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而显忠良。明代初期的一场“靖难之变”，涌现出了一批爱国忠勇之士。其中著名的人物中，就有潞州人连楹和暴昭。史书上将他们二人赞之为“上党双忠”。 　　　　我们这里先介绍一下他们的简单生平，再讲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连楹（1354－1402年），字子聪，号栋宇，潞州襄垣县人。他聪颍好学，“凡所撰述，挥毫而就”。明洪武五年（1372年），连楹中壬子科举人，乡荐入国子生。开始官为承务郞，明太祖看他精通经史，调任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赞读。只因他性格刚直孤沉，不避险难，常拿当朝纲纪中的弊病与历朝衰落的教训撰写文章，作为教材去给太子讲授，太祖多次劝阻，他毫不在意，仍直言不讳。 　　　　洪武十二年（1379年），太祖恶其刚直，爱其忠贞，转任他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巡城巡仓，操江历俸十有余年”。连楹在任期内秉公执法，太祖曾用“忠心刚直，明视听达，民情格尽”表彰其政绩。连楹的御史职连任23年，实为明代“激浊扬清”的名官。 　　　　暴昭，潞州羊堡里（今长治郊区店上乡杨暴村）人，其家为当地望族。明太宗洪武年间，暴昭由国子生授大理寺司务，后又任大理寺副丞和少卿。洪武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三十一年升刑部尚书。暴昭耿介有峻节，布衣麻履，以清俭知名。 　　　　话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由于太子朱标早在38岁时已病亡，便由皇太孙朱允炆正式即位，改年号为建文。这年朱允炆22岁。 　　　　年轻的皇帝即位之后，重用老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一反明太祖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同时又选派廷臣24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建文帝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对于佛道势力多占良田的情况也加以限制。在朝廷内，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建文帝在官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在建文帝在位的四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可以说建文帝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以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一阵清风。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正当建文帝行新政之际，大明王朝却祸起萧墙。 　　　　原因是建文帝登基之后，鉴于各地藩王（即他的各位叔父）“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担心会造成西汉时的七国之乱，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朱允炆没有先削实力最为强劲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这样打草惊蛇，使得燕王抓紧时间，做好了准备。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市）。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已将他锻造成为一个足智多谋、野心勃勃而又深谙世道的藩王，因而也成为皇权的最大威胁。公元1399年7月，朱棣在充分准备之后，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以“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挥师南下，发动了意在夺位的“靖难之变”。 　　　　建文初时，刑部尚书、上党人暴昭曾任北平采访使，他对朱棣谋图起兵，早有觉察，并曾向朱允炆多次密报。朱棣起兵，建文帝部署兵力，奋力平叛，设平燕布政司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暴昭即以兵部尚书身份负责平燕事务，与山东布政使铁铉等悉心策划。 　　　　在最初的平燕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大将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暴昭以后也被召回了朝中。尽管燕军气势汹汹，并曾攻下城邑，但却旋得旋失，鏖战三年，燕军仅据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战争出现僵持局面。但这时朱棣从皇廷内线得知京都应天（今南京）兵力空虚，于是改变以往攻城夺地的战略，遂率燕军南下，直捣京师。 　　　　建文四年（1402年）6月，燕军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屯兵金川门。 　　　　此时的建文朝廷内已乱作一团，在朝百官，恐慌万状，大有不击自溃之势，京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地方将领此时却按兵不动。左都督徐增寿密谋私通朱棣，被朱允炆处死。连楹与御史董镛，誓死报国，对大小臣子声言“不效忠于本朝者”处死，顿时使群臣肃然。