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 　　2006年2月22日星期三，农历正月二十五，一场噩梦已经悄然降临，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正在向我们逼来。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正面临着生死离别。 　　上午11点永根来单位找我，在电话里只说让我下楼一趟，有事跟我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近来一段时间发低烧，去了几次医院，我知道他刚从医院回来。坐在永根的车上，听着他轻描淡写的说：医院让他去住院检查，说他肺上有结节，尽管他说的轻松，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病情的严重程度，更不知道此时他自己已经知道了可怕的病魔--肿瘤，已经占据了他的肝脏和肺部。实际情况是周一（20日）胸部拍片就怀疑是双肺转移瘤，当天就做了胸部CT，预约周二（21日）做腹部CT。结果是肺部确认有肿瘤后，当天就确诊为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住院的目的是医院准备给他做肝部介入治疗，可他对我却什么也没说，几天来自己默默忍受着一切。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得知自己得了这么可怕的病，他竟然那么冷静的面对我，自己开着车来我单位，说完情况后还要自己回家取东西去住院。但是一听到要他住院时，我的心已经开始颤抖了，一种不祥的预兆袭来。我们马上回家做了简单的准备，这是永根最后一次开着他的爱车蒙迪欧来单位接我，把车开回家后停在了地下车库,下午我们打车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住进了广安门中医院。记得当时办完手续到护士站，护士看了看我们，还问了一句，“谁是病人？”可见当时的永根从表面看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女儿下班后去医院看他，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我像病号吗？” 　　晚上我想去永昌家，把他住院的情况告诉永昌，可他不让去，说周五永昌要去五台山，等回来后再说。还跟我说做介入没什么事，就跟打一针似的，这时的我还没想到病情的可怕程度，就听了他的劝说，暂时没告诉永昌。第二天永昌打电话找他时才知道他住院了，就马上赶到医院。下午五点多又陪永根带上CT片子去人民医院找李剑锋。我和两个孩子在住院部等他们回来，从人民医院回来后，跟我说不在中医院做介入了，准备联系肿瘤医院。实际上当时李剑锋已跟永昌交待，说已经太晚了，恐怕时间不多了。在中医院做怕有危险，肿瘤医院做介入有经验。 　　就这样剑锋周末开始联系肿瘤医院，2月27日（周一）一早永昌跟剑锋去了肿瘤医院，落实好病房，于当天下午从广安门中医院转入肿瘤医院的介入病房。 　　到肿瘤医院后，剑锋马上找人准备安排周四做介入。这期间对介入治疗做了一些了解，得知介入对单一的比较小的肿瘤效果好，能延长生存期。而永根的肝部就有四个，且有一个大的已近10cm，肺部的还不能做。根据这种情况做介入的意义不大，周二下午我找到准备给永根做介入的刘大夫问了一下情况，第一次从医生的嘴里听到了可怕的宣判：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就是两到三个月。但这时的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根本不能相信。想到午饭后，我们还一起去了龙潭湖公园，我们沿着湖一路走着聊着，幻想着出院后我们都不上班了，天天在一起不分开，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公园。 　　晚上我去了永昌家，跟他讲不能让永根知道这一切，如果他知道了这些，心里太痛苦了。也别告诉李洁，我只想在这不多的日子里，减少永根的痛苦，减少孩子的痛苦。这天开始，同事朋友陆续知道了永根住院的情况。周三王志斌从大庆来北京，打电话找永根，听说永根住院后，执意要来医院看望，也知道了永根的病情，并得知周四做介入手术。这时剑锋又通过朋友了解到内科副主任崔承旭目前正在试验用一种美国进口的药进行药物化疗，剑锋认为可以试试，决定先不做介入手术了。 　　抱着一线希望，3月2日一早我们又从肿瘤医院转到三环医院的肿瘤内科十五病区，准备用药物化疗。这期间晚上睡觉有明显出汗现象，为了能让他休息好，3月3日开始我们每天晚上回家住，早上7点以前再赶回医院。3月8日9日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38.5℃左右的高烧现象，出汗特别多，出汗后就退烧。3月5日是个星期天，这时永根精神状态还很好，只是比以前略显消瘦。