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生活 　　　　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结束了他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从荷兰回到美国，在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段公园大道买了一套公寓，这才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这时，他已经过了７８岁。 　　　　晚年，相伴顾维钧的是顾夫人严幼韵。 　　　　在这之前，顾维钧已经与结婚３０多年的黄蕙兰离婚了。他们两人之间感情出现裂痕，是在顾维钧重返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之后。按黄蕙兰的话说，这时候，“维钧似乎变得日益高大。他为所欲为，不与我商量。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维钧的所作所为令我不高兴，虽然这种感受外人很难猜晓”。而令黄蕙兰最不堪忍受的是，“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 　　　　与顾维钧分手后，黄蕙兰仍住在纽约。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她在百岁生日那一天无疾而终。 　　　　黄蕙兰提到的在联合国工作的那位女士就是严幼韵。严幼韵出身上海富商家庭，著名的老九章绸缎庄就是严家所开。她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任丈夫是杨光氵生。杨光氵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有意思的是，留美期间也担任过《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只是比顾维钧晚了１０多年。回国后，不到３０岁的杨光氵生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当时中国外交界的新手，只要有机会都想结识顾维钧并向他请教，杨光氵生也不例外，因此，严幼韵与顾维钧早在３０年代就相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氵生被日本军队杀害，为国殉职。 　　　　顾维钧与严幼韵是在１９５９年结婚的。严幼韵小顾维钧２０岁，对他问寒嘘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每日凌晨，顾维钧熟睡一段醒来后，她已为他准备好一杯热牛奶，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顾维钧退休后生活安逸，健康长寿，得之于严幼韵者良多。 　　　　如果不算父亲定下的与张氏的婚事，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位夫人。有人称之为顾维钧的婚事三部曲：一，主贵，与唐宝王月结婚，借以发展政治地位；二，主富，与黄蕙兰结婚，可以多财善舞；三，主爱，与严幼韵结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顾维钧都得到了。顾维钧自己说，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他照顾他。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９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９０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６０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唐宝王月所生。顾德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空军武官，从空军退役后经商，晚年定居美国。 　　　　顾菊珍虽不是学外交和政治学出身，但在联合国托管事务部任职，并凭自己的才干升至负责非洲事务的司长。１９７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及中国代表团曾得到过她很大的帮助。 　　　　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也在联合国任过职，写有一本关于联合国投票程序的书，后因不满联合国升迁太慢而辞职经商。最小的儿子顾福昌也经过商。裕昌与福昌都先于其父在７０年代末去世。顾维钧为之伤感不已。 　　　　严幼韵与杨光氵生生有三个女儿，因此顾维钧还有三个继女。由于早年丧父，她们视顾维钧如同亲生父亲，相互间十分亲热。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担任过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总编，不少有影响的书籍包括基辛格的著作就出自她的手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担任过多家大公司的高级职务，现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近年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轿车，她穿梭往来于大洋两岸。三女杨葸恩相夫教子，治家有方，一度致力于房产开发，卓有成绩。 　　　　有爱妻相伴，有儿孙绕膝，有健康的身体，有安逸的生活，顾维钧的晚年是幸福的。 　　　　故土情深 　　　　由于长年担任驻外使节，顾维钧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是，他始终怀着一颗中国心。 　　　　顾维钧的英文说写都十分出色，在国人中很少能有人与他相比，即使在英、美上流社会中，他的英文也堪称一流。他出使英国时，有一次，与邱吉尔商讨中英间重要问题。结束时已是晚上９点，邱吉尔说，这次会谈内容机密，无人记录，我日理万机记不了那么多，可否请写一备忘录午夜送来。顾维钧答，午夜太匆促，可否改为明天中午。第二天，他送去备忘录，邱吉尔不但称他记忆力好，更夸他英文流畅清晰。而邱吉尔本人是公认的驾驭英文的大师。然而，退休后，脱离繁忙的公务，顾维钧还是钟情于自己的母语。有人问他，在中英文两种书中，以读何者较为称心愉快。他答：“是中国书，我们的‘根’究竟是中国啊！” 　　　　４０年代后期他离开故土时，国共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几十年后，当内战的硝烟散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为中华民族摆脱屈辱所作出的贡献。１９７２年，毛泽东指示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去看望顾维钧。这件事当时并无报道，顾维钧本人也不清楚章含之是受毛泽东之托。