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时忆母亲 　　 　　说来惭愧，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36年来，我是第一次有了撰写回忆母亲文章的灵感。要知道，这些年里，我写作和发表的文字，起码上百万。 　　今天是母亲节。各种歌颂母亲的文章，铺天盖地，每年这时，也都是如此。 　　经常，在姐妹们回忆妈妈，诉说母亲劳累一生时，我总想冲淡她们的哀思，细数母亲的享受：进城了，住楼了，用上煤气了，看上电视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上好东西了。 　　而今天，我却梳理出了母亲一生所承受的痛苦。 　　少年丧母。妈经常讲，姥姥是在母亲16岁那年去世的。妈妈生于江北的大户人家，姥爷兄弟四人，排行老二。由于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加上1932年发大水之后的瘟疫，姥爷这一枝，只有妈和三姨两个女孩。按虚岁算，妈16那年，应该是1936年。那年，三姨12岁。没有了亲娘，在娘家就没有了呵护。妈和三姨就回到了她们的姥姥家，在徐木头客村度日。她们的二舅母，视她们如己出，呵护关爱有加：咸鸡蛋只吃青，咸鸭蛋只吃黄。受妈妈的影响，我们从小就把舅姥姥当成自己的姥姥，把舅姥姥家的表舅表姨，当成亲舅亲姨。现在想一想，尽管有舅姥姥家的关爱，但少年丧母给妈妈带来的痛苦，应该是相当巨大的。 　　长子夭折。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说，我有一个大哥，是我们家老大，也属马，大我一旬，那就是生于1942年。但是，由于妈妈没有奶水，大哥只活了12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给妈妈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少年时候的我，浑然不知妈妈回忆和讲述这些往事时的感受，却只是想，那个大哥要是还活着，我就有一个那么大的大哥，我甚至可以和许多年纪很大的人同辈儿。 　　为父担惊。妈妈嫁给爸爸时，从我们家家族角度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爷爷得了胃癌，想用喜事冲冲不吉利，也想让爷爷在世时抱上孙子。二是爸爸被征召国兵，即将入伍，给爸爸妈妈完婚，也好为家里找个干活的帮手。婚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小脚，不便劳动，四个姑姑还都年幼，妈妈就成了主要劳动力。受点累倒还可以忍受，为爸爸担忧，却是对妈妈的精神折磨。爸爸入伍不久，妈妈就听说爸爸要去热河“讨伐”。既是参战，势必有生命危险。幼年的我，经常听到妈妈说起这份担忧。好在这件事不了了之。但是，满洲国倒台，爸爸服役部队被遣散，人不知去了何处，这又多了一份担忧。好在不久之后，爸爸回到家，又不久，爸爸参加了土改等革命工作。妈妈不用再为爸爸担惊受怕了。 　　娘家蒙难。由于姥姥家是地主成分，在土改中肯定要受到冲击。可是，这种冲击给妈妈带来的创伤，却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迫于当年的政治压力，妈妈一方面痛苦万分，一方面又不能诉说，这是一种怎样折磨呀！据妈妈讲，姥爷脾气不好，尽管他也和伙计劳尽们一起干活，但还是得罪了很多人。在土地改革中，姥爷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姥爷最小的弟弟，伪满时或是民国时，是“区划长”，就是村长，土改时，不堪忍受，组织一拨人，和土改工作队真刀真枪干上了，最后被镇压。这就不仅使妈妈娘家拥有了地主成分，还增加了反动的内容。受此影响，1946年就参加了革命的爸爸，直到1982年才入党。而妈妈的临时工身份一旦要转正，填表，就主动辞职。我清楚记得，妈妈在蔬菜公司当临时工，由于表现好，一位姓龙的伯伯，拿着职工登记表，上门让妈妈填写，妈妈却无奈地回绝了。不仅于此，生活中，妈妈也处处回避娘家的事，我们知道的也只是只言片语。邻居家有一位杨大娘，也姓樊，中间也是桂字，也是肇东人，杨大爷和爸爸是同事。杨大娘一直想和妈妈认姐妹，妈妈一直回避，讲起其中原委，妈妈就说，姥姥家的事，不想让别人知道。 　　生活艰辛。