我们全家一同去中国照相馆照了全家福，为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3月11日以后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现象，说明胆红素过高，开始影响食欲了。这之前吃东西一直还可以，只是每天下午开始低烧。入院后，经抽血检验，总胆红素一直高于可以用药的指标。大夫讲如果胆红素降不下来，用了药只会加速死亡的时间，就这样经过保肝、降胆红素的输液治疗，在输液的同时我们试着喝野生灵芝水及广安门中医院朴炳奎大夫开的中药。胆红素一直就降不下来，没办法用药，药物化疗的一线希望破灭了。由于在肿瘤医院一直进行不了实质性的治疗。3月14日剑锋过来与崔大夫进行了沟通，想安排永根去北大医院做个合磁共振，看是否是由于肿瘤压迫胆管排不出黄，致使胆红素降不下来。这时剑锋又了解到北大医院三部采用热疗的方法治肿瘤效果不错，于是16日一早我们带着CT片子来到北大医院，找到主管热疗的方大夫，准备转到北大医院接受热疗。17日上午在北大医院住院二部做的合磁共振。就这样经过了19天的治疗，胆红素指标还在升高，这时我们决定转院了。 　　3月20日转院到北大医院三部。一早我同永昌先去办住院手续，然后回来接永根，中午12点前赶到北大医院，住进了热疗科借用呼吸科的单间病房。这期间除4月10日、11日在北医二部做胆管支架住了两天，在这间病房里，我陪永根度过了51个日夜。21日凌晨3点，永根的右胸下开始疼痛，下午4点打了一针止痛针，疼痛有所缓解，晚上睡觉还不错。从这天开始每天吃两片齐曼丁止痛片, 虽然再也没说痛,我想他一定是自己忍着不说。22日以后晚上开始出现38℃以上的高烧现象。23日做了第一次热疗。这次热疗后开始出现憋气，晚上比白天厉害，睡一会儿就被憋醒。体温从热疗完的39.5℃降到38℃左右，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25日以后体温缓慢下降。 　　3月28日又做了第二次热疗，这次做完后憋气现象加重，腿出现浮肿，肚子渐渐大起来了。化验结果白蛋白只有24，大夫讲白蛋白低也会引起浮肿，30日输液开始加人血白蛋白，这以后病态越来越明显，吃东西大不如以前，食量明显下降，医生要求开始控制饮水量。 　　4月1日早晨由永昌把永根住院的情况通知了兄弟几人。4月5日做了第三次热疗，这次用了少量的药，除了依然感觉憋气外，肚胀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了。吃东西越来越少，并且不能吃油腻的食物了。于是10日去北大医院住院二部外科做了一个胆管支架手术帮助排黄，手术过程让永根受了很大的痛苦，但并不太理想。大夫讲支架只对主胆管起作用，如果小的分支胆管堵了，起不了作用。12日转回住院三部，这天浮肿加重，两脚肿的穿不上袜子，肚子也胀的很大，可能是因为做支架后不能进食，葡萄糖输的太多了引起的。13日开始想吃凉的东西。擤鼻涕时左鼻孔有出血症状。14日晚上开始吃永昌从固安带回的中药，15日开始消肿，体重由4月10日~14日的82.5公斤降至80公斤，16日基本不肿了，肚子也小了，体重还在下降，每天平均降2公斤左右。这天上午我的两个同学从大庆坐火车过来，准备参加李洁的婚礼，下车后先到医院看望了永根，当时永根跟她们讲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并让她们经常过来陪陪我。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永根说这些话的意思，想的都是他对我的关心，对我的体贴，对我的宽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他，没有照顾好他，让他得了这种可怕的病，他当时心里一定特别难过，一定想到他不能陪我了，所以才跟同学讲经常过来陪陪我。可我当时不相信永根会离开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17日我们开始找医生请假，准备18日回家参加女儿的婚礼，但医生不同意，说病人随时都可能出现大出血，出去是很危险的，整整一天也没有办成，但我们没有放弃，如果永根不能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心里会很难受，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直到下班后永昌才联系上热疗的方大夫，晚上7点半方大夫赶回医院，同意在请假申请表上签字，圆了永根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18日一早起床抽完血后，大鹏开车来医院接我们，回家参加李洁的婚礼。到家后，永根躺在小屋的床上，边休息边等候陆续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精神还不错。10点钟我们离开家，坐车去丰泽园饭店，就这样离开家后，永根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一走就永远告别了他深深眷恋的家。 　　10点58分婚礼开始，在婚礼上永根还讲了话，为两个孩子留下了16个字夫妻恩爱 勤奋互勉 健康幸福 白头偕老。