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缘何为陈毅写悼词 　　　　开国元勋陈毅元帅，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8年了。 　　　　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所以追悼会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许多报刊书籍，纷纷刊载有关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及整个追悼会举行情况的逸闻。其中有些关键性情节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直到现在，仍有些文学作品甚至传记性质的出版物，以讹传讹。为此，本刊特请知情者全面调查，记录下对历史负责的陈述…… 　　　　 　　　　有的人走了意味着消失；有的人去了，却意味着留下一个里程碑。陈毅元帅便是如此，他的去世，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层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当时对错误问题的纠正。我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有一些具体事实到目前还不为人们完全所知。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提供给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临时前往三座门受领紧急任务。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告诉了我们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有消息传来：陈毅后事“略高于李天佑同志”，然而两人军衔军职竟差了两级 　　　　 　　　　1972年1月7日晨，总政治部的班车刚开进旃檀寺办公楼，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领导同志叫去交代任务：立即去干部档案室借出陈毅同志的档案，在办公大楼门前等候王迪康秘书长去三座门执行任务。座落在北海南门东侧的三座门，是军委的办公地点，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任务一定与中央军委有关系，于是顺口问了一句：“是什么任务?”他说：“上级没有告诉，去了就会知道的。” 　　　　上午8点多钟，我们紧张地赶到三座门，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军委二楼会议室集合完毕，由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向大家传达开会内容。他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月6日)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 　　　　一听到陈毅元帅去世，我备感震惊。陈毅元帅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我十分敬仰。虽然当时是在“文革”期间，他还承受着许多不白之冤，生前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揪斗，也包括在去世之前也没有平反，但他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功高盖世的元帅。所以，听到这消息后，心里很难过。但还是认真地听了吴庆彤的布置。他说：“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的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 　　　　接着，他给到会同志们布置了3件任务： 　　　　“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陈毅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 　　　　听完布置我才注意到，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以外，具体工作人员还有新华社3位同志，军委办公厅两位同志，总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会上经过分工，执笔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这样开始参与了陈毅同志悼词的起草和治丧工作。 　　　　吴庆彤同志布置任务以后，在会议室中分三部分开始工作。 　　　　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文字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领导同志，请求他们讲点精神，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这在今天看来，纯属“大姑娘上轿”，就遇到一副难上的轿子。 　　　　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道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 　　　　王迪康秘书长大概看出我很为难，就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 　　　　我看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引起争议，带来风险。所以我就不再难为他们而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我当时虽说是团职干部，但也只是总政的一名任免干事，是机关里的“兵”，按“文革”中的政策界限，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所以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我的构思、列纲、打腹稿就有了一个基本定位。 　　　　这时，李天佑的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对这件事我心里也是有考虑的。因为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是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两人无论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这也是我当时自作主张想出来的一件事。 　　　　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3名，其中林彪、贺龙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元帅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迪康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参阅。在此基础上，我就正式开始动笔起草了…… 　　　　 　　　　陈毅的悼词格式是照罗荣桓、李天佑悼词填的。翻来覆去修改几次，主要是在字数上考虑。李德生签名上报叶剑英副主席，叶帅签名呈总理阅示。写完悼词，我便继续留下来参加治丧工作。不料，稿子上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有功亦有过” 　　　　 　　　　元帅悼词的初稿，基本上是我“孤军奋战”。 　　　　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人同我在一起研究讨论、集思广益，加上陈老总的干部档案材料里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历史鉴定、结论评价等类文字的东西，所以我交出的悼词草稿，实际上是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的写法，加上我自己平时对陈老总的良好印象而形成的。 　　　　