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先生字晓邨，1902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先生1923年毕业于辽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此后做过家庭教师，教过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曾任县教育局局长、省教育厅股长。“九·一八”事变后又回到中学教书。1936年流亡到关内，辗转于陕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1940年9月入四川乐山复性书院师从“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学习。1941年11月到流亡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解放后曾先后任东北文物管理处研究员、东北图书馆研究员兼研究组组长。1954年1月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吉林大学工会主席、图书馆馆长、历史系主任。“文革”后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吉林省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现任吉林大学历史系名誉主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顾问，吉林省史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前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顾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尤以《周易》研究和孔学研究的卓著成就而享誉国内外。现已出版学术著作14种，发表论文近百篇。他的许多学术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其中《中国奴隶社会史》获国家教委第一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此书还与先生所著《学易四种》共同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周易全解》获国家教委优秀学术著作奖和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吉林省图书一等奖，《〈尚书·虞夏书〉新解》获教育部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先生早年读书，遍及群经和诸子百家。就读于复性书院时，先生集中精力研读清人的经学著作，并撰写了《春秋释要》一文，深受复性书院主讲马一浮先生赞许。执教于东北大学时，先生为中文系学生讲授经学，并在东北大学《志林》学刊上发表了《研治经学的方法》等论文。可见先生早年的学术兴趣主要在经学。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之后，先生为适应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时又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先秦典籍的优长，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很快成为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清人张之洞说：“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正是“由经学入史学”之路。 　　现将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概述如下： 　　一、《周易》研究 　　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易学专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先生就开始钻研《周易》，自称“读《易》成癖”。然而《周易》是一部奇特之书，先生当时虽然读了许多研究或注释《周易》的书，但有些问题一直弄不清楚。1939年夏，先生读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深受启发，遂觉《周易》中的许多难题都可以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了。于是利用寒假时间写成《易通》一书。该书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周易》研究的著作，也是先生的成名之作。1942年，《易通》一书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三等奖。1945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解放后，先生陆续发表了《易论》、《说易》、《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等研究易学的论文20余篇。80年代，先生连续出版了《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等易学著作。最近，先生又出版了《〈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一书。先生在70多年的易学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易学思想体系，对《周易》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生的易学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点：(1)《周易》是蕴含丰富、思想深刻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产生于原始宗教，卜筮只是它的外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2)汉人在易学研究中搞“象数学”，宋人在易学研究中搞“图书学”，清人又回头搞汉易，把易学研究引向了歧路，这是应当彻底批判的。由孔子奠基，由王弼、程颐发扬的义理派的易学观点和方法是应该加以继承的。(3)《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没有《易传》，后人就无法理解《易经》。《易经》与《易传》产生的时代不同，但两者的思想是一致的。(4)孔子对《周易》有伟大的贡献，《易传》基本上是孔子所作，孔子通过《易传》对《周易》所蕴含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5)《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结构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系辞》说：“乾坤其《易》之蕴耶！”又说：“乾坤其《易》之门耶！”表明乾、坤两卦在六十四卦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余各卦都是乾坤两封的发展和变化。六十四卦以既济、未济两卦结尾，也含有深义。从乾、坤到既济、未济，表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序卦》云：“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反映了《周易》作者深刻的辩证法思想。(6)殷易《归藏》（又名《坤乾》）首坤次乾，《周易》首乾次坤，反映殷周两代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区别。首坤次乾，反映“殷道亲亲”，表明殷代氏族社会残余较多，重视血缘关系；首乾次坤，反映“周道尊尊”，表明周代政治统治已居于主导地位，更重视阶级关系。《归藏》和《周易》一书实际上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周易》的作者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可是他创作的《周易》却无意中与辩证法暗合。先生认为《周易》的作者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表达了辩证法思想。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在该书的《序》中对金老在易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大国，赋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过去我们开掘得很不够。这里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思想障碍’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往往局限于辩证法、哲学的名称、词语而遮蔽了它的特有内容和实质，对《周易》的认识状况就说明了这点。我认为金景芳先生以辩证法解《易》是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它定会在未来的思想史上结出丰厚的硕果。” 　　二、孔子研究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生对孔子的研究曾下过大力气。“文革”期间，先生因研究孔子而被称为“孔教徒”。除《孔子新传》外，先生研究孔学的文章有将近20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论孔子思想》(1957)、《论孔子学说的仁和礼》(1962)、《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79)、《孔子对〈周易〉的伟大贡献》(1987)、《孔子所说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1989)、《论孔子的思想有两个核心》(1990)、《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1990)、《孔子的这一份珍贵遗产——六经》(1991)、《论孔子》(1994)、《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1995)、《论孔子的仁说及其相关问题》(1996)等等。先生曾说：“中国之有孔子，毋宁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先生认为，孔子思想并不是孔子个人的思想。孔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信而好古”，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国古代全部优秀的思想文化都经孔子继承并发扬光大。孔子在研究、整理和传播古代思想文化方面有伟大贡献。“六经”就是孔子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研究孔子思想必须研究“六经”，而不能仅依据《论语》。“六经”中的《周易》与《春秋》对研究孔子思想尤为重要。先生认为孔子学说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一个是“仁义”。由“时”派生出“中”，由“仁义”派生出“礼”，“时”是更基本的，表现孔子的宇宙观；“仁义”则是从属的，表现孔子的历史观。孔子所说的“仁义”既有时代性，又有超时代的意义，在今天甚至将来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先生认为孔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唯物的、辩证的。今日欲弘扬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应当很好地继承孔子的这笔精神财富。孔子的政治思想有其保守的一面，因而每当社会面临重大变革时，孔子及其学说往往遭到激烈批判，这是必然的。孔子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每当革命风暴过后或动荡局面结束，统治者总要搬出孔子，宣传孔子的学说，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般说来，孔子思想适用于“治”世而不适用于“乱”世。