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2000年恰过一半，这篇写作过程跨越千禧的博士论文终告完成。回首攻读经历，不由深感幸运，因为短短三年间我竟得到了这么多师友的真诚指导和帮助。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深表谢意。 　　 　　我首先深切感谢我的导师徐烈炯教授。他对我的指导，大处，不拘泥于学派之别、而鼓励立足于语言事实的科学思维和深刻见解；小处，从文献引证、事实推敲、到结论产生乃至行文格式都求细求精。这一番训练的意义远超过这篇论文本身，将使我在语言学的道路上受益终身。而且，假如没有徐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我可能就不会在取得硕士学位十多年后再次跨进学生的行列、抓住这难得的再学习机会。这是我尤其要衷心感谢的地方。 　　 　　说起再学习的缘分，我也感谢张双庆教授和石锋教授。是张教授最早邀请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使我得以踏足香港与香港语言学界接触，为日后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语言学博士生创造了条件。石锋教授的鼓励在我下决心攻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我非常感谢另两位令我自豪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德高望重的张斌教授(校外委员)和博学多能的罗仁地(RandyLaPolla)博士(本系委员)。张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总是充满睿智的指导给了我很大的学术探索动力。LaPolla博士随时乐意提供我需要的各种帮助，从文献资料的介绍与提供，到大小学术疑问的解答启发，乃至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详细讨论，这些都使我无尽受益。我也十分感谢城市大学的李行德教授和潘海华博士。与李教授的讨论永远是一种学术享受，他能够为我开启一扇扇展示语言学美妙风景的窗口。潘博士有关生成语法理论的课程对我语言学知识的构成至关紧要。他对句法语义前沿理论的娴熟和对许多问题切中要害的见解总能“迫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与本系其他有关老师的交往讨论也使我在学习上受益良多，让我感谢郑锦全、徐云扬、黎邦洋、冼景炬、J.Webster、M. Erbaugh、王志洁、王培光、蔺荪、廖国辉、郑定欧、朱纯深、吉春雨诸位老师的帮助。 　　 　　特别幸运的是，我在论文写作的不同阶段还得到一些国际著名语言学家的指点，如王士元(William.S-Y. Wang)教授、B. Comrie教授、J.Matisoff教授。我感谢他们以学术气魄、渊博知识和循循善诱、有问必答的态度给我带来难以精确估量的帮助。 　　 　　在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与海内外许多同行师友就不同的问题做过讨论，我尤其要感谢D.Gasde博士、陆丙甫博士、潘悟云教授、平田昌司教授、郑张尚芳教授、钱乃荣教授、汪平教授、石汝杰教授、张洪明博士、张宁博士、张伯江先生、陶寰博士、戴耀晶博士、曹志耘教授、李宇明教授、方梅女士、张敏博士等等。他们在语言事实、分析方法和理论探讨等方面给我的种种帮助，难以一一细数。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曾在一些会议上报告，会议讨论意见也给我不少教益，无法尽录。我的论文写作也得益于跟本系同窗们的讨论，我感谢花东帆、徐赳赳、胡建华、沈园、胡方等学友们的各种支持帮助。 　　 　　本文的吴语区田野调查，获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的立项资助，谨表谢忱。我也感谢从上海到温州12个地方众多发音人的耐心合作，还要感谢慨赠各种语料库的诸位先生(详文末“引用语料”目录)。若无这些材料的支持，这项研究根本无法完成。 　　 　　我非常感谢我在内地的工作机构——上海师范大学，他们为我赴港学习和回沪方言调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便利和帮助。 　　 　　我要感谢我妻子秦晓燕，她在上海辛勤上班、并独自抚育年幼的儿子。没有她的理解、支持与鼓励，我不可能顺利写成此文。我也感谢我的姐姐和姐夫刘青青、凌恒武一家，他们全力承担起照顾八旬老母的重任，使我得以在香港安心攻读。 　　 　　我父亲在我三年攻读期间不幸病逝。他在久病之际支持我远赴香港攻读，却终于未能亲眼看到我带上博士之帽。我将此学位论文献给我的父亲刘建明，一个无缘读完小学、却大半生被称为“刘老师、刘校长”的中国教师。他的自学精神是我学海行舟时的永恒动力。

原文2000年6月 发表于香港城市大学  浏览：693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6/15 9:4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