陈老总传奇式的经历，在我参军后的青年时代就有所闻。 　　　　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在军队各种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特别是1965年9月他在300名中外记者参加的大型招待会上，畅谈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慷慨激昂痛斥霸权主义，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既不回避自己的不足，又不在错误潮流面前沉默、忍让。他态度鲜明地批判错误观点，抵制错误行为，不仅自己拒绝当“红司令”，还指出“大捧毛主席的人，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他1967年1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军队院校上访学员时，大声疾呼，斥责极左思潮，使我敬佩不已，难以忘怀。陈老总几十年如一日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疾恶如仇、不畏风险、勇于捍卫真理的优良品质，以及性格直爽、幽默、豁达、泼辣等许多特点，在我脑海里立时涌现了出来。 　　　　满脑子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措词概括到悼词中去，悼词的格式如何安排，这两点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格式问题比照着罗、李悼词的结构填写就是了，评价措词基本上与给活人写鉴定差不多，而我在军委办事组干部室和总政干部部任免处工作几年，常为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写鉴定，领导上之所以指派我去三座门执行为陈毅起草悼词的任务，大概这是一个很主要原因。 　　　　当时我感到最困难的是篇幅的把握。按照我的理解，悼词篇幅的长短应是规格的体现，陈老总的悼词到底写多大篇幅才符合“规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这一点费的周折比较多，翻来覆去的几次修改，主要是在字数的计算上作考虑。 　　　　1970年10月5日《解放军报》刊登吴法宪为李天佑所致悼词的内容共246个字，我想“略多于”这个字数，比如说多写50％，也只能写370个字，我所设想写的内容根本容纳不下，但超过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则，斟酌再三的结果，决定按李天佑悼词报载字数的两倍左右来写。 　　　　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尽量简化经历部分，以便将节省的文字用于书写评价。初稿中简历只用了157个字，占全篇幅的27.7％(罗帅悼词中的简历部分占全篇的39％，李天佑占37％)。 　　　　下午初稿写出后，交给王秘书长审示，他口头上提了几点属于文字方面的意见，没有对实质性的问题提出异议，也没有动手在稿子上修改。现在看来，不是王秘长不能修改，而可能他处的位置不大好动手修改。不过，当时也没多想，我按王秘书长的意见改动抄正后，他交给在场的其他两位领导同志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同志代军委草拟的向中央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份稿子治丧小组通过，然后《请示》进行打印，悼词未打印，由李德生同志签名上报。 　　　　李德生同志在我手抄的悼词稿上写“叶副主席：为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草拟的悼词，请审阅修改。”在《请示》打印稿上写“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 　　　　叶剑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时二十分”签名“呈总理阅示”。 　　　　至此，我起草悼词的任务即告完成，请示王秘书长是否可以回去了。王秘长说，治丧小组确定，总政治部还需要出两个同志参加下一步的治丧工作，你算一个，再通知秘书处卢秘书来参加。这样，我便留下继续参加陈老总的治丧活动，一直到全部工作结束。 　　　　关于悼词的事，后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过程当然也是后来知道的。 　　　　为便于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看清楚来龙去脉，这里不妨将566字的悼词原稿抄录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因患重病，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1月1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共538个字，与上报草稿对照，删去49字，增写21字，实减28字。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总理所致悼词全文，1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发表。原稿与中央定稿对照，增删改动情况如下： 　　　　第一段：“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一句中的“沉痛”，改为“悲痛”。 　　　　第二段：“因患重病，久治不愈”一句，改为“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 　　　　第四段：“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句，改为“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句，改为“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五段：“好战友、好同志”一句，改为“老战友、老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一句，改为“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之前，增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14个字。 　　　　在1月10日下午的追悼会场里，气氛肃穆，我的心情除了同大家一样悲痛以外，还关注着一个问题，就是悼词草稿上报以后的处置情况，心里急于想知道中央对原稿的采用情形。所以，周总理宣读悼词时，我屏住气一字一句地与脑子里的“储存稿”进行核对，当周总理读完“陈毅同志安息吧”最后一句，我确知原稿没有被推翻，大部分内容采用了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悼词全文见报后，我在留抄的底稿上用异色笔逐字进行了修正，使增删情况一目了然，但是，中央对稿子的修改过程却无法得知。 　　　　大约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毛主席在审阅陈毅悼词稿时勾掉了“有功有过”四个字。个别知道我曾为陈毅草拟过悼词的同志，问我这是咋回事?对此我不敢妄加猜测，长时间保持沉默。 　　　　1997年5月和1998年1月，《周恩来年谱》1949—1976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9.1—1976.7卷相继出版，两书中刊载了周总理和毛主席对陈毅悼词审查修改的主要情况，后来有的场所还进一步向社会展示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批改笔迹。这样，时过26年后我才得知悼词修改的全过程，其情况大致如下： 　　　　1月8日凌晨，周总理收到叶剑英代表军委报送的陈毅治丧《请示》和悼词草稿后，分两步处理。当即补充和修改了《请示》中的部分内容，5时整签发给在京政治局成员传批。然后修改悼词，于当日夜间给毛主席写报告，呈报陈毅治丧工作安排，重点是请示关于陈毅悼词的写法和修改问题。全文如下： 　　主席： 　　　　陈毅同志于一月六日深夜在抢救无效中逝世，七日已托张耀祠同志转报。