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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需要,是上海战士的人生梦想
在采访中,我们得到一张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眼前的这张11位新中国第一代女坦克手的合影(见图)。 如今70岁的老人马桂丽,手捧照片,激动得双手有点抖动地指着右二位置上的她说:“这就是我”。 英姿飒爽的11位女坦克手今何在?马桂丽老人告诉记者:“我们11人中已有3个病故,1个从未联系上,其余7个有4位在上海,2位在北京,1位在成都。” 马桂丽老人退休后领着621元的工资,她那同时参加志愿军的“阿拉老兵”金忠华的退休工资比她还低,只有582元。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大上海,两位志愿军老人生活十分清贫,但他们无怨无悔,相反却十分庆幸自己过去有那段难忘的经历。 马桂丽老人认为,她们这些人当时被选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坦克手,个个都沉浸在一种“美梦”的幸福之中。 在烟厂做童工的胡培彦、在国棉17厂做纺纱工的陈春兰等11位上海女工,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们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被光荣地载入史册。胡培彦激动地立下保证书,“为当坦克手,10年不结婚!” 对于正当青春妙龄的上海姑娘来说,坦克手训练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半年内,要完成1200小时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学习,达到三级坦克驾驶员的技术水平。 面对复杂的技术理论,11个女兵起早贪黑地刻苦钻研,反复琢磨。 女兵生理受到一定限制,每个月总有不方便的时候,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挡她们。 驾驶30多吨的苏制T-34坦克,体力消耗很大。车外骄阳似火,车内高温灼人,发动机的轰鸣使人头晕、恶心。手里操纵25公斤重的操纵杆,一天下来,双臂肿痛,疲惫不堪。驾驶归来还要保养车辆,坦克中4个电瓶每个60公斤,有时要从狭窄的坦克内取出,每装一次,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上海姑娘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坦克驾驶技术。 1952年9月28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北陵坦克教练场,庆贺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的诞生。雨后初晴的早晨,万里无云。教练场上一字形排列着4辆才喷了漆的巨型坦克。姚秀玲代表全体女坦克手讲了话。在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指挥旗一扬,11名女坦克手按各自的位置上了坦克。隆隆的马达声和滚动的履带声随之响起,4辆坦克开始运动,依次排成方队,继而又变换队形,表演高速行驶———1952年10月1日,在沈阳市庆祝国庆三周年大会上,女坦克手受到了东北军政首长的检阅。当她们驾驶坦克出现在阅兵台前时,人们都以兴奋的心情向她们热烈鼓掌欢呼。祝贺她们在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创造出更光辉的业绩。 第一批女坦克手后来无论留在部队或回到地方,都为祖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周琳俐班长和张衍两人已去世;副班长马桂丽后来成为企业领导;姚秀玲成为江南造船厂的中层干部;董祖安成了材料分析工程师;陈春兰成了高等学府的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其他人也都各有建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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