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文学回忆 　　 　　　　一 　　　　天蓝（王名衡）去世不久，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常常乘夜不眠出现在眼前：一九三六年春天，西山顶上的白雪已逐渐消溶，未名湖上荡漾着清波，在五楼的一间学生宿舍，天蓝和我邀集的七八位青年，讨论着大学艺文社的成立。 　　　　记得参加这次讨论成立大学艺文社的有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吴其仁，神情凝重；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词锋尖锐；还有历史系的学生戴振辉，象个学者，性格沉静，发言时，必言之有据；此外，还有一位清华同学林传鼎。他们都是天蓝在浙江大学的同学，因为反对校长郭任远，先后都离开了浙江大学，来到清华大学学习。参加讨论的燕京的学生，除了天蓝和我，还有余建亭（朱哲均），他学物理，年纪最小。我们参加了十二月九日那天游行，又参加了“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冲进了西便门，直至前门，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呼声中，结成了友谊。 　　　　由于我的关系，那天集会，还有从上海来北京才三个多月的刘春（刘伯文）。两年多后，我们才知道刘春那时已经是中共党员。对于天蓝和我，刘春都有过影响。他给我们介绍《铁流》、《红萝卜须》以及我后来广为宣传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当时只能在地下流传，市上是买不到的。刘春的文学见解，使我感到新鲜，有一种名为《忘川》的文学刊物，是他和衷落霞（衷俊）编的。落霞那时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大学艺文社决定出版一种综合性的文学社会科学期刊，即以《大学艺文》为名。印刷费是大家凑的，一人五元。刊物出版了，编辑和发行工作都是在未名湖畔进行的。天蓝写诗，我写小说，刘春也写小说。我们用的都是笔名，我只记得我那时用的还不是流金而是徐芳。清华几位同学都有译作，戴振辉写的是历史论文。中国大学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讲师叫许鸿，思想进步，我们请他写文章。《大学艺文》创刊号，就有他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大作。刊物只印了两期，分文收不回来，只得停刊了。 　　　　抗日战争开始，天蓝在长沙借读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后来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借读。一九三七年秋，天蓝从长沙到武汉，我们在这里见了面。他说要到北方去，不回长沙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我和他不期而遇。三十九年之后，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又在北京和他相逢。我和他去看刘春，他的身体不好，对《大学艺文》的回忆却如新。当时，我曾作两首律诗，有句云：“春归上郡曾相见，地覆天翻四十度。”追忆解放后他在沈阳东北总工会和我写信，说：“辽海曾传一纸书，叮咛语重绘新图，从来大笔关群众，岂有文雄媚独夫。”对我，不仅是以写作相期，还希望我深入群众，深入工农，“不媚独夫”。 　　　　回忆有时是愉快的，在回忆中似乎忘却了对老友死去的哀悼。 　　　　二 　　　　“一二·九”之后，燕京也成立了文艺组织，即以“一二·九”为名，称“一二·九文艺社”。参加文艺社的人，现在还记得的，有柯家龙、余焕栋、张非垢（张福？）、白汝瑗（玲君）、郭心晖（郭蕊）、杜含英（杜若）、王维明、葛力（力野）、周游（夏得齐）、宋奇（悌芬），还有天蓝和我。非垢、玲君、天蓝、郭蕊都写诗。非垢的故乡是河南，他的诗作，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直到现在，我似乎还闻得出来。非垢死去已二十七年了。五六年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他，依然是过去朴朴实实的样子，这时他已是国家体委的副主任了。郭蕊、玲君的诗，意象新巧。郭蕊是一位有才华的心理系的女生。抗日战争后，天蓝在山西，创作《队长骑马而去了》，发表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七月》上，刚健清新，大家都以为是一篇力作。 　　　　“一二·九文艺”社最先出版的刊物叫《火星》，由王维明负责。文字简短，充满革命热情。十六开本，但篇幅很小，可能还不足十页。 　　　　文艺社成员，有 一些还是“左联”的成员。我记得的有周游、王维明、葛力、天蓝和杜含英（杜若）。杜含英和我同班，很严肃。杜含英、周游和我一个组，以杜含英为组长，在一道过组织生活。 　　　　“一二·九文艺社”和清华文学会常常在一起活动，有时请名人演讲，有时开座谈会。清华文学会是“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文艺团体。有一次座谈会在燕京大学穆楼（现在北京大学外文系）举行，参加的除燕京、清华学生之外，还有从校外请来的高滔、王余杞和孙席珍。高滔、王佘杞当时是小说作家，孙席珍是研究文学理论的，在北京一个学院教书。座谈会总的论题是“当前文艺界主要问题”，涉及作品公式化和什么是国防文学。沈从文发表的《反对差不多》的文章，引起热烈的争议。 　　　　请朱光潜教授讲诗与散文，是在清华大学工字厅。那时，《文艺心理学》已经出版。在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中间，这是本畅销书。讲演会举行的次数似较多，朱自清教授、郭绍虞教授都给我们讲过。 　　　　