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与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来往甚密，受之启发良多，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从根本上来改变是不行的”。1918年底，李汉俊毕业回国，将许多日、德、英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带到上海，他以旺盛的精力，昼夜伏案翻译和写作，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回上海不久，参加了《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回国到党成立的1年半时间里，李汉俊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他所发表的文章，着力支持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26日发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赞扬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1920年5月1日发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谬论，5月16日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一文，深刻批评了张东荪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劳工运动的思想，指出:张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只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我们“只好说他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任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到上海后，曾多次召集座谈会，商讨建党问题，李汉每次都积极参加。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参与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5人，于5月共同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为党组织执笔起草了1份纲领草案，约有10余条，主张社会革命。随后，陈公培和施存统各自抄了1份，分别带到了法国和日本。8月，维经斯基成立了上海革命局，李汉俊是5人成员之一 　　 　　上海发起组建立后，李汉俊主持组织工人的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8月他和陈独秀等创办了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李汉俊担任主编。他和陈独秀以发起人的身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申明办《劳动界》，“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该刊“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李汉俊经常给这个刊物撰稿，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8月22日，发表《金钱和劳动》一文，质问:“钱既然是代表劳力的，何以一天到黑一点事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有钱用呢？”9月，李汉俊还和俞秀松、陈独秀共同商议，为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店员周刊《上海伙友》。10，李汉俊又与陈独秀、杨明斋、李启汉等，出席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并被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 　　 　　建党之初，李汉俊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共产党书记由李汉俊代理。陈独秀离开上海后，凡重要之事，多由李汉俊和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讨论决定。《新青年》亦交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并改为党的机关刊物。李汉俊经常通宵为《新青年》赶写稿件，也给上海发起组成员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了不少稿子。此外，汉俊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 　　 　　1921年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李汉俊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和评论《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驳斥了诽谤工人“没有团结性”，“没有知识”等论调，高度赞扬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运动，所以有莫大希望也是在这里。”称赞4天罢工的成功，“是因为罢工同人齐心，稳静之所致”。这年的五一劳动节，李汉俊和上海发起组成员分别到沪西、闸北和南京路等处散发传单。这些活动，对于上海工人运动，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重要贡献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李汉俊除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外，其主要精力是忙于中共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首先是与陈独秀直接指导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李汉俊从日本回到上海时，遇上湖北同乡的老同盟会员詹大悲和董必武，他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他们，使他们茅塞顿开，喜出望外。董必武回忆说: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来的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后，“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上海发起组建立不久，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赵子健等人商讨建党事宜。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其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联系，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次是为筹备建党而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并同李达一起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名义，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派2人到上海开党的成立大会。再次是设法为党的活动筹措了部分资金；为会议提供了开会场所，一大会场就设在他的寓所(现中共一大会址)。最后为一大执笔起草了《宣言》，可惜未能在会上获得通过。 　　 　　建党前，李汉俊同陈独秀产生过思想分歧。陈独秀1921年2月从广州寄来起草的党章草案意见，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十分不满，也起草了1份草案，主张地方分权制。并且认为:“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因此，我们必须要着手进行著述。”他提倡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尤其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办专门的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翻译书籍。两人因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意见相左，逐渐加深了裂痕，而党内大多数人赞同陈独秀的主张。于是在党的一大召开前，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代理。 　　 　　1921年7月，李汉俊和李达代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席了党的一大。会上，李汉俊同张国焘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李汉俊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依据环境不同而定，中国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当须研究；并且认为共产党的基础不必建立在工人上，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此，张国焘在会上对他进行了过分的批评。会后，李汉俊又参与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被公认是出类拔萃的，受到党内许多人的称赞。董必武曾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由李汉俊介绍入党的沈雁冰回忆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可惜他忙于组织工作，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并对李汉俊后来退出共产党，不无遗憾地说，这使“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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