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它源远流长，早在《书经·甘誓》及《周书·洪范》里就有记载。距今大约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而它的实际存在，或为时更早。它在中医或哲学领域里的实用价值很高，涵义深远而广袤。它不仅严谨周密，而且有“人体科学”为其雄辩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古到今，一直被一些有造诣的中医先生们奉为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尺牍。 　　它深入到： 　　——中医的生理学（如：经络论、气化论、标本论、逆从论、脉象论、情志论……等各个方面）。 　　——中医的病理学（发病学——即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与现今所谓的细菌学说、病毒学说、神经学说、体液学说……等等，虽有某些可以互通之处，但有精粗、深浅、然否之分。在我看来，西方的这些探索，虽然也有一定成就，但总的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而下”的表面认识，在许多方面，似仍停留在“试验医学”的水平上。而在中医的眼光里，人们之所以会生病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本气自病”所致。而细菌、病毒……等等“邪气“，只不过是“外因”。所以，《内经》教导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不虚，邪不能独伤人”。又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故曰：“治病务求其本”。本者，本气也，即人身之“免疫功能”。考细菌，在《内经》称为“苛毒”，苛者，按《说文》训为“小草”；而“病毒”在《内经》称为“疬风”或“戾毒”，即一种不正之气，它可以从皮毛进入人体，亦可从口鼻进入人体。若按中医观点，邪气只不过是疾病的“第二性”原因，而非疾病的“第一性”原因。既中邪气之后，或有发病的，或有不发病的。西洋医学史上记载：在德国一次学术辩论会上，不是有学者当众喝下霍乱杆菌而不发病的记录吗？有名的“伤寒玛莉”事件，不也是旁证吗？所以，在中医看来，防病与治病的主要要领，首先必须着眼于人身免疫功能的恢复与维护，才是“上乘”。否则，难以言中医药之全也，这便是中西医学的主要分野）。 　　——中医的医理学（即治疗学。中医治病，既有“热病用寒药”的“正治法”，也有“热病用热药”的“反治法”。例如：中医伤寒“阳明病”发高烧，多用白虎汤（知母、生石膏、粳米、甘草）；但若传变到“少阴病”阶段，虽然也是高烧，那就该改用“温经扶阳”的白通汤（附子、干姜、甘草加葱白）。此中细节，请参见拙作《伤寒金匮汇证诠解》一书）。 　　——中医的药理学（中医用药，必讲求药物的“气、性、味、能、所”，不是片面对个别药味作“有效成份”的分析与筛选。必据众多药味配伍后所呈的“阴阳体性”而用之。中药的品种万千，药味的排列组合，机律无限，其配伍要领，皆以配伍后所成之“药剂”的性味阴阳为准，以适应病情之阴阳，方可取效。否则，莫知其纪矣）。 　　故阴阳五行学说，对以上“四理”（生理、病理、医理、药理）的关系，就像一条“韦编”似的，一样重要。 　　二、 释阴阳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一体之两面，可分而又不可分“的普遍性。古人常用“阴阳不二，而又非一”这样一句术语来加以概括。 　　那么，在人体上，什么是“阴”呢？——凡人体的一切生理构件（如：皮、腠、筋、骨、血、液、毛发爪甲、四肢百骸、五官七窍、痰涎涕唾，乃至汗液、大小便等排泄物……等等一切有形有质的部分，皆属于“阴”。 　　什么是“阳”呢？在人体上，凡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功能作用”（energy and function），如：心功能、肾功能、脑功能……乃至经络、气化、内分泌作用、抗病机能……等等，皆属于“阳”。 　　又如在药物性味上，凡“辛温发散”能促进人体功能的药味，皆为阳药。反之，那些酸寒收敛或甘寒生津的药味，统称为“阴药”。 　　如果一个生物体，只有阴而无阳，便是一个死体。这在医籍里叫作“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所以，阴阳两象，必须相互依存，两者又必须相互摩荡，才能相互发展，而现出生机。这就叫作“阴阳互根”。相传楚国的屈原大夫，他在祖宗的太庙里，看到墙上的一些壁画，感触万端，于是在他的《天问》篇里，不禁向天问道：“阴阳三合 ，何本何化？”意思是说，阴阳两象，何者是变化的物质基础？孰为变化的原始动力？这样的问题，常使千古读者不尽长想悠悠。 　　