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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崖纪念馆

母亲回忆录

常慈慧

  我的路
  我是山東省聊城市堂邑縣人氏,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生。聊城,就是水滸提到的東昌府,古有“鳳凰城”之說。
  祖父常昭文讀過幾年書,以買賣筆墨紙硯為生。從聊城担挑子买进再卖到堂邑小學而發家致富,有地六、七十畝,住宅两个院子,牛一头、大車一辆,长工一人,与伯父、叔父以種田为主。都上过幾年小學。父親常紅雲、姑母常季白、繼母及她的妹妹妹夫都是聊城師範畢業後當小學教員。姑父趙芳州他們都是同一個師範畢業的,也是小學教員。
  祖父爱好画画,在挑担子去聊城买东西路上经常休息在庙里时,就用木棍在地上学画,回家用铅笔、炭笔画,还会用细竹丝扎灯笼。逢年过节时給街坊四鄰扎好多燈籠,展览在十字街上。
  七七事變,日本人轟炸了學校,我失學了。繼母的妹妹一家隨國民黨撤到四川重慶去了,姑父和姑母回他們的老家魚臺縣趙家寨去了。姑父是地下黨,回去打遊擊了,解放后做統戰工作,最後在山東省委統戰部長位置上離休。他們倆去世多年了。
  三七年七七事變前,祖母生病長了大粗脖子.一個基督教堂的牧師許諾給開刀不要錢,條件是要我父親去他們聊城的教堂學習一年,全家人信他們的教。不久日本鬼子進城大家逃難,各自投奔親戚家避難,但也不能久住他人家,只能兄弟們分家。此時已破產,生意不能做,鬼子燒了我家的柴草、蜂箱,祖母生病還欠了債。
  分家時祖父祖母留下十五畝地、三間房。三兄弟每人五畝地兩間房和場院各一半,還有50元的債。
  因此,我不能留在祖父祖母家住了,去了繼母處的娘家付莊。她有小院,內有土屋北、西各兩間,西住人和燒飯用,北屋收了十幾個學生教三字經、百家姓、論語。。。。。。
  我要早早起來做飯,平時帶小的孩子,大的七歲,小的3歲。抬水抬柴,掏廁所、出去带小孩時還要挖野菜、采樹葉,榆樹葉、楊樹葉、紅薯葉什麽葉子可以吃的都吃。父親在教堂里學了一年回來沒事做,繼母半夜和他吵,說一個男人靠女人養著,分家只分了五畝地,還有50塊錢的債,還分了個閨女。我聽著淚流滿面,但不敢哭出聲。這50元債是我自己的母親在世時她的嫁妝給要出嫁的大姑用了,等於是給我,不用還的債。
  父親後來去了國民黨一個叫劉懷玉的團長那裡做了教員,也就把繼母她們都帶去了,把我再送回祖父母身邊。因為已經分家了不能白住,條件是每月給28斤玉米,一擔柴。
  時間一長繼母不愿意給了,就跟爺爺吵,伯母這邊還說怪話,說是有閑飯養閒人了,故意叫她同歲的兒子到奶奶屋裡拿玉米面乾糧吃,給奶奶增加壓力。
  因為42年鬧蝗蟲災,顆粒無收。老百姓逃荒蕒兒賣女的,我的親外祖母餓死了,一個表姑也餓死了。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青黃不接之時,祖父母無別的辦法,讓叔叔用一輛小推車把我和祖母送去姑父家求助(姑父家是地主)。在姑父家住了三個月,回來時還送給一袋子小麥約九十多斤。姑母知道了我父親對我的態度很氣憤,因為她們曾經說起供我以後上學的事情,父親說看誰的命了,姑母和父親吵過架。姑對我奶奶說:二哥不想要給我送過來嘛,我當時真是有了救了。於一九四三年秋初我就毅然地投奔姑母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走時爺爺給了我一元錢的偽鈔,繼母給了一元錢的偽鈔零錢。
