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我的父亲何锐锋离开家乡山西省安邑县，参加抗日决死队，转战太岳山区、太行山区。历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八路军129师、延安炮校、延安抗大新四旅、晋察冀中央局政治部、华北军区、中央军委直属等部队。参加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延安抗大学习、聆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课。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解放石家庄、解放太原等数十次战斗，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记得我奶奶曾讲过八路军东渡黄河自陕入晋开赴抗日战场路过时的情景。离家多年的大伯曾骑马匆忙到家看望爷爷奶奶，刚说了几句话就忙着要追赶部队，爷爷发火不让他走，可大伯必须得走啊，爷爷便拿起鞭子欲抽打他，牵马的警卫员极力阻挡被大伯制止，说：“我只有这一身军服打坏了我就出不了门了”，说完就脱光上衣坐在凳子上让爷爷打，爷爷能真打吗？没办法比划了两下就不打了，大伯说“你不打我就走了”，说完穿上衣服，给爷爷磕了头骑上马走了，从此再无音讯。风萧萧兮易水寒，自古忠孝难两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山西军阀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走“联共抗日”道路。我党趁势依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整合晋南、晋西南地区各县自卫队，打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大旗，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为我太行、太岳以及晋冀豫根据地的建立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现在的军队有一部分是山西新军的底子，是通过统一战线搞起来的……” 　　1937至1938年，“为迅速培养干部，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薄一波利用‘牺盟会’在太原开办军政训练班，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父亲被送去训练班干十三分校，系统学习了“论持久战”、“游击战”、“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理论知识，在这里，父亲第一次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1940年5月组织上选送父亲到太行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团学习，重点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等内容。父亲说：“通过学习我渐渐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不仅要打倒日寇侵略者，更要推翻制造灾难的反动统治阶级，只有这样，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摆脱贫困。随着觉悟的不断提高，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就日益强烈起来，要终生献身给党的事业的决心，就在思想上树立起来了”。 　　　1941年父亲在浮山县闫家庄战斗中经连支部书记晋登弟介绍，火线入党，但在随后的浮山赵城村战斗中晋登弟牺牲在父亲身旁。“上党战役”、解放石门（石家庄）、解放太原是父亲参加的几场著名战役，当看到战斗总结中有检讨打扫战场中不该诸如留下一个日记本、一支手枪等情况时，不由让人感叹那个年代的人的崇高纯粹。抗战最艰苦时期的1942年至1945年间中央开办陆军中学，选调一些年轻的干部和少数优秀战士开始长期学习，学数理化、学军事、学政治、学理论。父亲又被选送到太岳陆军中学，后与太行陆军中学合编为延安抗大七分校，“一支钢枪练军事，一支钢笔学文化，一把镢头搞生产”是父亲当时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延安整风运动是父亲政治思想觉悟升华成熟的重要时期， 1944年底，中央决定把总部炮兵团改编为延安炮兵学校，地址在南泥湾桃宝峪村，这是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是我军炮兵的摇篮，火箭军的前身，父亲被选送当时稀有的技术兵种延安炮校。 　　解放初期，父亲在华北军区后勤任宣教科长，这是父亲一生中“走麦城”的阶段。由于从小参加革命资历深，进步早，有战功，加上战火纷飞年代形成的雷厉风行、刚正不阿的性格，说话直不掖藏但缺少考虑别人感受的性格特质，又经历过延安整风，规矩意识强、思想纯粹、个性鲜明的父亲担任“打虎”队长，在“三反”运动中，直言了一些现象，被认为“居功自傲，目无领导”；以致说过“我凭本事吃饭”的话也被抓为是“映射领导无能”的“二话”，最后以“犯了严重的反领导行为”，受到了错误的对待。直至1980年末，即父亲已离开部队22年后，中央军委纪委才下发撤销对其处分决定的文件批复。 　　　　父亲把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虽然几经沉浮坎坷，但他一直信仰坚定，恪守宗旨；他性格率直磊落，刚毅严厉；他行事果敢担当亲近百姓，厌恶阿谀；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1958年父亲从中央军委直属某部转业至东北的一个县城里，1962年至1978年在东丰县做副县长，父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体恤下情上，用在了为老百姓服务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所以群众一直喜欢他亲近他赞美他。 　　