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参的名字就有点戏剧性，1924年他父亲随冯玉祥参加北京政变，旋又升任热河都统署参谋长，听到儿子出生的消息，顺口就给他起了个“尔参”的名字。 　　华北危机到了已经不能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时候，做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的父亲把张尔参母子送到香港。“七七事变”后，张尔参辗转到了上海，得以继续完成中学学业，后来又考进“圣约翰大学”读书。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教会大学，颜惠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都曾是它的学生。1881年，时任英语教习的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改革教育方法，全面以英语授课，首开中国教育史上英语教习的先河。到了1886年，卜舫济当上校长后，又将英语教学列为各科之首。到了1896年，学校已经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成为大上海唯一的高等学府，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东南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尔参说，“学校里最有名的人物当然就是布特（Pott）父子（英语我不懂，老头说起布特的时候，发音有点像说“炮特”，感觉发音特别纯正），授课全部都用英文，刚开始话也听不懂，笔计也记不了，好长时间才能适应。” 　　可惜了一所中国最古老的大学，解放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把“圣约翰大学”支解合并在上海其他高校，当年学校的校址，就是现在“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 　　张尔参还依稀记得当年毕业时候的情形，当时许多名人来校祝贺，其中就有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轮到司徒雷登发言的时候，他卖弄似地用了一口标准京腔，然后又该到老布特了，老布特看了看司徒，转而用了一口标准的吴浓软调，除去老布特这群学生，怕是司徒大使连一句也没听懂。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年，号称“中国通”，而老布特（卜舫济先生）光是在“圣约翰”当校长就当了52年，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张尔参这一届的学生无不为这个镜头深深感染，至今还津津乐道。美国人个性张扬的顽皮情形，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仍然历历在目。 　　 　　 毕业后，张尔参进入到上海援华物资转运站工作。 　　张尔参说：“我的工作就是将国外援华物资的英文报表抄对清楚。48年那个冬季，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围住，火车早就不通了，我是坐飞机回去看望留在北平的父母。过完年，又坐飞机赶回上海。走的那一天，我的一个远房亲戚送我，在飞机场碰见了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跟我那亲戚也很熟悉，就把我托付给他一路照顾。那天因为天气的原因，飞机备降在青岛过夜，晚上住在一个房间里。我那叔叔问我在哪里上班啊？我说在物资局。他说干什么工作？我说抄抄报表。他说喜欢不喜欢干那个工作啊？我说不乐意，没意思。” 　　他说：“那你跟着我干吧。” 　　张尔参的这位叔叔当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高级董事，就这样，张尔参跟着他进到“中国航空公司”，在上海总部做运输服务工作。因为英文特别好的原因，所有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情都由他负责处理。 　　解放军很快就打过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中国航空公司”撤退到了广州，又撤退到香港，接着就到了49年11月，留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华航空公司”的数千职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做为一名普通职员，张尔参在起义名单上签了字。通过深圳坐火车来到广州，然后又回到北京。 　　“当时为啥要选择回国呢？”这是所有识认张尔参的人都要问及的一个问题，老头也回答过无数遍：“因为我的父母在北平啊。” 　　五十年代初期，对张尔参这样的人来说还算平稳，作为中国民航筹建初期的专业人才，张尔参留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百家争鸣的时候，张尔参也到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那天他就站起来，用他老北京的眼光，标准的北京话，给领导提了几条建议——很不幸，他为他自己的草率，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做为一个旧军人的后代，上过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参加过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旧员工，张尔参理所当然地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张尔参说，“去山西那一火车皮的人都是我这样的，几乎全部来自中直机关”。张尔参回忆，“那几年就是抬土，修水坝，抬土，再抬土，把土从几里路外的山下装进筐里，然后抬到水坝上，砸下夯实”。北京自然是回不去了，劳动改造基本完成后，经过一番甄别，做为一名没有劣迹，属于可以改造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张尔参被“流放”到吕梁山脉的临县农村做了一名语文老师。后来人们发现他还会讲英文，又让他兼职教起了外语。提起当年这一段，张尔参显得很满足的样子，“方员几百里山头，就我一个会说英语的”。那些年，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许正是天作之合吧，就在这吕梁大山的深处，还真找到了不嫌弃他阶级出身的农家女孩子，他结婚了，这根一扎就是二十年整。 　　八零年左右，北京民航总局一位领导来甘肃调研，见过几位找他落实政策的“两航起义”员工后，突然想起五十年代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的张尔参，就打问起他的下落。幸好还有同仁想起来说，张尔参有可能流落到了山西。这个领导也很怀旧，专程派人下去寻访，终于在黄河右岸、白云深处找到了尔参兄弟。当年的黑发少年已经变成了白头老翁。 　　说起找到他的这个人，张尔参只是喃喃重复一句话，“他是很怀旧的一个人。” 　　晚年的张尔参被安置在甘肃兰州，进了民航技校当了英文教员，几年后光荣退休。张尔参一子一女，儿子似乎不是亲生的，养子的孩子现在正上幼儿园呢。幼儿园就在我上班的楼下，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坐在楼下等着接孙子的老头子。小孙子名叫张木森，很调皮，跟本不听他爷爷的口令，一个劲的在前边疯跑，老头拎着孩子的书包，在后面颤颤巍巍地追。听幼儿园的老师讲，每天早晨站在门口迎接孩子的时候要相互说一声“狗大毛宁”和“狗大毛宁踢球”，张尔参听到后有时也插上一句嘴，他说：“你们不应该这样讲的，这样讲太正规了，应该用‘goodmong米斯特色儿’才对”——当然，他的发音仍然那么地道和标准。 　　老头昨天去世了，让我不由不写下这样几句，记一记他那不知是苦难还是幸福的一生。 　　2006年10月20日星期五11时12分 　　 　　（此文为转发才差二斗的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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