《道德经》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说，在自然界里，阴阳两象，其所以能相互推动，而又能相互发展的那种“能、所”作用，就是所谓的“冲和之气”，亦称“冲气”。为帮助思索，举例明之：天上水汽，积而为云，遇冷则下降为雨，其理浅近。可是大旱之年，天上云彩很多，为何不能凝为“甘霖甘澍”，来拯救那些望眼欲穿的“生灵黎庶”，而必待科学家用飞机播以电离过的硝酸银溶液的水雾，才能作人工降雨呢？这硝酸银溶液，就可用来比拟“冲气”，又如药物固然抗病，但在中医看来，内服药物并非直接抗病，而是通过药物调动人体的“潜意识”促进人体阴阳两象达到“阴平阳秘”，才起治疗作用的。再如高烧病人，必待喝了“白虎汤”之类药剂之后，才能退烧。这样看来，白虎汤并不抗生，更不杀菌，只不过白虎汤在这种情况之下，起了一种“冲和”作用而已。 　　所以《伤寒论》说：“桂枝下咽，阳盛则斃；承气入胃，阴盛以亡”。这也是说明：药物的阴阳体性与病人的生死关系，不过是人体阴阳与疾病的阴阳是否不同而已。 　　以上所举大端，以明“阴阳论”在治疗上的道理，限于篇幅，不及详赘。 　　中医按此道理，辩证施治，常有神效者以此，西方人士不解中医阴阳之理，常以所谓“东方神秘”赅之，殊属可笑。 　　古云：“医者，意也”，良有以也。不明阴阳，何以医为？ 　　 　　三、 释五行 　　五行学说，按它的诠真面貌而言，是古代医家通过古人所谓的“内景功夫”，并结合所谓“象天则地、远亲近择、取类比象、触类旁通……”等法则，所获得的关于人体五脏的生理、病理、医理、药理的一些“抽象”性的规律，所以它不是玄学。数千年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并在临床治疗中起着科学的指导作用。科学家们常把它与古希腊“自然学派”，如泰勒斯（公元前624~547年），阿拉克西米尼（公元前585~524年），拉克里特（公元前540~480年），恩培克多克（公元前490~430年）……等人所谓的“四大学说”（地、水、火、风）那种简单直观的认定相比拟，这是不全面的。在“四大学说”的指导下，西方至今没有孕育出任何一种像中医这样精深的生命科学。 　　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在我国历史上有文字之前，或已存在于我国古代哲人之间，试观西安半坡村出土文物中就可看出其端倪，半坡村出土一把骨梳，其上就刻有类似“八卦“的图案，不过因为这把梳子在地下年代久远，八卦图的各阳爻还可清楚地辨认，而各阴爻的图案则因自然腐蚀的关系，看起来都有点象阳爻而已。读者若有机会到西安参观，最好不要忘了到半坡村文物展室里用放大镜对这把梳子亲作观察，是幸。 　　今再从现存古籍来加以考察：《书经·夏书·甘誓》就曾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之说。《甘誓》相传是夏王朝传到夏禹的儿子（启）时，在今陕西的扈县有个部族（有扈氏），因为它的首领对“公天下”一变而成了父子相袭的“家天下”的政治模式的现实不服，启于是兴兵予以讨伐。史官记录下了当时的誓师宣言，故名《甘誓》，这事距今大约已有40余世纪的历史。 　　《书经·夏书·洪范》篇，也有关于《五行学说》的文字记载。相传武王克殷的后二年，向商朝遗老（箕子）请教治国大略。箕子于是根据《洛书》传给武王九种治国大法，史官记录了箕子的话，即今所见的《周书·洪范·九畴》。其第一畴即“五行”。其文曰： 　　“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并解释说：“水曰润下……作咸；火曰炎上……作苦；木曰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作辛；土曰稼穑……作甘”。这是什么意思呢？今从有关各书（特别是《黄帝内经》）加以体认，那就是说：任何一位人君，若欲把他的臣民治得很好，除了要重视其他“八畴”的要点以外，首先要懂得他的臣民“五脏”的先天禀赋所产生的五种不同的气质或本能，然后因势利导，综合平衡，用长避短，使之各有所适。若按《内经》教义，大致可以体认如下： 　　其一曰水“者，大致是说：人体之肾脏主一身之精水。它具有灌溉人体上下、表里、内外……各“阴元”之功。治肾当用“咸以润下”之品，如“龙骨、牡蛎之类的收敛镇静剂。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肾气主事者，则性格上常带有迁就下属的本能，云云。 　　“其二曰火”者，以心脏属火，心主人体之动能，有开发人体机能之功。若其人先天禀赋以心气主事者，常易心火上炎，固执已见，善用心机。若其人心火过旺，当用苦寒药（如：黄连、栀子之类）直折其心火，云去。 　　“其三曰木”者，是说肝脏之本能，犹如树木，喜直而恶曲。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肝木主事者，其人常欲扶摇直上，怕受委曲，其性刚直，喜诤荐。