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佑君同志，女，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人，生于1931年9月。 　　 　　丁佑君同志出生在一个盐商兼地主的封建习气浓厚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但是，由于自幼受到富裕她的出身贫苦的奶娘的影响，她同情劳动人民，富有正义感。丁佑君同志最初在民彝小学读书，一九四二年毕业后，考入五通桥私立高小，一九四四年高小毕业后又考入五通桥通材中学。从小学到初中她读书都很认真，每学期考试几乎都是甲等。就是假期，每天早上她也要坚持学习两小时，从不中辍。 　　 　　一九四七年秋，丁佑君同志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到了成都，考入成都市女子中学读高中。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开展争自由、争生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在这种形式下，丁佑君同志在她哥哥丁好德（中共地下党员）和女中的地下党员老师、同学热情教育和帮助下，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决心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去。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四川大学等校学生为要求发放平价米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制造了“四九事件”，全市学生当即罢课声援。丁佑君同志积极参加了罢课斗争，她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和女中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晚上写标语，印传单。她还参加党领导下的其他活动，担任了党领导下的其他活动，担任了夜校教员，帮助工人学习。在斗争中，她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次，语文教员出了《行宪期中吾人应尽的责任》的作文题，她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责任，我是一点也负不起来，也不想负起来，因为这个宪法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都解放前夕，在外读书的五通桥的学生纷纷回家，丁佑君同志则留在学校积极参加了党和地下组织发起的“护校运动”，和在校同学一起日夜守卫着学校，严防敌人进行破坏活动，迎接成都的解放。父亲曾几次写信、打电报催她回家，都被她拒绝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宣告解放，蓉城内外一片欢腾。丁佑君同志和程度人民一起分享了解放的欢乐。解放后，她的心情非常激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五零年一月底，她在哥哥的鼓励下，瞒着父母考入了西康（已于一九五五年取消建制，分别划归四川和西藏）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当时，有些人认为，西康是不毛之地，苦得很，为什么要去西康，在成都不是一样革命？后来，家中也接二连三地写信、打电报，阻止她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丁佑君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 　　 　　一九五零年二月九日，丁佑君同志和一千多名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的学工人员开始了去西康省雅安的长途行军。当时，西南刚刚解放，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当地反动地主、土匪还未肃清，他们互相勾结，残害百姓，破坏治安，社会秩序还不稳定。因此，从成都去雅安的长途行军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不仅要经受严寒和饥饿，还不时会遭到土匪的袭击、骚扰。丁佑君同志在行军中表现十分顽强。二月十二日，队伍从高桥向邛崃的行进途中，突然遇到土匪的袭击，有些同学被打伤。丁佑君同志毫不畏惧，忘我地抢救伤员，脱下自己的衣服包裹受伤的同学，并一直把他们护理到邛崃城。她鼓励受伤的同学说：“流血并不可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到邛崃后，同学们的东西大都丢光了，天上飘雪，气候异常寒冷，睡觉没有被褥，土匪又在攻城，困难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学校动员大家鼓起革命精神，克服困难。丁佑君同志满怀信心，耐心地帮助一个有畏难情绪的同学说：在困难面前不能后退，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准备吃苦。在她的说服下，这个同学坚定了信心。她在邛崃写信给哥哥和五通桥的老同学说：“到邛崃后，我们成了光人，只剩下身上的衣服，连牙刷也没有一把，晚上盖的是谷草，早上没有办法梳头，在形式上我们这一群都是无产阶级了，可是思想上还不够得很。亲爱的同学们：我要骄傲地告诉你们一句，在这种情形下，我的革命决心绝对没有动摇一点，革命本来就苦嘛。”“从这次战斗中，我才知道革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丁佑君同志到雅安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后，就积极投入了学习热潮。她态度谦虚，勤奋努力，善于思考，积极参加劳动，努力改造自己，热情帮助同学，进步很快。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学习总结时，被评为学习模范。