一直坚持到中午12点多婚礼仪式完，为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幸福美好的时刻留下了最后的录象，永久的怀念。随后只吃了一点面条，大鹏开车送我们俩先回到了医院。下午2点多，大夫找我签危重病人抢救方案的通知单，我马上给永昌打电话。下午4点多永昌过来，经商量后，我在危重病人抢救方案通知书上沉重的签了“放弃有创抢救”六个字。 　　4月18日是李洁大喜的日子，也是医院下病危通知书的日子。我只能自己承担着悲痛，背着永根在走道里哭。随之以后的日子，天天都过得心惊肉跳。每隔一、两天就要抽一次血，不停的根据化验指标调整输液的用药。20日剑锋又请来了外科的赵建新教授，提出了新的用药方案，增加了抗免疫力的药。实际上当时所做的一切，也只能是缓解病情，减少痛苦，这时永根偶尔摸着右腿膝盖以上外侧说有点疼。当时赵教授判断也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4月23日开始输血浆，这时的体重维持在71公斤左右，24日的化验结果最令人高兴，胆红素从18日的320降至176，26日又化验了一次，结果下降至150多。永根这期间还能少量吃点米饭、火烧、饼干、猪肝等食物。这时我们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期盼着下一次热疗。但大夫对我讲了一个情况，永根的血项太高，而痰培养未查出有炎症，所以怀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肿瘤本身引起的，如果这样不影响继续热疗；另一个是肿瘤侵蚀到骨髓引起的，这样治疗就没有意义了。要想确定原因必须做骨穿，但骨穿危险大、又受罪，即使确诊了也无法治疗了，因此我与永昌商量决定不做骨穿了。 　　因为胆红素下降，能吃点东西了，肚子也小了。4月28日我们抱着很乐观的心情接受了第四次热疗，盼望着奇迹发生，并能回家过个五一节。可这一次热疗后，病情却一天天加重，一直感觉恶心、吃不下东西。人开始明显消瘦。虽然体重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71公斤左右，但因为腹水的原因，人看上去一天比一天瘦，皮肤也越来越黄。 　　5月1日开始每天要吃冰棍，说心里烧的难受。这天胆红素上升到238，以后就一直上升，到走的前一天高达417。5月2日凌晨1点多，咳了4口血痰，吃了两片云南白药，止住了咳血。5月4日起床时，两个鼻孔相继出血，情绪也很不好，跟我说不想治了，想回家。我当时也特别想让他回家，可此时的病情却不允许我们回家。他每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喝汤药都很难了，一袋200ml的中药喝不完就恶心，一顿只喝几口粥，完全靠输液支撑。我只好劝他说，等病情稍好一点、稳定一点咱们就回家，可就是不见好。我心里特别害怕，真怕永根离开我们，每天晚上我都准备好吃的，让孩子过来吃饭，多陪陪爸爸，可老天爷给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太短了。5月5日以后血氨开始升高，体重开始下降，同时体温血压也开始下降，再也没有出现过发烧，最高36.9℃，血压最高时为90/60，手开始发抖，两腿没劲，一动就喘，自己什么也不愿意做了。只能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他在走道上活动一下，透透空气。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昏睡时间长，大夫跟我讲血氨过高会影响大脑的思维，注意一下有没有思维不清楚，手抖也是血氨过高引起的，当时的情况令人心惊胆战，5月10日这天体重降至68公斤，是住院以来最轻体重，这天好说歹说才同意我为他擦洗身子换衣服。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为他换衣服。 　　5月11日早上6点的体温刚刚36℃，9点40分降至入院以来最低体温35.7℃，傍晚5点多钟，永昌从固安取回了新配的中药，当时他还在昏睡，永昌叫醒他后，让他看了取回来的汤药和药面，药面已装入胶囊里，一次要吃20多粒，他说没想到要吃这么多粒，吃不下去，我就把胶囊去掉，调好药面让他喝了。当时头脑特别清楚，看到永昌买的柴鸡蛋，还说下午大夫说了，不让他吃动物蛋白，所以他不能吃鸡蛋。晚饭喝了小半碗粥后，两个孩子还用轮椅推着永根在走道里转了几圈，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永根最后一次下床。那晚他上床后两个孩子就走了，20：40喝了点西瓜汁，我为他接了最后一次尿，9点以前又喝了新配的汤药就睡了。睡前我还问了一句看不看电视了，他说今天累了不看了（记得他走前看的最后一部电视剧是新英雄虎胆），你自己看吧，大概12点多的时候我还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凌晨2点多的时候我看他难受的撕扯衣服，就帮他把病号服脱掉了。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此时他的动作可能都是无意识的，这时已经开始处于昏迷状态了。