若其人肝气过旺，当以酸收的药味（如白芍、五味子之类）以收敛平伏之，云云。 　　“其四曰金”者，以人体肺脏属金。肺脏在人体司“制节”，常欲使人体之气机开关合于常度，并能促使人体之生化不断地因机体需要而生变革（“从革”）。若肺气因外来的风寒而闭滞者，当以辛辣的药味（如麻黄、桂枝、生姜之类）予以发散。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肺金主事者，常不满足于现状，而思变革，云云。 　　“其五曰土”者，是说土是脾脏的属性，脾在人体中的功能犹如土地的作用，为各脏的生理运作提供精气，是“生化”之本，脾易生湿，因其为太阴之象，除脾之湿，用燥湿的药物（如苍术、白术、茯苓之类），若其人先天禀赋以土主事者，善容他人，调和事物，有中庸之德，云云。 　　 　　五脏彼此之间有相生与相克的有机关系。 　　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肾）。此五者，依次影响，谓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例如：其人肝虚（如肝硬化而致心力不足者），当用辛温发散之药，调补其肝，则心力自旺，如李东垣的“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若其人心火不足，而脾土自虚者，当用辛温之药益其心火，则脾土之气自旺，例如张仲景的“小建中汤”之类是也。若脾虚损而肺气不足者（例如脾虚所致的肺痨病），则可用补气健脾的“四君子汤”之类，扶土以生金。若其人之肺气不降而肾水不生者，当以适当药味（如：“三子养亲汤”加沉香之类）下其肺气，使金水两气相交（俗称：“金投于水法”），则水自生。若水亏于下，虚阳上越，而成头晕、目眩、耳鸣、血压偏高等症，则可用“壮水涵木”的“六味地黄汤”，以敛心火，则肝阳自平矣。（以上释“相生”） 　　木、火、土、金、水，此五者，依次“隔二”的关系，谓之“相克”。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肝木过旺而脾土自败者（例如忧伤过度而食欲不振），当用适当药物调达其肝木，则脾土可望恢复其功能。 　　脾土过旺而致水道不畅者，当以适当药物健其脾土（如：孙真人“越婢加术汤”之类），则水湿自去，而脾阳可复。 　　若水寒于中而心火不旺者，利其水湿，则心火自旺。 　　若心火过旺而克肺金者，抑其心火，肺金自安，则燥咳之疾可愈。 　　若肺金之气过旺，而肝木不舒者，泄其肺金，则肺气自平。钱乙“泄白散”之类可酌用之。 　　以上所举，乃某脏有余之症之概略。若某脏之气不足而影响其“隔二”之脏而致病者，则谓之“乘”，其药法与此有异矣。限于篇幅此处不赘。欲知其概，可参阅有关医籍可知。 　　以上关于五脏“生、克、制、化”的关系，对中医临床至关重要。否则必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泥沼，而莫知其纪，遑论出奇制胜也。此即《列子》所谓的“不生者，生生；不化者，化化”之义也。（以上释“相克”） 　　 　　至于生命的起源和生物进化问题，若按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考察，则中医的说法，与近代科学所谓：“从无到有”的观点基本相似。 　　《列子》说：“太乙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到太素之时，才有“两仪”、“四象”之分，形质乃具。意谓“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初，那时真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态。斯时也，地球上除了某些“基本元素以外”，可说一无所有。经过漫长岁月，才有“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此后又经过若干亿年，地球上的基本物质（碳、氢、氧、氮）在所谓某种“宇宙力量”的作用下，地面才出现所谓原生质（Protoplasm，俗称“生物汤”）。再经过若干岁月，生物汤才逐渐“沉淀或聚合”形成氨基酸，乃至蛋白质。以后在磷的参与或作用之下，才形成“基因”，然后才有生命。这大约要经过30亿年的生化过程。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上述这种所谓的“宇宙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科学家们猜想可能是“宇宙”或宇宙自然放电之类。（基本物质合成氨基酸的事实，科学家已在实验室里证实）。但生命形成之后，生物界（包括植物）怎样又具有许多情感、理想或求生欲望……之类的情性呢？对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多认为是“进化”而来，但神学家则有另一种信仰，即所谓“神创论”。