章含之对此事是这样记叙的： 　　　　１９７２年９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中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望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１０月５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１０月９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 　　　　章含之之后，有好几位北京来的外交官拜访过顾维钧，向这位外交界老前辈表示敬意，也向他请教。 　　　　虽然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回大陆，但是顾维钧始终牵挂着故土，尤其是家乡嘉定。晚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并老是惦念着要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９７岁时，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草图，图中央赫然耸立着城中的古塔。也是在那一年，他为家乡书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民国外交的见证人 　　　　晚年的顾维钧还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将自己一生的外交经历口述记录下来。 　　　　顾维钧几近半世纪的外交生涯，亲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初期众多的外交大事，这样的经历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刚退出中国外交界，美国著名的出版社麦克米兰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道布尔戴出版社就找上门来，约请他写回忆录，并允以优厚的稿酬。顾维钧斟酌再三，都谢绝了。他认为公开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写回忆录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如实写出，而他要叙述的人还健在，涉及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不会无动于衷。 　　　　但顾维钧到海牙国际法院任职不久，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来信了。当时该校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教授正主持一项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请寓居在美国的昔日民国显要作口述史，先后应邀参加这一计划的包括李宗仁、胡适等人。像顾维钧这样的民国外交元老，韦慕庭当然不会错过。在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的条件下，顾维钧应邀参加母校的口述历史计划。 　　　　１９６０年初起，顾维钧开始接受访谈口述自己的回忆录。１９７６年，口述回忆录前后历时１７年终于完成，口述录音时间总计５００小时，英文稿１１０００页。如此规模的回忆录在中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似乎也只有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堪与之相仿。为完成这部回忆录，先后有四位博士、五位打字员和两位帮手参与其事，一共花费了２５万美元。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８日，顾维钧将回忆录英文原稿赠送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捐赠仪式上，他以诙谐的语调说道：“我的唯一遗憾，是嫌我的自传太长——约一万一千页！但是我却有一借口，如果这借口是有点合理的话，就是我服务公职太早，超过了半个世纪，由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６６年。……因此，我只得尊重空间，而牺牲简略。我希望将来学者参考这抄本时，会原谅我的苦衷的。” 　　　　在顾维钧要求下，哥大请《纽约时报》所属美国缩微公司将回忆录制成缩微胶卷。 　　　　然而，回忆录以英文完成，这对顾维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在回忆录的附言中说：“由于我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基于这一原因，顾维钧要求哥大将回忆录原稿复制一套送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７７年，台湾《传记文学》社考虑将回忆录逐段翻译，逐期发表，然后分册出版，社长刘绍唐专门为此致信顾维钧，请求允诺。顾维钧对此提议心存疑虑，在来信上批注“该社能否担任翻译？”此事后来如顾维钧所预料，终因经费、人员等原因而无法进行。 　　　　１９８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陈鲁直的努力下，购得回忆录的缩微胶卷。当年１０月，顾菊珍回上海探亲，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请她专程到北京磋商翻译事宜。顾菊珍表示，她父亲对此会高兴的。次年，顾维钧对专为此事拜访他的北京来客，再次表示乐见自己的回忆录在国内全部翻译出版。 　　　　１９８３年５月，《顾维钧回忆录》中文本第一分册终于问世。当顾维钧在纽约的家中打开新书时，他真的感到十分欣慰。 　　　　第二天，顾维钧又遇到一件更高兴、更激动的事。９月１８日，中英两国代表团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协议。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９月２０日，《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读到这条消息，顾维钧心潮起伏。他小心翼翼地从报上剪下这条消息，珍藏起来。４０年代谈判中英新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时，他就表示要等待着香港问题的解决。４０年后，正向百岁迈进的他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当然，顾维钧没能看到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也没能看到他的回忆录中文本全部出齐。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４日晚上，顾维钧临睡前像往常一样进浴室洗澡。洗完澡后就倒了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几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这天的日记十分简短，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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