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思之先生——田文昌：我与张思之先生相识的历史机缘 　　京都律师事务所 京都律师 2022-06-26 12:37 发表于北京 　　新中国第一代律师、杰出的法律人、张思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6月24日13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公开资料显示，张思之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第一代律师，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后北京律师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北京律师》和《中国律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辩护小组组长。 　　 　　 　　 　　亦师亦友行者思之 　　 　　辩冤白谤律界导师 　　 　　田文昌敬挽 　　 　　 　　 　　律师之师张思之九五定乾坤 　　 　　辩词铁骨为法治一生写春秋 　　 　　 京都律师事务所敬挽 　　 　　 　　 　　图片 　　张思之先生（1927-2022） 　　张思之先生是新中国律师界的标志性人物，以傲骨侠肠的气节著称，被业内称为“中国律师的良心”。思之先生解放前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建国初期做过法官。1956年重建律师制度时，受政府之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是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刚刚创建一年的律师制度夭折，全中国仅有的数百名律师统统被列为右派分子，思之先生当然也未幸免，自此被劳动教养15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右派平反，中国再次恢复律师制度，他又受命组建律师队伍。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标志的案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中，思之先生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并担任林、江两案辩护律师组的组长。时至今日，已经80多岁高龄的思之先生壮心不已，依然活跃在律师辩护的舞台上，是中国律师的泰斗和道德典范。 　　思之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同行、也是挚友，在业内和学界，我们心心相通、志同道合。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思之先生相识的时间其实只有20余年，但是，我知道思之先生却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这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这段故事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年动乱）。而在1966年6月初“文革”刚刚开始，在我就读的辽宁省抚顺市第一高中就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反革命事件。起因是：高三（四）班学生张阿毛响应号召于6月3日贴出了一张批判校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于是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全校师生的批判和围攻。被定性为当时轰动全市的第一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三”事件，张阿毛同学则被批判，认罪，检讨，成了学生中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也是文革初期一个十分轰动的事件。 　　由于该事件性质严重，影响重大，为了肃清流毒，批判活动在持续进行。后来，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课上，在政治老师谈到这次“六.三”事件时，由于我在课堂上表达了为张阿毛同学鸣不平的意见，引起了与政治老师连续两节课的争论。于是，我又因为张阿毛同学辩护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引发了第二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二0”事件。那一年，张阿毛20岁，而我只有19岁。还记得，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由于我们二年五班的老师和同学支持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二年五班全体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窝”，而我们的班主任唐永胜老师则被定为反革命黑窝的黑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在辽宁省抚顺市连续发生的两起重大的文革案件。而在这两起事件中，“六.三”事件的主角是张阿毛，是因他贴第一张大字报而引发，“六.二0”事件中的主角是我，是因替张阿毛辩护而引发。 　　今天，时过境迁，这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而巧合的却是，我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张阿毛那里知道了张思之先生。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与张阿毛同学本不相识。我读高二，他读高三，不是一个年级。就是在我们先后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之后，才有缘相识并进而成为朋友。后来，在有一次交谈中，阿毛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堂兄，在北京，是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名字叫张思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律师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更何况，那是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连法治的概念都被粉碎了，律师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张思之这个名字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法律人并来到北京工作，先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来又做起了专职律师。1996年在我出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后，对思之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知道，他就是30年前张阿毛跟我提起的他的堂兄张思之律师。我顿时升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万万没想到，30年前一次不经意的交谈，竟然蕴含了如此深远的历史机缘！而且，这种机缘又是因辩护而引起。 　　在那个践踏法治的年代，我居然闻知了一位律师界精英的传奇经历，而在30年后恢复法治的时候，我又居然有幸与这位精英并肩而行。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追求，使我与思之先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我与思之先生本该是同道中人。 　　思之先生长我整整二十岁，但他的激情甚至比我还高涨，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战士，在他面前不存在退缩二字。 　　在业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前辈和挚友而自豪；在中国，我为律师界有这样的精英和榜样而喝彩；对于个人而言，我为与思之先生的结缘而欣慰！ 　　（文章转载自《田文昌谈律师》2017年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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