  在姑母家住了三個月左右。她只有因為我輿奶奶去了才回趙家寨住在另一處破舊的兩間房內,所以我們都不能多呆。那時姑父是中共魚臺縣委書記。他們家也分了家,兄弟五個人每人十五畝地,由老大統一雇人管理。老大是魚臺偽軍隊的,老二開油坊,老四也是遊擊隊的,姑父是老五,老六閒著。收的糧食除了自用以外餘下的大都供給了遊擊隊員吃了。日本人若出城掃蕩老大還來通風報信,所以解放后土改他們家沒有被鬥爭。
  為怕敵人出來掃蕩,姑父介紹我去湖西抗中學習。這邊又因為環境不行,去了魯西三中,就叫二、三聯中。我在知訓班等了一個月才有二三聯中派了一位高年級的同學來接我過去。一路行程至一九四四年的春節后才到。
  在抗中第一個讓我難忘的是朱秀英同志(後來改名朱瑛)。她大哥、二姐都是魚臺縣的幹部,一個是抗聯隊長,一個是婦救會主任。她知道了我是常季白的侄女對我百般照顧。我什麽也不懂,他處處帶領著。我去了就是供給制,條件還是相當艱苦的。我沒鞋子,用她的鞋料做了一雙鞋,上邊發下來的被套是白布,她教我用樹葉和樹上的豆莢濾出水來染被子布成黃綠色的。。。。。。每人只有一個小薄被打成背包,一個自製的書包,或者有一雙鞋、一直筆。
  日本鬼子經常掃蕩,封鎖根據地。同學們都經常吃不飽,早上只喝一碗稀飯,中午、晚上有時只有綠豆麵餅子。夜行軍過封鎖線、炮樓、過鐵路,有的男同學有槍,替身體弱的女同學背背包、扶著她們走。。。。。。有一次最緊張的是同學們化整為零三人一小組分散在老百姓家隱蔽起來。我和朱秀英一個組,頂上農村婦女的花頭巾紅紅綠綠的衣服,腿上也纏上紅紅綠綠的綁腿、還有耳環,到另一個村莊聯絡。有一次從黃河南岸跳到黃河北岸,趟過去,老百姓的房子很低,我都能摸到房檐。喝黃河水要用明釩沉澱后才能喝。
  有時夜行軍到村莊時天不亮,大家就背靠背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打個盹,等天亮了再去號房子。住下就給老百姓掃院子、挑水,遇上農忙時就幫老鄉下地收割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群眾打成一片。
  上課時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在膝蓋上寫字、記筆記。教員是用老百姓的門板寫提綱。環境好一點后,二中回到湖西邊區,主席叫潘復生。我在中五級時是女生班副班長,有病號(女的)時我去照顧,犧牲自己的學習時間還住了七天醫院,經常去伙房幫做窩頭(高粱面的),和班長出黑板報,我畫點花,當選了學生會副主席,這時有高年級的同學(叫陳玉梅,女)找我談話,給了我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修養]看.
  一九四五年春天由政治教員動員大家報名參軍,有十多名同學:朱秀英、常持慧、戴杰、許作亭等等。從湖西區步行一個月到冀魯豫軍區隨營學校報到,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報到那天正是隊長邢紹孔與石崖同志在場,他們都很和善報名。我和朱瑛在報到的途中還把長髮剪成了半長梳成兩個小辮子,大家都高興極了,談笑間我們倆就把名字改成了朱瑛、常慈慧。
  在學習期間,大家都很努力刻苦。當日學習的字碼及寫字的手法躺在床上還口中暗暗念著,手放在肚子上練習后才睡。還要學一點英文,是報頭報尾要用的,有空或課間就在地上練習,一張紙正反寫。不光要會,更要熟練、清楚和速度,學習時間是六個月。