还问他为什么没有尿，见他没说话，就想让他继续睡吧。直到凌晨4：40分，我才感觉到不好。叫他还是没有反应，喘气的声音很响，就赶紧把值班医生找来，实施仪器监测。4：53分—心率78；血压62/31；血氧100；呼吸21。这时大夫大声叫着李永根的名字，却怎么也叫不醒，医生判断为肝昏迷，马上打升压针，血压上来了，但医生说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赶快通知家里人吧。 　　5：20分左右我给永昌打了电话，接着又给李洁打电话。他们分头来了后，又通知了其他家里人。8：20分我离开医院与小杨一起去为永根买最后的衣服。其实早在4月中旬前小杨就跟我提过为永根准备衣服，可我当时接受不了，想永根不会这么快就走。永根走的前两天我感觉到了不太好，下午永昌来医院，我跟他提起想为永根准备衣服，晚上小杨来电话，我们约好星期六去准备，可是永根在星期五就提前走了，我还没来得及为他准备好衣服，真是对不起他。9：50分大夫与永昌商量后撤掉了抢救用的仪器，9：58分大夫宣布永根的呼吸停止了，永昌给小杨打了电话，我感觉到。这时我刚在西单商场为永根买完鞋出来，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爷哭泣着为永根送行。11：10分我和小杨为永根买衣服回来时，永昌、大鹏和小范已经为永根擦完了全身，剑锋为永根抽出了大约4L的腹部积水。为永根穿完衣服后，由永昌和小范跟车将永根送至北大医院二部的太平间。 　　5月14日早7：08分在北大医院殡仪馆为永根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7：40分仪式结束后前往八宝山火化。8：10分到达八宝山后开始办理火化手续，10：10分取回的骨灰。10：30分开车前往门头沟区万佛华侨陵园安葬，将近11：00时到达陵园，办理安葬手续后，我们来到陵园的吉祥区、仁惠园、O组2-47号墓地，11：30分安葬完毕。这块墓地是永根生前选好的，记得是在4月9日我同永昌小杨去选墓地，回来后我给永根画了一下陵园的平面图，选好了这快墓地，因为以前他知道这个陵园，前一年的秋天我们开车去戒台寺，路过时看到陵园的大殿，还下车在大门外停了一下。开始准备选墓地时永根还瞒着我，后来又委婉的跟我解释，活着时选好墓地可以延寿，但我想在这个时候选墓地，他当时心里的真实感受一定特别难受。 　　自2月22日确诊住院到5月12日永根走，80天的时间，永根自己默默的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听永昌说他对自己的病情特别清楚，曾经问过他还能活多少天，明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怕我难受，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题，还跟我说出院以后如何如何，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想起来就心痛，就后悔。心痛他当时的感受，后悔没有劝说他把内心的痛苦对我发泄，对我倾诉。80天的时间，所有的亲朋好友，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无力挽回永根的生命，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现实让人感到万般无奈，就像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噩梦，回想起去年的4月16日我们才搬到新家，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永根精心挑选，精心布置的。早在搬家一年前就开始为布置新家做准备，不停的转家具，家装市场，从装修到搬家永根忙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可在这个家住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也回不来了，把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看到永根买的花长的枝叶茂盛，看到永根买的米面还没有吃完，看到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让人想到永根，想到他为这个家所付出的心血，想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有一种痛彻心肺的难受。如今永根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家。我们永远失去了最亲的人，生活从此失去了欢乐与幸福。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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