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9日下午2时30分，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中，《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作者章含之女士，步入设在福州温泉公园的第13届全国书市签名售书现场。排成长队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章含之一头银灰的头发，脖子上系着素雅的丝巾，显得雍容大方。下午4时，章含之原计划要启程去外地，然而等待签售的人还在排着长队，她延长了半个多小时，这样一下午签售了500多本书。 　　 　　○我记得您曾写过《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等著作，与以往的著作相比，这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有什么新的内容和特点？ 　　 　　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篇，写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面的活动和见闻，这些内容在以前较少提及，因此，这本书的趣味性会多一点。但这是个不好处理的时期，一方面，这个年代是我国外交史上的光辉时期，另一方面，各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由于视野和资料的限制，我不可能去写外交史，只能从个人角度去写70年代的中国外交。过去的作品个人情感会多一点，特别是回忆父亲和老乔。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本书的序言也比较新，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新突破：以前我认为跨入“大红门”才属于要写的历史，所以就把跨出“大红门”的女儿们排除在外，现在我认识到她们也是“大红门”的一部分，这本书里有三代人的足迹。以前我总沉溺在过去的情感中，跨不出这个四合院。现在意识到了，想跨出去。我不想消极地成为一个“遗老”。 　　 　　○您现在跨出“大红门”了吗？ 　　 　　没有，还只是愿望。老乔去世20年，我就把自己锁在这个院子里，不能摆脱这个四合院情结。也许太迟了，时间留给我的不多了。 　　 　　○在您的传奇生涯中，您的特殊身份总是被人注意，作为章士钊的女儿和乔冠华的妻子，您是怎么安放自己的位置的？父亲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事实上，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尽力摆脱章士钊这个名字的，那时我要加入共产党，要走出家庭，和他划清界限，甚至没有高干子弟这个概念，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的老干部。 　　 　　在公众场合，我也是尽量避免乔冠华的妻子、夫人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各自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负责亚洲司，他当外交部长。在联合国他跟基辛格会谈，我当翻译，美国人觉得中国的人事安排挺难理解，我当时还有个身份是中国代表团副代表，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当夫人就不当代表，而且副代表是较高的级别，翻译是较低的级别，所以基辛格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当然，作为老乔的妻子，也少做了不少自己想去做的事。 　　 　　○您刚才谈到自己在年轻时对父亲的态度，后来发生改变了吗？ 　　 　　1962年，毛主席教育了我。他问我对父亲的看法，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代表旧社会、旧官僚，而且还跟鲁迅打过架。主席告诉我，行老跟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很多都是好朋友，保护过李大钊，还曾为陈独秀辩护。毛主席还说：“不全面了解历史怎么能轻易下结论呢？行老做了那么多好事。” 　　 　　父亲让我震撼的是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他自己也被抄了家，可却一直在为刘少奇的事奔忙。这在民主人士中没有第二个。我那时也劝他，他说这是国家兴亡的关头，顾不得了。后来编父亲全集，我更全面地了解了他。也许一代人对他的上一代人先是“背叛”，后来才会真正意识他的价值。 　　 　　○您的女儿也“背叛”您吗？ 　　 　　女儿也经常反对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女儿在媒体方面做得挺好，蛮能干的。她说我的生活应该改一改了，于是重新装修了四合院，过去到处都有老乔的痕迹、影子，现在都看不到了。我只好慢慢适应，毕竟任何一种情感不能成为束缚，我将把它放在心里。跨出去，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您曾经当过毛主席的英语老师，他总是说，我的老师章含之，您能介绍一下毛主席学英语的情况吗？ 　　 　　哈，其实他是喜欢跟年轻人接触。章老师的称呼包含一些玩笑吧，不过可能是因为毛主席这么叫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叫我章老师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文汇出版社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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