燕京大学的“左联”成员，和校外联系较多，筹备组织北方文学会，天蓝和我就曾与清华大学的魏东明联系过。我们相识，以至彼此非常熟悉，就是由于北方文学会的筹备工作。几年前，他在人民日报副刊回忆“左联”活动，曾提到我们相会的地点、时间，商量什么事，他却没有说。酝酿成立北方文学会，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代表“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成立会是在西山清华大学农场召开的。清华大学与会的，除魏东明之外，还有蒋弗华和王逊。蒋弗华抗日战争开始后即无消息，他议论纵横，很有激情。王逊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郁郁以终，也逾十年了。北方文学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的文艺力量。“左联”宣布解散，好象就在这时候。 　　　　“一二·九文艺社”社员多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燕京大学学生的出版物，有《燕大周刊》和《燕京新闻》。周游、葛力、宋奇和我在《燕京新闻》编了个副刊，叫《四人行》；柯家龙、余焕栋也编了一个，叫《诗与散文》。《四人行》是综合性的，和《诗与散文》不同。周游、葛力写散文和小说，《四人行》刊登的文字，有评论，有介绍，也有抒情的议论之文。当时，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纪德的《苏联归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引起过热烈的议论。李植清（李执）和我，写过详细介绍《中国的西北角》的文章，发表在《四人行》副刊上，占了整个的版面。鲁迅逝世，我们组织了悼念的专刊。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使我们醉心于还局促于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田军（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艾芜的《南行记》，在我们中间曾极流行。沈从文的《边城》、李广田的《银狐集》、何其芳的《画梦录》，也吸引着对我国土地与人民有着很深依恋的人们的心。 　　　　三 　　　　一九三六年秋，“一二·九文艺社”决定出版一种文学期刊，定名为《青年作家》，由郭心晖和我任编辑。十二月八日创刊号出版。《祝一个新刊的诞生》，是当时住在北京已负盛名的作家沈从文写的，我们把这个祝词当作发刊词。由于沈从文的帮助，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严文井、田涛、刘祖春、李欣都为《青年作家》写了稿。刘祖春、李欣是北大学生，严文井和田涛都已经参加了工作。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杨刚（杨缤），那时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编一通俗综合刊物，好象叫《大众文化》。我们请她和严文井、刘祖春等人，研究《青年作家》的编辑方针，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她已是中共党员。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严肃而又热情的。 　　　　为《青年作家》写稿的人，在创刊号发行之后，更扩大了。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黎敏子、云南的李寒谷都有作品发表在这个刊物的第二期上。一九八○年，我 收到黎敏子从北京的来信。我才知道她在抗战中参加了党领导的东江纵队，解放后在广州工作，后来转到《辞源》编辑部。她不幸于一九八二年长离人间。 　　　　支持这个刊物的前辈，还有陆志韦、郭绍虞、陆侃如、冯沅君和作家章靳以。郭绍虞、章靳以还为《青年作家》第二期写过文章。 　　　　“一二·九文艺社”社员为《青年作家》撰稿的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受俄国文学影响很大的力野的小说。一九三七年初夏，我在《燕大周刊》上写过一篇《略论燕园文坛》的评论文字，对力野的小说有过较高的评价。当时，青年们对于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是很倾心的。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的新译本，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密尔格来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罗亭》和《贵族之家》、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尔基的《母亲》和《短篇小说集》以及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在北京都是畅销书。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这一批文学青年，都奔向抗日前线。不少人从西北一隅之地，渡河而东，过中条，？太行，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献出了青春。 　　　　五十年真象是一瞬，从青年时代就拿起了笔的人，看来都还象天蓝所说的那样，想的仍旧是： 　　　　“从来大笔关群众，岂有文雄媚独夫！”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二·九在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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