  我們的政委叫劉金池,教員還有程文定、吳恩南,他倆也是紅軍,另有一個文化教員。男同學有雪峰、王連清、薛松濤、黎明、梁增、安德賢等等。因形勢需要,甲班提前一個月畢業去七縱隊司令部報到。邢紹孔為三科科長,石崖是三科的機務員。有安德賢、雪峰、常慈慧,電臺有劉民、劉雲等,新學員去了為見習員,一方面坐在旁面看老報務員工作,另外給他們削鉛筆。一個冬天就一套棉軍裝,兩個袖子蹭了很多鉛筆粉,大家都一樣。
  七縱隊運城、聊城沒打開,后又打濟寧,春節前進入濟寧。春節時邢少孔與朱瑛、石崖與常慈慧同日結婚。組織上海每家送了一床戰利品被面。在濟寧駐軍由於國共談判我們改為八路軍穿的是灰軍裝了。
  這時姑母也在濟寧任職,姑父是濟寧統戰部負責人。姑母在月子里生了個男孩(趙辛)。我托隊長劉雲買了十二尺新花布送給她。
  因老蔣撕毀協定打內戰,七縱隊又出發上前線,濟寧留下辦事處電臺,一個報務員黎明、常慈慧,譯電股長徐勤,機務員石崖。七月,撤銷辦事處都上前方合併。到前方后我我胃痛的厲害也沒辦法只好去了七縱隊新建的一個留守處附近的一個獨立團電臺,隊長王榮國,另一個報務員好像叫楊靜。
  工作不多,巧遇到朱瑛在另一個村子留守處休養,她懷孕了。我有時還去她那裡玩,後來我也去了留守處。
  一九四七年要進大別山之前家屬們搬遷去了河北省臨清縣明花鎮,路上還坐了七天小船。船頭打水做飯船尾大小便,我生了疥瘡就用紫藥水洗洗。
  到了明花鎮后電臺隊長史甫英,報務員有孟曉光、李壁、朱瑛、常慈慧。有個公務員,朱瑛女兒叫曙明,值班時公務員幫著看著,抱小孩,平時自己帶。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有了大女兒淑賢,她四十天時電臺隨招兵出發去柳林鎮一帶,路經堂邑。有時也經常換地方,夜間行軍,有老百姓的牛拉大車送我們,白天住下工作。在柳林鎮時隊長給了我七天假回家一趟。探親時繼母給孩子做了一套棉衣解決了冬衣問題。招兵過後開始整黨了,集合在一個大院子內。開會時有新學員來幫把孩子抱去。
  整黨開始按家庭出身排隊,后編組。每人先交代,從三代查起。我是中農成份、首長的家屬,地主成份、舊軍官的是整頓對象,這些人都沒有貪污問題,問題不大,其他男組有貪污的。我們有個女報務員李壁因給她介紹的對象她不同意,追問她問什麽隊長還不同意。不幾天她跑回老家去了。
  電臺是每天夜間十二點定時聯絡,值班輪到我們有孩子的就抱著孩子去。一手抱孩子,一手工作。
  整黨六個月受教育深刻,整完恢復正常工作。也是誰值班,公務員給抱著孩子(按規定兩個孩子一個公務員)。
  一九四八年女兒剛一周歲,前後方匯合大家從明花鎮出發。全體留守處人員坐牛拉車。路過臨清住三天,有個文工團的同志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了老百姓家了,後來聽說這個叫鐵牛的男孩死了。路過堂邑時也住了三天,利用這三天我把女兒送到親姨家去托她撫養。我姨住在我外祖父家,她丈夫早死,由政府每月供給保育費、保姆費二十圓。
  一路經邯鄲、舊城、洪洞縣至四八年底才到商丘,這時成立了五兵團由原一、七縱隊合併為十六軍。朱瑛就去兵團三科刑科長處,我去十六軍駐地電臺。電臺的同志非常熱情,并述說他們進軍大別山時的艱苦和笑話:由於北方人吃不慣大米,吃了就拉,行軍路上走稻田也走不好,夜行軍時看不見經常掉到稻田里,多大的糞坑還怕掉進去。
  石崖同志說李科長的馬袋子掉到水裡濕透了只好扔了。要是病號跟不上隊伍就完了。他三科打仗時沒犧牲過人,就一個通信員掉隊就沒了,在大別山沒後方,生病沒藥吃,如發生打擺子、拉肚子拿羊糞蛋子當藥。已是冬天了,沒棉衣,用的是打土豪得來的紅紅綠綠的被子,自己改裝到單軍衣內。劉雲隊長開玩笑的說,常慈慧要帶你去就好了。
