧和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就像鸿雁那样，偶然留点指爪印，不求什么，又展翅飞去了。他们永远是那样高洁、自信、契而不舍、淡泊名利。最近小妹来信说得好：爸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自尊清高、淡泊名利、为人诚信”已经长在我们的骨头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做人待事的秉性。 　　 　　 　　前商业部长胡子樱临终前曾对我说“你母亲是非常有骨气的，抗战时在重庆，她不去投靠当大官的哥哥、姐姐（国民党中央委员），却带着你们姊妹三个住在我家（章乃器家）的亭子间，她是为主义而生的人（当时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 　　前两年为收集父亲文集的文稿，我和姐弟到国家图书馆查阅1938－1945年重庆的旧报纸和文档，看到父亲在抗战期间40年代那场“民族形式”大讨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一边，发表了许多言辞犀利的文章，成为那场论争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父亲不过27－30岁，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在原则问题毫不客气；此后在周恩来、廖承志安排下父亲去做孙科的工作成立“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翻译的苏联名剧《带枪的人》相继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使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列宁、斯大林的形象。 　　1946-1948年在上海，父亲和戈宝权合作编译出版了《高尔基画传》和《普希金画传》，并以中苏文协的名义组织过多次介绍苏联民族生活、集体农场、工业、文化的大型照片展览和千人以上听众的大规模介绍苏联歌曲的音乐会。当时我们住在静安寺愚园路250弄25号二楼，赵丹、白杨住在三楼，家里经常会有些文化人来聚会，后来才知道是周扬从延安来传达党中央的指示。那时我才八、九岁受父母的影响，反蒋情绪很明显，有一次放学回来，看见国民党军警用水龙头、警棍和马队冲散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的反战游行队伍，和我看到苏联木刻上沙皇镇压游行的情景一样，回来我就画了一张漫画.....1948年秋，形势骤然紧张，因为父亲在黑名单里，地下党的姜椿芳来通知父亲必须迅速离开,于是父亲和郁文哉夫妇四口先走，十一月母亲才带着我们姐弟一起飞赴北平。本来到北平后立即就要转程去解放区 (西柏坡),联系送我们出去的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石岚同志(我的干爸)，他成功送走了田汉、郁文哉夫妇，不幸被捕。紧接着解放军围城，我们就只好等解放了。1949年1月31日终于迎来了解放，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了，我们全家到前门楼前欢迎解放军入城，那真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就是父母为之向往、为之奋斗的日子！他们哪里会想到以后17年的坎坷……在思念父母的时候,同样要思念和他们一样的那一代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一切的进步文化人。 　　 　　文革后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九十寿辰老朋友聚会 　　一排左起：于光远 阮若珊（宗江夫人）唐瑜 葛一虹 吴祖光 黄苗子 葛小刚（一虹幼子） 　　二排左起：周而复 杨献益 王世襄 唐瑜夫人 郁风（苗子夫人）黄宗江 曹孟浪 　　后排左起：杨秀琴（话研所）吴应杰（一虹女婿）葛扬（一虹孙女）葛小鹰（一虹四子） 葛肖虹（一虹长子）丁聪陈冰夷 冰夷夫人范用 小丁夫人 张治馨（小刚妻）刘云（小鹰妻）葛衫（一虹孙子） 　　 　　 　　 　　附： 　　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一生的葛一虹同志 　　一虹同志的文集即将出版了，作为与他相交近八十年的老朋友，我心里感到很高兴，也很欣慰。 　　葛一虹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戏剧史家、出版家，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虹同志是上海嘉定人，1932年他考上上海大同大学之后，与同乡同学一起组织了“嘉定文化促进会”、“大同剧社”，写过剧本，编过进步刊物《嘉定青年》。1933年以后他又多次和同乡瞿白音、田鲁邀请左翼剧联的骆驼演剧队、暴风雨剧社等进步社团到嘉定演出救亡戏剧。总之，葛一虹这段时间在上海和嘉定组织和参与了很多革命戏剧文化活动。 　　葛一虹1933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剧联”。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他和章泯创办《新演剧》杂志，抗战爆发后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大量重要文章，阐述了新演剧运动与民族革命事业的关系，以及抗战戏剧的特征、趋势和实践等问题。 　　1938年以后，在雾都重庆，一虹同志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翻译介绍苏联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他在担任中苏文协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在“新华日报”等书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 　　葛一虹完全说得上是一个出版家。三四十年代他前前后后创办了多个刊物，组织并参加了许多剧社和戏剧界的团体。他在中国艺术界，特别是戏剧界，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和同志，在这些文化艺术领域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人物。 　　1940年一虹同志翻译了苏联名剧《带枪的人》。这部大型话剧相继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使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列宁、斯大林栩栩如生的光辉形象。皖南事变后他避难香港期间，又翻译了另一部苏联话剧《生命在呼唤》。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春季，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一次文艺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论争。论争源于国统区重庆，后遍及全国文化界，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葛一虹是那场论争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捍卫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成果，针对“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大量观点鲜明的文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一虹同志以中苏文协负责人的身份应邀与巴金和曹靖华一起到桂园去看望毛泽东。毛主席肯定了他们在国统区坚持的工作的成绩，并表示了同志式的慰问和鼓励。 　　建国后葛一虹虽继续从事戏剧出版工作，但其处境就不是一帆风顺了，而是挨批受斗了好几年。直到以原先也是上海戏剧界电影界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后，葛一虹才恢复工作，担任了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外国文艺研究所所长。在古稀之年主持了《中国话剧通史》编撰和出版，填补了我国戏剧史的空白。 　　在这里我想说一点他和我之间的事情。人们知道葛一虹是戏剧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不知道他是在上海大同大学是学理科的，更少有人知道他是我的同年级的同学。而且在1933年的某一天，在我们学校附近发生我同警察打架的事件，是葛一虹动员许许多多同学出来包围了警察所。事情闹得不小，《时报》套红头条用了“学警冲突”做标题。当时我只是热血青年，不能受一点屈辱。葛一虹在政治上就比我成熟多了。这件事记载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于光远》这本书里。也是在这本《青少年于光远》里，有一篇小标题是“险一点成了《放下你的鞭子》中的第四个演员”。这件事也同葛一虹有关。 　　一虹同志以九十三岁的高龄走了。记得十几年前，在他八十岁寿辰时我曾为他写过一幅字，上面有这样几句话：“笑是智慧，笑是力量，笑是长寿之道”。所题的这几个字“笑”，指的是乐观精神：笑对人间不平事，笑对人生“不幸”事，人便活的超然洒脱。 　　最近上海大同中学的负责人来到北京，带来了1933年大同大学校方对当时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人员殴打我这种行为的抗议和该上海市公安局对我校公函中指责种种事实进行狡辩的档案材料。这份材料说明葛一虹当初动员我校同学上街支持正义行为，揭露当局黑暗这件事的影响之大，超过我们原先所知道的。 　　一虹同志去世整整一周年了，在他的文集出版前以此短文代序，聊以告慰老友安息。 　　 　　于光远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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