父亲总说“自己是穷孩子苦出身，当初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骨子里对百姓的关爱亲近是他“初心”的自然流露，这是他人性的光芒之一。从小部队教育的“官兵平等”思想，战争年代部队饿肚子也要支起大锅为百姓派粥的经历…，使他对平民百姓总是和蔼体恤，这是他人性中的又一个闪光点。 　　　　由于从小出来参军，父亲文化基础很薄。他在部队里自觉学习文化知识，行军途中把生字写在前一个人的背上边走边记，以致解放后他曾胜任部队干校的理论教员工作。父亲教育我和弟弟要从小立大志，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教我俩背诵古诗词，比如“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此等等，少小努力好好学习的思想，从小就深植在我们哥俩的血液里，恢复高考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俩双双考上了大学。 　　1970年2月父亲在东丰县受迫害“靠边站”期间，被安排抓筹建县里一硅材料工业项目。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县域工业少有规模企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父亲不计个人荣辱，拿出战争年代敢打敢冲精神，全身心投入创建当中。他抽调组织带领各路优秀人员吃住在工地，以大会战的气势和干劲，硬是仅用27天就在北郊十二间废弃的“娘娘庙”里建起一座工厂，即东丰铁合金厂，第一台350千伏安电弧炉投产达效，填补了东丰县重工业生产的一项空白。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称誉不已，1978年父亲离开东丰时，厂里好多职工自发前去为他送行。 　　在主管县文教卫生工作期间，父亲送走大批工农子弟上大学，发现人才即时予以关爱。一位中学老师，能力强水平高，因历史问题被错定为“反革命”开除留用，生活拮据。父亲力主为其平反，在有人忌惮其学生时代与县委书记亲属存有嫌隙的情况下，亲自与书记沟通，力排众议使其得已平反并安排为副校长。一知名书法老师走“五七”道路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在有关“政策”关门的情况下，担当解决了他全家返城的问题。 　　　　父亲在东丰县有着极佳的“口碑”，他体恤平民百姓，深受群众拥护。“文革”期间，县领导大多“靠边站”、关“牛棚”、被“游街”、受“批斗”，可父亲却始终受到群众保护，没挨过一手指头。1978年我家离开东丰，197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准备参加高考，我回到东丰补习文化课。在我去招待所办理入住手续时，接待的人看我是从四平市来的，就盯着我的名字问，你爸爸是不是何县长？得到确切答复后，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住宿费，称这个钱一定由她出，以报答当年父亲为她家解决的什么困难。我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母，爸爸只是笑笑说他不记得了。其实，这种为民请命、为百姓解难题的事，在父亲工作期间实在是做的太多太多了。为此，好多工人、农民甚至小商小贩都成了父亲的朋友。一个徐姓工人师傅帮我家安装土暖气，妈妈小心翼翼地问，你就不害怕受“连累”？他说，我一个臭工人，谁能把我怎地，何县长是好人我就帮他。六十年代，时常拉“警报”疏散人口，一度搞得人心惶惶。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还曾被一个菜农拉到郊区“城壕”下的家里躲了几天。山西籍的父亲偶遇沿街串巷吆喝的“豆腐倌”老头，闲聊中父亲知道了他家孩子多、老伴没收入的实际困难。没过多久，一贯同情百姓，按我母亲的话讲“见不得眼泪”的父亲就为“豆腐倌”解决了家庭困难。 　　 “文革”后期父亲靠边站，被送去县里的拉拉河公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白天劳动刨粪，晚上罚站批斗，但这些都没有摧毁和消磨父亲的革命斗志。他是乐观派，常说现在的苦与战争年代比根本不值一谈，战争年代风餐露宿饥饱不说随时还会掉脑袋，就是能躺下睡一觉都是莫大的幸福，常常是边行军边睡觉。所以，往往一批斗他就与造反派讲革命史，纠正他们的无知。 　　题外赘述，人生难免遇窦娥。父亲履历中显示1938年任团出纳股长，1945年延安时期是旅的总会计，军区政治部秘书，1948年已是军区训练处大队长兼政委；解放后晋察冀军区时的老同志都是叫他处长；他荣获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各一枚，那时团职以上的干部才会被授予三级勋章；他的警卫员曾到县里看望过他，部队只有团职以上才可以配警卫员；奶奶曾说太原解放后父亲曾骑马回乡，那个年代团职以上的干部才可以骑马，等等这些都说明父亲解放前已是正团职干部。但源于前述的几个因素外，我们的文化缺少对个性的包容，当然个性直烈伤人己不觉也需修正，过早地木秀于林，恰证人又怀凡人的羡慕嫉妒爱心理，三差两错，这段历史没被客观地还原。以致由此等等，人生遭拐点轨迹被改写。其实，见贤思齐虚怀若谷是愿景，妒贤嫉能好谀恶直是存在，抱诚守真抑恶扬善成人成事应是我们恪守的常态人性。 　　大江东去千古江山，“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老爸终其一生成也性格亏也性格，县里一位老人概括他，一生光明磊落善良宽厚直率豪放，但也桀傲不恭不拘小节天下无贼。研读父亲的人生轨迹，结论是“一生守初心爱护百姓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为党、国家和人民多做好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老八路，一个老党员，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2021年7月

原文2020年4月清明前 发表于刊发在四平日报、鹿乡春秋（东丰县文史资料丛书）  浏览：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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