  石崖同志告訴我他拉痢疾起不來躺在地上的門板上堅持工作,由於報務員一點小毛病都得騎馬背回來修,他工作忙,雖然有一個新培養的小同志但不能勝任。因此他接受了教訓,此後每當休整時就自己編寫了教材給報務員們上機務課,隊長也參加聽。
  在商丘一帶休整練兵一個月,部隊又要出發了。朱瑛把女兒放在了房東老鄉家裡隨兵團走了。這時又成立了十六軍的留守處。
  可我發現又懷上了,沒辦法只好隨新成立的留守處真是浩浩蕩蕩的好多的大卡車去大後方會師,那地方山很多,住窯洞。記不得一路上走了多少天遇見一個女同志,她是兵團三科機務員的家屬,因懷孕介紹她去,我倆一起互相照顧一點。要把她介紹到平原軍區去,她愛人也將調過去。管理員把我們倆分到一個很低小的窯洞后沒人來管。她讓我和她一起去平原軍區,我自己沒有介紹信,她把她的介紹信名下添了一個等字就跟上拉煤的火車去了平原軍區。平原軍區把她留下,把我介紹到南下的一個電專,隨南京解放大軍到南京。剛解放那天把我安排在總統府內的門洞里住了一晚,早上把我送到軍區電臺的三台暫住下,住了一段時間兵團派一個參謀來接我到兵團三科,見到了朱瑛和電臺的一些同志們,沒幾天邢科長還派了一匹馬送我到石崖處見他,一見面他就說你來幹什麼?第二天一早就送回兵團三科邢科長處,他又派人送我去五兵團長沙辦事處,還坐了一個星期多的船,有一個電臺,還有一個公務員幫我照顧生活,船每逢行到中午十二點靠岸半山架電臺聯絡無事再繼續前進。就我一個報務員半路上還拉了六、七天痢疾。也沒吃藥自己就好了,到辦事處電臺,那裡報務員也全是女的,到長沙辦事處電臺后又去了湘潭縣的野戰醫院。在醫院內我們分在一個大的門面舖的大房間裡外兩間,正好又遇上了原七縱隊電臺對王保定的愛人,我們兩個又互相幫助。我生湘軍時她幫我洗了三天尿布,她又生了,我又幫她洗了三天尿布。。。。。。。滿月后各自回自己單位。
  因為電臺都是女同志,都為不影響工作給孩子斷奶請奶媽帶孩子,我也一樣為工作請奶媽去帶,每月按供給給她就是了。在湘軍五個月的時候,一九五0年春五兵團辦事處要往貴州貴陽軍區匯合,但要留下一個電臺,有些收尾工作要拖一陣才走,我是這個電臺的兩個報務員之一,所以我就要留下了,只好讓奶媽隨大家先走,經貴陽轉遵義到十六軍三科由副科長石崖同志收下女兒和奶媽,正科長李光勛因參加籌辦軍政大學了,後來劉民通訊營長還要來十多個新兵來學報務的男女都有,一個月左右我才回到十六軍三科,到通訊營,營長劉民、政委孔祥之,離三科不遠。我和孩子去后分在一個臺做代理主任,只管報務不管行政。搖機員那些人不管。通信營有三個臺,另有新聞臺在政治部,後來又有一個報話臺。
  新解放的地區很多國民黨留下的殘餘都和土匪一樣,部隊都要進行剿匪工作。在城內的我們電臺也參加了一次肅反工作,劉雲隊長帶隊,半夜裡,我們也參加了這次行動,這時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行動。
  一九五一年我有了丹玲剛二十天,十六軍調往東北通化整訓練兵待命抗美援朝。他們都出發了,留下这些家属孩子,我就分在了遵義軍分區司令部電臺任報務主任。湘軍不滿二歲可以再請了一個保姆。三科副科長孫育民,電臺有男女七、八個人。電臺也進行了一次三查,有一名報務員交待了他家有個兄長參加過土匪。另一名新參軍的報務員她父親是大盜商被鎮壓槍斃了,她交待了殺父之恨。我還參加了在遵義召開過黨代會原址召開的一次黨代會,離家有點遠,每天保姆抱著丹玲去餵奶一次,平時就給她喂食堂端來的米湯,湘軍也是吃食堂的米飯和米湯。丹玲八個月的時候,十六軍的後方人員集在一個大院準備去東北與十六軍會合,這時保姆不能帶走,組織上派來一個十四歲的小兵幫我扛行李(只有一個馬袋)和一個洗臉盆。出發時我抱著丹玲牽著湘軍。如要上車上船時我抱著兩個。到達河北辛集時住了一個月左右,這時有一位是濟寧參軍的,她是後勤部副部長的愛人,有一個小男孩,我倆談起來倍感親切,倆人做伴,有時去集上給孩子改善點生活,她又把她的衣料拿出來給她兒子和湘軍每人做了一件小棉大衣。在辛集是吃小米乾飯,很多人不習慣,湘軍也是吃小米拉小米。到達通化,冰天雪地,滴水成冰,走在路上腳直打滑。東北老百姓吃的是玉米碴子或高粱米飯。我們去了還有科長李光勛的家屬和孩子留在小灶他那裡吃了幾天。石崖是副科長,還有劉民,政委是孔祥之。