爸爸进城后，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级别不高也不低，定级时是18级，后来长到17级，每月收入99元。家里9口人，人均月收入11元。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由于家里底子薄，亲戚多，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就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妈妈总要为拮据的生活出去打短工，干零活。刚入城时，为爸爸单位洗被套，后来秋季到爸爸单位摘菜，文革前，把部队的旧领章拼接成毯子，把旧围裙拼接成床单，到发电厂附近的铁道线去扒煤，给邻居家看小孩。还要时不时因为来了客人而找邻居借钱，借白面。这一切，我都有深刻的印象。这期间，三姨一家的无私接济，舅姥姥和二舅对我们的关爱，邻居王大娘，刘大娘对我们亲人般的照顾，不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都对我们度过贫困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妈妈为操持这个家所付出的艰辛，是只有成年后，甚至老年后的我们，才慢慢体会到的。 　　病痛折磨。从我记事开始，妈妈就身体不好。刚搬到人和街不久，妈妈就住院，我和二姐坐二线汽车，到小北屯省医院住院处去看妈妈。那时小华还小，不会说话，寄放到二姑家。妈妈出院后，不便下地，爸爸给妈妈专门搞了一个小架子，放在床上，上面放着面板，当饭桌。此后，咳嗽，胃疼，牙疼，心脏不好，几乎伴随了妈妈一生，那时，也没有钱，没有意识去医院治疗。直到最后妈妈被肺癌夺去生命。 　　“文革”摧残。爸爸一直级别不高，“文革”开始时，也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是，他工作在独立部门，尽管还不是党员，却还是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记得，1966年8月23日到30日，爸爸一周没有回家。李生大爷到院子里，向我家喊：老韩家！老韩忙，这几天就不回来了！其实，妈妈知道，爸爸肯定是挨斗了。一天，妈妈带着我，到了爸爸单位，由于是个接待部门，当时开始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大厅里拥挤不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单位的书记，妈妈问他，爸爸这些天为什么没回家，他说忙，找不到人。现在想想，这也算是善意的谎言了。此后，爸爸经历了解放，结合，再隔离，再解放，下放农村搞整党建党，再揪回来参加“一打三反”，再恢复工作，磨难不断。记得在人和街住的时候，一天，爸爸上班前就告诉妈妈，今天有个批斗会。爸爸告诉我们，把王大娘请来陪妈妈。搬到了体委大楼后不久，爸爸又被隔离反省，交代问题。一天，妈绝望地放声大哭，我们吓得束手无策，马上请来了刘大娘来陪妈妈。这期间，大姐大哥先后下乡，牛棚里的爸爸全然不知。姐姐哥哥的行李都是借钱准备的，而且都相当简陋。爸爸工资停发，变成了每人每月12元的生活费，还不包括在沈阳读中专的二姐，因为她的户口不在家。妈妈，我，两个年幼的妹妹，在冰冷凄凉的屋子里，苦苦地盼望着新的转机。 　　这一切，我平时不愿回忆，不敢回忆，也就没有想过把它串成一条完整的线。今天，有了这个想法，我把它用文字记述出来，用以怀念我亲爱的妈妈，也算是在母亲节对妈妈的一次告慰。 　　好在妈妈晚年看到了爸爸工作越来越好，看到了我们返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还享受到了初步小康的美满生活。如果妈妈一生少一点磨难，那么，她老人家是不是也会活到八九十岁，也会更多地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美好生活呢？ 　　妈妈，从来没有给您过过母亲节。今天，儿子就用这篇小文，给您过节，和您一起过节了！ 　　 妈，我的好妈妈！ 　　 　　　　　　　　　　　　　　　　　　　　　　2019年5月12日 　　 　　　　　　　　　　　　　　　　　　　　　　　　　　　21:32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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