结业后，丁佑君同志积极响应学校关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最先报名，要求到艰苦的昌都去工作。后来组织上根据她的具体情况，分配她到西昌地区工作。出发前，她对老师和同学们说：“西昌虽然是个好地方，但路途遥远、艰险、爬大山、过小山，这也是给我考验的时候，我一定在路上不怕苦，不掉队。” 　　 　　一就五零年五月下旬，丁佑君和其他去西昌的同志出发了。这一路山高路远，而且有土匪的骚扰和袭击。组织上为了照顾女同志，规定每两人用一匹牲口，但丁佑君同志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坚持步行。到了宿营地，她方下行李，立即打扫房屋，帮助做饭，从不叫苦叫累。大队到了福村镇，因土匪骚动，不能前进，只得暂时住下来。当丁佑君同志得知先期到达这里工作的两位同志被土匪杀害时，她沉痛地说：“我们的同志光荣地牺牲了，我感到悲愤。”但他们“是死得光荣的，我们又看到刘胡兰的精神了，我一定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一次，她和几位同学为大家磨面时突然遭到了土匪，丁佑君同志毫不畏惧，和土匪进行斗争。后来，在解放军的解救下得以脱险。同志们对她这种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敬佩。 　　 　　六月，队伍到达西昌，丁佑君同志被分配到西昌女子中学任军代表。她工作热情积极，生活艰苦朴素，深入群众，很快和同学们结成了朋友，同学们亲切地叫她“丁大姐”、“丁姐姐”。 　　 　　一九五零年八月，丁佑君同志调盐中（又名“河西”）区任青年干事。为了支援新生政权，她参加了征借粮工作。当时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残匪，企图利用新政权刚刚成立之机进行暴乱，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丁佑君同志仍然经常到二、三十里外的村庄了解情况，召开农民代表会，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九月十七日，丁佑君同志和盐中区副区长王正中一同由高草乡到裕隆乡。王正中是个伪装进步、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到了裕隆，王正中把丁佑君同志安排在他家后，便偷偷溜走，串通土匪策划叛乱。十八日中午，丁佑君被暴乱的土匪围攻逮捕。在押赴镇公所的土中，土匪们侮辱她，要她缴枪，她坚定地说：“我没有枪，只有命！”含辱与敌人斗争。当天下午，土匪们把丁佑君同志押到新民乡张八街文昌宫内。她拒绝土匪给她的食物，并向匪徒们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指出他们当土匪只有死路一条。匪首对丁佑君软硬兼施，妄图了解区中存粮和我军兵力等情况。丁佑君同志严守党的机密，坚定地说：“不用问，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匪徒们问：“你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不要嘴硬，你不怕死吗？”丁佑君同志冷冷地回答到“怕死就不革命，要革命就不怕死！” 　　 　　九月十九日早上，土匪们将丁佑君同志押到盐中区区公所所在地河西。当时，土匪正在围攻区公所，区公所的同志在碉堡里坚守者。土匪威胁丁佑君同志说：“快喊他们缴枪投降，不喊就枪毙你。”丁佑君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她向着碉堡高声喊道：同志们，勇敢些，沉住气，坚持到底，小毛毛土匪没有几个，我们的援军快要到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土匪又逼她喊反动口号，丁佑君同志高声大呼：“拥护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并向碉堡内的同志喊道：“同志们，放枪吧！对准我们的敌人，消灭个干干净净！”土匪们吓坏了，慌忙向丁佑君同志开枪。她胸部中弹，昏倒在血泊中。当她苏醒过来后，还断断续续地喊道：同志们，革命是不怕流血的。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为我报仇。万恶的土匪，又将丁佑君同志在地上拖了半里多路，直到她全身被擦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才丢在北场口。就在这天晚上，丁佑君同志壮烈牺牲，年仅十九岁。 　　 　　丁佑君同志是优秀的青年团员、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她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参加革命后，受到党、团组织的培养和教育，要求进步，虚心学习，认真改造思想，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敌人面前正气磅礴，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共青团员和青年学习的好榜样。 　　 　　丁佑君同志牺牲后，中共西昌县委根据她生前的请求，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悼念丁佑君同志，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在西昌建成了丁佑君烈士陵园，并举行了葬礼，将烈士遗骨移入园中。一九五八年三月，丁佑君烈士家乡的青年自愿集资，修建了“丁佑君烈士纪念碑”。三月二十七日，朱德同志亲笔题了词：“丁佑君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是青年团员和青年的好榜样。中国青年应该学习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

原文 发表于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第二集）  浏览：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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