  不久又遷往遼東的鳳凰城,住下待命,此時已是一九五二年了(過去我們都把春節忘了,在部隊里過春節都沒有什麽特別的)。平時部隊住下就組織練兵:報務隊長發報,報務員抄,快或慢,準確率等等,要評級。那時候已比較走向正規,給軍人家屬老家發優待證時,我填寫的是我祖父收,因為我從小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後來回家聽說我父親很不滿意)后又在丹東雞冠山成立了一個報務訓練隊,隊長魏茂興,教員楊健康同志和常慈慧到雞冠山報訓隊后,雖然請了個老鄉看孩子,楊健康同志還是經常幫我看小孩讓我去城裡洗澡,替我上課。。。。。。那個村子靠鐵路很近,房東是鐵路工人,把熱炕讓給我母女三人。丹東風很大,靠鴨綠江近,特別早上我去上班丹玲哭的手風寒,咳嗽好長時間,只有請三科科長批條子才給打針盤尼西林。
  報訓隊也搞了一次三查(我有小孩沒參加)。報訓隊要結業時,接到入朝命令開始石崖挺高興的,兩天后又調他去大後方:張家口高級通校。上路時丹玲的病還沒好,路過北京時去301醫院給她看了一次病。
  因石崖在通化練兵時腰受了傷,給她做了個鋼腰帶(我們是路過瀋陽時過的春節)到了張家口已是一九五三年的二月底了。到了張家口通校后,三月份斯大林去世那個月我的祖母也去世了。
  通校校長是馬克紹,石崖同志任電工電源系、無線系、有線系主任,有線系副主任是王鼎錫,後來劉民來了任了無線系主任。無線系還有個主任教員叫李時恭,他開始教我們用俄語通報,學了一段時間行不通又改回來了。女教員有宋香亭,楊國琴,張儀珍,萬澤玉,常慈慧。這些女同志共同教了一學期的課,帶一班,另一個男教員嚴衍太呆一個班。還去野外實習了一次,還不錯。
  一九五三年春我回堂邑老家接回了大女兒淑賢上學,也還是供給制。湘軍上幼兒園。一九五三年十月添了曉玲,家中請保姆帶。
  一九五五年向蘇聯學習,精簡結婚的女同志,或者回家當家屬。我們幾個都專業到地方了。我分到市工會聯合會做專職支部幹事,協助本機關黨支部工作。工作較松,我就報業餘學習班,早上去上課,八點去上班。一年後調我去橋西縫紉社當支部書記,離家較遠,沒有宿舍,沒有正規廁所,我去了,爲了接近群眾,和另一個人大代表在一個房頂上住了一星期。
  張家口天冷風沙大,還傳說有狼下山到街上,我害怕,也覺得過不慣,就提意見,把我調到橋東區手工業辦事處做宣傳委員。這時我身體也不好,經常頭痛,也沒去看病,也不好意思講,鼻炎也來了,成了慢性病,很不好受。有一段時間,高通去宣化成立學校,校長馬克紹、石崖去了,連幼兒園也搬去了,我留在張家口帶著曉玲。湘軍、丹玲跟著幼兒園去了宣化。星期日只有爸爸接倆女兒玩一天。我也去過宣化一次,不靠城,在一個荒茫的大院子內。
  一九五七年春天宣化這幫人調往瀋陽高級通訊學院。但是還不能帶家屬,說一時不給調,到了七月份留在張家口的一攤子全要搬走,我只好請假帶著這一家隨大家搬家去了瀋陽,三個大點的都上學了,曉玲也要上幼兒園了。