今(八)日政治局、军委、国务院有不少同志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九日火化，十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这里，有一个问题，悼词怎么写为好。军委建议、政治局传阅同意，悼词由叶剑英同志念，剑英审阅后的悼词如另稿。除第一页对陈毅同志在离职假期中患病不治而死必须有所交代外，对第二页有两个方案，一个照原稿除两三处小增改外均不动；一个照我的修改稿，增写一长句，删去用红笔勾的一短句，这样可免去悼词的老一套，也为陈毅同志作了一定意义上的估价。但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夜 　　　　周总理的上述手稿，装入他亲笔写的一个竖式信封内，信封外面写着： 　　　　关于陈毅同志逝世的悼词稿请示急件，即呈主席批示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 　　　　周总理对悼词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删去一短句，增加一长句。他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增写的一长句是：“有功亦有过，但他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他几处小的改动，如前所述。 　　　　毛主席在审阅周总理的报告时批了两处文字，一处批在报告的首页上：“基本可用。删去两段。”一处批在悼词稿的第二页上，即周总理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和增写的一长句旁边：“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并用红铅笔将不要的两段话划去。 　　　　1月9日，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通过对陈毅的悼词。 　　　　当我26年以后从文献中了解到周总理和毛主席审改陈毅悼词的过程，看到党和国家的两位最高领导人用如此认真和慎重的态度去处理对陈毅元帅的评价问题时，就越发觉得当年三座门会议室里负责组织工作的几位领导同志，对陈毅的评价持谨慎态度，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完全可以理解了。 　　　　 　　　　军委提出治丧方案，周总理修改了名单，同时注明“八宝山灵堂太冷”，建议江青等不参加告别。现场总指挥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总参通讯部架了两部电话改为一号台，防化兵部一个小分队带仪器进八宝山 　　　　 　　　　元帅的治丧工作一直按照当时的特殊情况在正常进行。 　　　　中央军委在向党中央关于陈毅同志治丧请示中提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用两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一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 　　　　周总理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7人。 　　　　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 　　　　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9个字，其他4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总理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9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月10日早饭后，参加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刚吃过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同志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当时一听毛主席要来，的确太意外了。我倒是没有多想，只是感到毛陈作为老战友，从井冈山时就在一起，毛主席应当来，他来是对陈毅的肯定。殊不知毛主席的到来正反映了历史的重新启动…… 　　　　吴庆彤接着说：“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注：总参管理局的一名士兵文书)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作的)，八宝山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 　　　　我心情很好，很快把这三件事办完。不一会儿，周总理就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这时总参通信兵头天临时架设在礼堂大门西侧小屋里的两部军线拨号电话，已经改成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周总理就用它为追悼会开始了最后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追悼会由于毛主席的出席，规格马上就比原计划提高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悼词原计划由叶剑英同志致，后改为由周总理致；二是增加了花圈数目，毛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周总理、康生、朱德、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计划中没有的；三是实际参加追悼会的增加到1500人。 　　　　此外，原计划追悼会“不通知外宾”，后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也一左一右扶着毛主席入场出席了追悼会(有文章多次提到是陈毅夫人张茜扶毛主席到追悼会会场。据作者目击，家属与毛主席走的不是一条线路，也不在同一时间。张茜先到会场，毛主席同外宾最后进来——编者注)。 　　　　那天，追悼会，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但我们所有的治丧工作人员却有一种莫名的欣慰。所以，每项工作都很紧张，但却有条不紊。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比较仓促，在他弥留之际没有对后事的安排预作准备，从他心脏停止跳动到开追悼会，中间只相隔87个小时，合三天半多一点。 　　　　当时治丧计划的制定、悼词稿子的草拟等项工作，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然而，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掌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同志的严密组织，尽管因为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追悼会而使计划突然改变，但是整个治丧活动进行得紧凑而秩序井然。 　　　　记得当时除了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里3个小组进行的工作以外，在301医院遗体告别场地和八宝山追悼会场，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会场里的取暖问题。 　　　　开追悼会的1月10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里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作。 　　　　烟囱做回来了，取暖带来的问题是防止一氧化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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