但由于不法宦官做为内应，当时负责守卫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大将李景隆，打开了金川门，投降燕军，朱棣领军进入了南京城内。 　　　　当燕军进入京城南京之后，朝廷侍从杨荣则请燕王朱棣先去拜谒祖陵，实则是借机献媚劝进。 　　　　此时，御史连楹与董镛得知，立即赶到那里。“不识时务”的连楹，竟是仗义执言，连连向朱棣发出厉声责问： 　　　　“以臣篡君，可谓忠乎？” 　　　　“以叔残侄，可谓仁乎？” 　　　　“背先帝分封之制，可谓孝乎？……” 　　　　朱棣一时被问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连楹说着，已一步步逼近了朱棣的马前，他举剑欲刺举剑，因燕军兵将护挡，不得近身，反而被涌上前的燕军抓获。 　　 　　 　　 　　 　　 　　连楹举剑刺向朱棣 　　 　　 　　　　朱棣大怒，立即命令典刑官将连楹杀死。连楹临死不屈，大义凛然，慷慨引颈。史书上说，当燕军杀连楹时，连楹“从容引颈受刀，有白气冲于天，尸僵立不仆，色如平焉。”董镛也同时被杀。 　　　　当此时，燕军尚未攻入宫中，朱允炆听说连楹的壮举后，叹道：“如此忠臣，朕却不重用，这是朕的过错，悔之不及啊，朕还不如一死以殉社稷。”说完，拔刀就要自尽，被左右死命阻止。 　　　　当燕军的喊杀声逼进皇宫时，朱允炆下令纵火焚毁宫殿，皇廷宫室倾刻间变成了一片烈焰熊熊的火海。 　　　　燕军杀入宫中后，搜寻了三天，始终却找不到朱允炆。追问内侍，他们也不知朱允炆的去向，更不知是死是活，只说是他下令纵火后就不见了踪影。马皇后和大多数妃子、内侍都被烧死。内侍们怕朱棣不信，不得已，只得拣一具烧焦了的尸体，指认为建文帝。朱棣命人从灰烬拨出残骸，已是满身焦烂，四肢不全，更分不清男女。只得下令以天子礼加以安葬。 　　　　“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得了皇位，这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他登基后，立即清洗过去亲近建文帝朱允炆的大臣，即下令穷治所谓建文“奸党”。暴戾的朱棣，以致发明了“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瓜蔓抄”。江南名士、文学博士方孝孺，因为不给朱棣起草即位昭书，于是酿出了一场杀方孝孺“十族”（九族加门生）共873人的惨祸。 　　　　瓜蔓抄中，灭族株连被杀的人数达数万之多。连楹虽死，其家族也不能幸免。 　　　　殉难的重臣中，自然也少不了暴昭。燕军攻入京城，暴昭是朱棣首批下令抓捕的29位重臣中的一个。暴昭被抓，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激烈陈词，义形于色。残暴的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而死”。 　　　　连楹和暴昭在“靖难之变”中的忠贞不渝的精神、宁死不屈的气节，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赞颂。明代万历年间，广东道御史屠叔方以连楹“忠于明皇”为理由，向皇帝奏本说：“立国于天地，以纲常为先，置身于朝廷，以忠义为本”，“恳圣恩推广明诲，大慰忠灵，以培圣代纲常”，要求为连楹建祠树碑立传，以慰忠魂。皇帝准其奏，并亲自写了“悯忠诗”一首云： 　　 　　　　　　　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史楹。 　　　　　　　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 　　 　　　　对连楹的在“靖难之变”中的壮举，做了公正的评价。 　　　　明代时，连楹和暴昭以潞安“双忠”入志，家乡人民为他们建立了衣冠冢，以表达对忠烈千秋的怀念。 　　　　朱棣也并非等闲之辈。叔侄相争，他取代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亲征北狄，东击倭寇，西抚诸戎，南下西洋，其功绩也是卓著的。开创了明王朝的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中国也为世界所瞩目。 　　　　但建文帝的生死，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下令纵火后，自己与少数随从从地道中逃出，乘船潜往云南，削去头发，改换僧装，自号应文，浪迹天涯。朱棣闻知后，一直怀疑建文帝仍活在世上，甚至有可能存亡海外。 　　　　朱棣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后患。他曾派户部郎中胡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寻找朱允炆。后来，他又命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当然首先是为了借以宣扬国威，交通各国，了解世界，但其中也隐匿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机到国外去寻找朱允炆。结果除了诸多这样那样的传闻，建文帝朱允炆仍然是没有找到。 　　　　历史的长河烟波浩淼，万民瞩目的封建帝王们，一个接一个地演完他们各自的荣辱悲欢，或名垂千古，或臭名昭著。而我们的“乡党”连楹和暴昭，却在煌煌史册中留下了他们的英名。尽管我们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中，并不能了解他们人生的全部，但至少，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至少，我们可以从那些风云变幻的往事中，捡拾起某些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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