  在瀋陽不久開始了反右運動。這時我已懷小剛七個月了。一次石崖回來告訴我去圈樓看看吧,有一位家屬從張家口回來了,她也是位校官幹部的家屬,沒孩子,怎麼回事呢?去后問她情況怎樣的呢?她說張家口在反右這次因為她是軍人校官家屬要下放她到鄉下工作,她不肯去就辭職回來了。我聽后心中也產生了辭職念頭:一方面待產不願離開,一方面怕反右叫我下鄉。這樣就寫了辭職信寄過去了。張家口手工聯合會批下來從生小剛滿產假以後一九五八年一月以後算起。
  這樣在家呆了一陣子,到了一九五八年十月份經宋香亭同志介紹到瀋陽電信局工作,一共三人。我也不知道宋香亭是咋調過去的,她在郵政局人事科工作了。這次去的有楊國琴(劉民的愛人)、王立群(劉地的愛人)還有我,都是老熟人了。我和楊國琴分到無線室王立群到大報房當了一名報務員。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所以給大兒子起名叫俊剛。我老家那地方還挖井,這年豐産不豐收,老百姓大煉鋼鐵,糧食爛在地裡收不上來,還要給蘇聯還債。一九五九年我們就開始吃玉米粒子了,孩子們在食堂吃全是玉米餅子。軍官們叫去食堂集體都發白米飯或餅子。學院軍人發起了節約細糧換給幼兒園的孩子,石崖還把學員剩下來的紙張和鉛筆頭給幼兒園。
  我們在電訊局有個分工,抽一些去上山采一種能吃的葉子,各單位把玉米芯子、杆子也吃了。每人的口糧從二十八斤減成二十五斤,一個月三兩油。發大水困城三天又大雨,每人只發五兩口糧。值夜班加班加點,要每人出謀劃策不下班。我們無線的王主任親自帶人去別的單位聯繫搞點紅酒,醬油等,真是八仙過海。
  在電信局工作開始當了一陣報務員、監聽員。控制室報務員也是三班倒要值夜班。因為是黨員,下夜班接著八點要開會就不吃飯,中午回家再食堂吃的是玉米粒子,咬得腮幫子疼,太陽穴也疼。
  一九五九年丹玲得了肝腫大、淑賢肺吸門發炎休學一年。我也是肝腫大,但不堅持上班不行,鼻炎頭痛也不好意思請假。
  因為五八年大躍進成立公社,豐産沒豐收糧食攔在地裡,都去大煉鋼鐵挖井去了,部隊機關都吃玉米杆子、玉米芯子都吃,老百姓樹葉、樹皮、連棉花籽也吃。
  一九六一年生小兒子后多虧一個幹事跑了好多地方才聯繫到一瓶牛奶,和能六角錢買一個雞蛋吃。晚上還開會讓大家獻計獻策。因為鼻炎鬧的我的頭很痛耶不願意請假。因糧食緊張人事科還借調我去管糧票,給本科室職工發糧票,代管一部份既要檔案。六二年我也曾被選為無線室工會副主席。
  一九六三年精簡時組織部談話:一,我的條件是校官以上的家屬回去養得起;二,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三,身體不好孩子多,給新畢業的大學生讓位子;四,沒有發展前途。同去的王立群因肝炎已修了三年,最後是離休幹部。
  退回到高通院内組織處又要我做家屬支部書記。我就這樣幹著不拿錢的義務勞動。總是以一個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以至最後來南京還幹了幾年不拿錢的居委會的支部書記,直到病退還拖的。我這個黨員是以報恩的心情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總覺得自己力量不夠,不能多做貢獻的心情。
  後記
  母親爲了這個家,爲了父親的事業犧牲了自己的事業,父親的前途就是她的前途。但她是幸運的,在那個年代和那個環境里,她走出了那個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作為晚輩領略前輩的歷史,是為今天自己走的路的一個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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