见解各异，但究竟孰是孰非，目前难以定论。 　　从《黄帝内经》里，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思想：它认为生物的五脏的形成与进化，是与天上的五大行星的先期存在或感摄有关。例如：《内经》常说：“七曜悬天，五行丽地”，而且明文提示：肝与木星相应，心与火星相应，脾与土星相应，肺与金星相应，肾与水星相应，阳应日，阳应月……等等。这种思想，乍一听来，似是无稽之论。不过，20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天体与地球的相互关系，一天天越知越多。譬如说“大爆炸理论”，过去一直认为这似乎是“宇宙形成说”的“盖棺论定”似的结论，而在今天，不是早已知道生命是存在于DNA里的吗？又据报道：我国东北一位名叫乐巨庆的老人，他可以根据五大行星与地球的关系位置，多次准确地预报洪水灾害，一度受科学界的重视。由此看来，《内经》关于五行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研究素材来加以对待，或有益于中医学说的研究。更何况它在中医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上，有不可抹煞的指导作用。所以有些中医学者，认为“五行学说不可废”。 　　此外，五行学说还可以用于“五形”，即望诊上的五种格局。如：木型人（长）、火型人（尖）、土型人（厚）、金型人（方）、水型人（圆）等云。“五声”（即声音特征：宫、商、角、徵、羽）；“五色”（即气色的青、黄、赤、白、黑）；“五气”（即对臊、焦、辛、香、腐等五种嗅觉之喜恶）；“五味”（即对辛、甘、酸、苦、咸等五种味道的恶欲）。以上五者（形、声、色、气、味），乃“从外以观内”，近似近代所谓的“黑箱学说”。有关这方面的细节，详读医书可知，故此不赘。但从中可以体会人之生理、病理及药理，似均可以“五数”赅之。近代有人把它称为“生命的全息律”。再则，周秦以降，一些喜爱研究《周易》的学者，常有“二五之精”的说法。所谓“二”，即“阴阳”也；所谓“五”，即“五行”也。 　　1982年，美国格林基金会出资在维也纳召集过一次世界医学大会，会上鉴于西方医学的许多缺陷，决议认为：应向中国学习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及四诊，这对世界医坛上此起彼伏的“中医热”的浪潮，再一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是中医的发祥地，吾人当三思之。 　　 　　四、 尾语 　　（1）东方哲学的范围、内涵甚广。简短概括起来，大致有“象、数、理、气”等四大方面。 　　象者，抽象也，象征也。“抽象”一辞，非凭空想象，乃指从具体到原则的认识功夫。它不是贬义辞，乃指概念之升华。例如：生长于树木之上那些绿色的片状物，统称“叶子”。大语言上，吾人只要说“叶子”二字，对方就可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叶子的形象。若再于“叶子”之前加桃、李、松、柏定语，对方就又会产生桃叶、李叶……等概念。所以概念是从具体事物通过“抽象”功夫而来的认识。概念还可以进一步“升华”来作“判断”。例如农民种庄稼，只要种子一旦发芽出土，有经验的农人根据幼苗的茁壮与否，结合当年的气候和水土等，就可判断当年的收成。这种情况就是概念的再一次升华。这种升华是从幼苗的“象”而来，所以中医的“望诊”，便是从“形”到“象”的升华为其基础的。故望诊也是一种生命科学。 　　数者，数字或数学也。前云“二五之精”之类便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实质，都可用“数学形式”来加以呈述，解析几何学里的“经验方程”便是。再如人的寿限，是受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的极限（50次）来制约的。但在中医看来，若有精深的中医药学的帮助，此说也是可以商榷的一个变数，而非绝对。 　　理者，道理也。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由其内在之“理”所决定的。以上所云中医的“四理”便是。故学中医若不通四理，何以言医。我国宋代理学家所谓“极物穷理”之说，虽言之不透，但也不离“理”字。 　　气者，能也，事物变化之动力也。养生或治病之道，无非是依据医学，以维护或增进人身之自然疗能而已。 　　（2）阴阳五行学说，虽说它的内涵至深，但它的深度，还不越二元论（阴阳）或多元论（五行）范围。若结合中医来加以研究，还应深入到中医所谓的“气的一元论”，才可理解中医理论的精髓，下篇再详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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