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岱（1867-1952年），字梅生，又字心与，晚年号梅叟，侯官（今福州市）人。父亲秀才，曾任县府幕僚。何振岱自幼聪颖好学，因家贫，父亲曾多次要他到店馆当学徒。何振岱坚决不肯，母亲也不赞成，自愿做女工挣点零钱供儿上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何振岱中第四名举人。 　　何振岱中举后，多次赴京应考进士未中。从此，对仕途失去信心。时同乡沈瑜庆（沈葆桢之子）为江西布政使，素仰振岱文名，乃聘其为藩署文案（秘书），公余，沈何二人常作诗唱和。沈离职后何振岱到上海柯鸿年家司笔墨兼教读其子女。不久，结识了老乡、同光派诗人陈衍。两人互相钦慕已久，彼此皆有相逢恨晚之慨。 　　辛亥革命后，何振岱与陈衍回到福州。振岱应聘为福建省盐运使刘鸿寿西席，居住光禄坊与陈衍对门，两人来往非常密切，陈衍极力推崇振岱，称赞其为海内有数的诗家，并于所编的《近代诗抄》中大量选入何的诗篇。他认为“君诗语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无艰涩之态”。人们也公认在近代诗歌史上，何振岱是同光派闽派殿军。 　　1915年，福建巡抚使许世英将西湖建成公园，作为民众娱乐场所，拨盐政余款供修建用费。当时的水利局长林炳章（林则徐后人），以清乾隆间知县姚循义修纂的《西湖志》内容简陋，“不足以重久远”，倡议重修《西湖志》，许世英同意后，遂聘请何振岱总纂。被誉为“福州通”的何振岱接受任务后，和分纂林师尚等遂迅速行动起来，搜集旧籍，实地调查，仅用九个月时间即成书。全书分十四门、共24卷，达四十多万字，比姚循义的《西湖志》多达四分之三，是福州最重要的乡土文化。何振岱的《西湖志》对山、水、渠、浦、园亭、祠宇等进行有重点、有顺序地叙述；西湖全境和宛在堂、李纲祠等主要建筑均绘图介绍。对原西湖八景，还有后来增添的八景都一一进行介绍，并绘图景。各种插图达23幅，称得上图文并茂的佳作。方志界把福州《西湖志》与明代田汝成的《杭州西湖游览志》相提并论。这是何振岱对地方文献学的一大贡献。 　　1916年，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决定重修《福建通志》，聘沈瑜庆名义总裁，陈衍为总纂。何振岱应聘编撰《福建通志》的《艺文》和《列传》部分。历经八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完成。何夺岱应老朋友柯鸿年之邀往北京，在柯家任教读。 　　1936年，日本侵扰北京，时局紧张，何振岱回福州。从此十余年，他未离开过家乡，总是以诗文会友和自娱。当日机侵袭福州时，他避居仓山淇园吴家。与下渡人蔡人奇、林春函多有来往。蔡人奇编纂的《藤山志》都由他润色定稿。 　　1941年4月21日至同年9月2日、1944年10月4日至翌年5月18日，福州两度沦陷，何振岱没有经济收入，加上身患重病，生活十分困难。日本人慕名，曾托尤某等人来说，要聘他为顾问，遭他严词拒绝。他说：宁可挨饿，也不奉事日寇。同时他把过去与郑孝胥、陈曾寿、梁鸿志、黄浚等变节分子的来往信件和诗文悉数烧掉，以明心志。人们称赞其高尚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省市，凡抗战期间不愿附逆之名人事迹上报，要给予表彰嘉奖。福州市政府送去表格，请他填写上交，他婉言谢绝。 　　何振岱诗文名扬遐迩，拜他为师的弟子甚多。有男、有女、有军人、有方丈。人们皆以能入何门为荣。他的书房楹联：“定无后悔惟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以自擎。一生安平勤学，靠教书和卖文为生，1952年2月逝世，享年86岁。 　　何振岱著述甚多，主要有《觉庐诗草》七卷，《我春室文集》四卷，《榕南梦影录》二卷、《心自在斋诗集》和《我春室诗集》各一卷，《寿春社词抄》八卷，以及上述的《西湖志》24卷传世。尚有《易学录》、《明诗话》、《词话》和《笔记》等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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