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乱”一“治”，因而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批判，又不断地被尊崇，这恰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的政治需求。先生特别强调，在孔子研究中，应当把孔学与儒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孔学是指研究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学问，而儒学主要是指汉儒之学和宋儒之学。汉儒和宋儒虽然打的都是孔子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传承的多半是孔子学说中的糟粕。因此，绝不能把孔学和儒学混为一谈。此问题先生在《孔子新传·序》中有详细的论述。 　　三、史学理论研究 　　先生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能仅在词句上下工夫。作为史学工作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史学研究。先生的史学研究能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直接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先后在史学理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这个问题是建国以来史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争论的最大焦点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间问题。50年代初，史学界曾召开过全国规模的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很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参加了当时的大论战。《历史研究》编辑部先后编辑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分别于1955年和1957年先后出版。后来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一度中断，原因是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赞同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说。一时间，古史分期问题几成定论。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说被当作官方认可的学术观点写进了各种历史教科书，原先积极参加讨论的多数学者只能三缄其口。先生没有参加50年代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先生已经概括地阐述了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基本意见。1979年，《历史研究》在第2、3两期连载了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一文。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对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说公开提出异议，并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先生又在《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文章，对古代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先生认为，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应以国家的产生为标志。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标志。因此，中国奴隶社会以夏启杀益夺权，建立夏朝为开端。先生认为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全面确立是由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的。先生对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特征作如下概括：“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井田制，即土地公有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土地私有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则为郡县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礼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法治。所以，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井田制、分封制和礼治向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和法治的转变。”先生的这种分期意见被学术界称为“秦统一封建说”。这种分期说已经在史学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2)关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问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国是怎样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这一过渡时期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完成？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论述。先生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先生在着手撰写《中国奴隶社会史》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的问题。1977年，先生写成了《谈谈中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问题》，发表于该年《理论学习》第11、12期合刊。《光明日报》1978年2月1日也刊登了这篇文章。先生认为：中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是由夏后启杀益夺权开始的。夏、商、周虽然都是奴隶社会，但夏代与商、周两代是有差别的，夏代具有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性质。当时兰州大学的刘文英先生看过这篇文章后，写了一篇与先生商榷的文章，寄给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先生读后，建议《吉林大学学报》发表刘文英先生的文章，同时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问题的讨论——答刘文英同志》，与刘文英的文章一同发表于该刊1978年第5、6期合刊。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就刘文英文章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商榷，从而使过渡时期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先生指出：由无阶级的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不同于阶级社会内部的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它势必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由国家部分出现开始，到国家完全形成为止。在过渡时期内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并存；经过若干世纪变革，才逐步由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古代典籍中记载夏代有伯明氏、斟寻氏、豢龙氏、有穷氏、有鬲氏、昆吾氏等等，正是夏代还大量存在氏族制度的证明，因此不能说夏朝的建立是过渡时期完成的标志。(3)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精辟论述，是先生在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创见之一。先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实际，明确指出，奴隶社会的阶级是等级的阶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非等级的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公开对抗。一些史学家在研究奴隶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时，总是套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公式。实际上，在奴隶社会，不存在用胜利的奴隶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不同。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不存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因而也不可能出现足以推翻奴隶主阶级的大规模奴隶起义。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先生研究了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发现提出这种错误观点的是斯大林。后来前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在一本普及读物中对斯大林的观点加以引用，遂在中国广泛传播。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竟被当作金科玉律。先生率先对此提出质疑，于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题为《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理论界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四、古代典章制度研究 　　先生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成就最突出、在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宗法制度的研究和井田制度的研究。 　　(1)宗法问题在先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今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宗法制度，但大都不得要领。与宗法制度相关的很多重要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先生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宗法制度》一文。这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来解释宗法制度。认为宗法制度产生于周代，是在阶级关系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对血缘关系进行的改造、限制和利用，目的是隔断血缘关系对天子、诸侯之君权的干扰，同时发挥宗族对君权的捍卫作用。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道破了宗法的本质。关键问题解决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例如，宗统与君统的区别与联系；为什么大宗百世不迁，而小宗五世则迁；宗法制与周代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有何关系；宗法制实行的范围和起止的时代等等。这些问题前人花费很多心血都未能论述清楚，而先生却举重若轻，把这些纷纭复杂、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论宗法制度》一文充分显示了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雄厚功底和真知灼见。先生是以《论宗法制度》一文为起点正式步入史学论坛的。先生在史学论坛上甫一亮相，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论宗法制度》一文在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难点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廓清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 　　(2)井田制度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为井田制度实质上涉及中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中国奴隶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对井田制度缺乏了解，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就无从着手。20世纪初，学术界曾就井田制度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很多学者都否定井田制度的存在，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井田制度的存在，但却对井田制度的具体形态做了错误的解释。先生在《历史研究》杂志1965年第4期发表了《井田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一文。1981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至4期连载了先生的《论井田制度》。1982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论井田制度》的单行本。先生认为，井田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农业公社或马尔克的土地制度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井田制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重新分配。胡适戏称井田为“豆腐干块”，其意在否定井田的存在。“豆腐干块”虽非庄语，但却恰当地道出了井田的最大特点。古代耕地之所以要划分为“豆腐干块”，与欧洲的“棋盘状耕地”或“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一样，都是为了便于把这些耕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重新分配。这种制度的实行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或某个大人物的设想，而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先生认为，中国井田制度从夏初开始实行，经商代到西周，井田制达到充分发展。春秋时期井田制开始瓦解，到战国时期井田制出现全面崩溃的趋势。至秦统一中国，井田制在全国范围内被土地私有制取代。因此，井田制与奴隶社会相始终，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制度。先生以大量历史事实批驳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错误观点。《论井田制度》一书对于和井田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诸如：国与野，国人与野人，公田与私田，畎亩，南亩、东亩，井田法、沟洫法，贡、助、彻，“五十”、“七十”、“百亩”，“九一”、“什一”，圭田、余夫，耦耕，籍田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对于井田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隶农，作爰田，作州兵，初税亩，作丘甲，为田洫，作丘赋，用田赋，卖宅圃，相地而衰征，书社等等，也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 　　五、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先生取得学术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1996年，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岂之先生写了一篇题为《金老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章，被编入《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中。张岂之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金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金老很注意文献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前人从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没有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的。但前人研究文献，往往过于偏重训诂考据，而忽视了文献的思想内涵。金老在学术研究上力戒汉学与宋学的偏颇，兼取二者之长，将文献学的研究与思想文化的探讨融为一体，从而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第二，金老注重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如果不研究经学，而要求在思想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那是不可能的。金老能把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融为一体，使我们从经中看到古代思想的渊源，又从古代思想文化中看到经的学术价值。第三，金老善于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密切结合。张岂之先生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种有体系的思想理论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土壤。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难点就是科学地揭示历史演变和逻辑演变的一致性。张教授说：“金老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是作出了很大成绩的。他的《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论井田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等论文，实际上构成了金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而金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史的若干观点都与他的社会史观点密切联系着，形成了一个整体。金老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他是一位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的古史专家、古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的论述可以说是对金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成就和特点所做的最精确、最全面的概括。先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有30多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关于荀子的几个问题》、《关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名称问题》、《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经学与史学》、《谈礼》、《论天和人的关系》、《论中国传统文化》等，这些文章发表后都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如《关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名称问题》一文，先生根据《周礼》等典籍的记载，指出马王堆出土的所谓帛画，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旗帜，应当称作“铭旌”，纠正了当时一些权威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错误结论。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一文中，先生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出商人祖先昭明所居的砥石即今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而昭明之父契所居的番即燕毫，今辽宁、吉林两省都出土不少商代文物，证明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这一新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后有不少学者对先生的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表示赞同或提出新的证据对此说加以补充。 　　六、古代典籍考辨研究 　　先生熟谙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对古籍的考辨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典籍中的群经、诸子及历史著作先生都曾下过苦功，其中在儒家经典上所下工夫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先生考辨、研究古籍的著作共六种，文章20余篇，其中研究《周易》的论著所占比重最大。先生在这些论著中，既有对某种先秦典籍编纂背景的分析介绍，如对《尚书》中《尧典》和《禹贡》的研究；也有对某一典籍思想底蕴的深入系统的阐释，如对《周易·系辞传》的研究；还有对这些典籍中某些关键问题的详细考证，如先生在《释“二南”、“初吉”、“三湌”、“麟止”》一文中的精彩辨析，以及对《易传》中因错简、缺文、误增、误改、移入等造成的多处讹误的考证，都极富创见，能发前人所未发，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先生在古籍研究和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 　　按照我国传统虚岁记岁法，先生今年已经高寿百岁。回顾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先生说自己主要做了三件事，即读书、教书、写书。先生常说自己是个“永不褪色的书生”。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从不依草附木，随波逐流。在学术上勇于创新，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向任何学术权威挑战，故能自成一家，以其独特的学术风格赢得学界的尊重。 　　收稿日期：2000-03-23；修订日期：2001-01-08

原文2001年3月 发表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浏览：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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